原创 李钰恒 南都观察家
李钰恒，国际课程IBDP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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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社会分工论”还是“老大哥”的建设论都已经是过去时，现代的社会，需要的是文科和理科结合的，能综合运用各方面知识的整合型人才。
与其沉湎于没有现实意义的文理科之争，不如去思考我们当下的教育是否培养了孩子面对现代议题的能力。文理学科的综合教育意义，即在于帮助学生搭建多种看待问题的框架，从不同视角考量解决方案的合理性，权衡各方利弊，担负起属于他们的责任。
近日，央行官方微信号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论文由四位经济学博士撰写，文中提出“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起轩然大波。
▲ 央行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在结尾部分提出提出“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起轩然大波。 ©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这一观点引发了不少网友讨论文理科学生在个人求职晋升、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优劣。文理科学生的互相鄙视由来已久。《围城》中就有“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之说。在追求科技发展振兴的大背景下，理科生往往占据一定的高地，但是话语权通常在文科生手中。双方划分阵营，你来我往，互相攻讦。然而，事情真的这么泾渭分明吗？
且不说四位博士钻研的经济学在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学科分类中被视作文科，如果他们前述的观点成立，是不是意味着这四位经济学博士本身就是“多余的”？仅仅是从教育改革的现状和趋势来看，研究者如何准确定义文科生和理科生？将人才分为文科生与理科生，以学科背景来评判人才是否有益于国家发展，本身就值得反思。
▌现在的教育趋势是文理不分科
文理分科是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教育制度，即将教学课程分为文科和理科，让学生选择后进行分别教育。在汉语或汉字文化圈语境中，文科（或全名为人文社会科学）是指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涉及人类思想相关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理科实际上是“理工科”的简称，偏向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其中理科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而工科则包括机械，土木工程，建筑学等工学学科。虽然是统称，但是理科与工科是有区别的。理科学科注重理论研究，工科学科注重实际操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理科培养科学家，工科培养工程师”。
文理分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产物，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指出：“文理分科的思想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认为在文科和理科之间，集中精力专注其一，能提高全社会的效率。而建国后实行文理分科的直接原因，则是新中国全方位仿效前苏联‘老大哥’的时代风气——高考制度与高等教育制度亦莫能除外。”
提出“社会分工论”的《国富论》一书出版距今已有两百余年，时过境迁。而随着现代教育学的成熟，以人为本而不是将人视为工具的发展观深入人心，文理分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现在的教育体系，已经在着手改革这样的划分，比如在高考中取消传统的文理区别。
随着高考改革试点的扩大，上海和浙江自2017年高考开始不分文理；北京、天津、山东、海南自2020年开始不分文理；福建、湖北、江苏、广东、湖南、河北、辽宁、重庆自2021年开始改革，打破文理简单分科的局限，以“3+1+2”模式给予学生科目上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说，高考综合改革的方向是取消传统文理分科的限制，鼓励学生探究个性化学习道路，培养更具综合性的人才。
就我所任教的IB国际文凭组织课程来说，高中阶段的学术训练同样不会简单区分学生的文理科特点，而是要求学生在六个学科组中选择六门具体的课程进行研修，这六个学科组分别为语言与文学（母语）、语言习得（二语/外语）、个体与社会（如历史、经济、哲学等）、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数学以及艺术。考虑到不同个体的特点，学生可以在前五个学科组中额外选择一门课程替代艺术课程。
这种课程设置类似美国文理学院的选课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了打通学生对于不同学科知识的理解和认识，核心课程知识论（TOK Theory of knowledge）会引导学生反思知识的本质，探究人类是如何获得那些我们视之为理然当然的知识（how we know what we claim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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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中学停止文理分科之前，大学在招生时，很多专业就已经是文理兼收的了，例如新闻学、（四位博士所在的）经济学和法学等等。对于一些传统观念中的文科专业来说，从业者已经认识到跨学科研习对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意义。
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例，2018年起实施的“2+2本科教学培养改革”允许本科生在前两年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八个专业进行宽口径培养，后两年进入新闻传播专业培养，从而更好地适应目前新闻传播行业发展的需求。可以想见，一个擅长新媒体技术与数据分析的新闻人才，并不能够以“文科生”来简单定义。而经济学既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工具进行数据分析，也需要研究消费者偏好、宏观计划、信息反馈等一系列传统的“文科”内容。更不用说目前大学提供的辅修、双学位等政策，允许学生能够跨越文理的界限，学习本专业以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 《两种文化》是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斯诺（C. P. Snow）于1959年发表的颇具影响力的演讲的第一部分，同年以书本形式出版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书中主要论点是，代表“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的科学和人文科学已被划分为“两种文化”，而这种划分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主要障碍。
▌文理分科不符合现实解决问题的需求
在人才需求多元化、鼓励个性化发展培养学生的现代背景下，还简单把学生区分为文科生与理科生，甚至作出“文科生误国”的判断，本身就已经忽视了时代语境。如前所述，不论是“社会分工论”还是“老大哥”的建设论都已经是过去时，现代的社会，需要的是文科和理科结合的，能综合运用各方面知识的整合型人才。
当下的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依然笼罩全球的今天，数十亿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其中涉及的种种问题诸如医疗支持、药品的研发与分配、信息的准确传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和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生存空间减少导致的种族矛盾以至冲突等都不是单一传统文科或者理科知识可以轻易解决的。
以近期开展的疫苗接种问题为例，医学疫苗的开发研制与实验生产以理科知识为基础，推广宣传与管理分配则有赖于语言文字与社会科学方法。而个体对疫苗的畏惧排斥心理并不能够依靠疫苗的实验数据自动解决，还需要通过人文学科所培养的同理心来沟通劝服。
同样，全球防疫事业的进展也并不能够仅仅通过医药公司的产品销售就自动成功，还需要通过国家之内的协调安排、国与国之间的互助携手才能保证疫苗的公平分配。由此可见，在解决问题上，社会人文学科和理工实验学科本来就不是对立或二选一的关系，而是共同合作以达到目的。
▲ 在解决问题上，社会人文学科和理工实验学科本来就不是对立或二选一的关系，而是共同合作以达到目的。 © BW Education
▌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与其沉湎于没有现实意义的文理科之争，不如去思考我们当下的教育是否培养了孩子面对现代议题的能力。
在现在这个高速信息化的时代，当知识的边界不断拓展，全球化的挑战无处不在，在教育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效表达的“元”能力，要比掌握文理学科的具体知识更为重要。
当孩子在学习科学学科时，老师不再是紧盯考试分数，重复练习，强化公式在不同习题中的应用，而是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训练他们的思维方法，引导他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迁移自己在科学学习中所体验的实验方法，如变量控制及观察，将看似无可拆解的复杂问题细化成可处理的模块，从而逐一思考、各个击破，也许这才是科学学习应有之义。
学生能够，也必须通过亲身经历科学实验，才能真正体悟到简单而有序的科学流程：观察现象、提出问题、设定假说、检验假说、分享成果。学习什么是循证的，科学的思路和逻辑。在循环往复之中，人类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
然而从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尤其是决策时，科学讨论所包含的数据和事实并不应是唯一的标尺，甚至是经济学所说的投入产出的效率，也不是全部的决策依据，还需要兼顾文科所培养的伦理道德和人文关怀。
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大海事件为例，东电提交给世界原子能机构（IAEA）的报告中列出了包括深层地下泵入、用灰浆凝固处理再掩埋、电解、蒸发释放、排到海里这五种方案，这五种方案的费用从几百亿日元到几千亿日元不等，相比之下，排海只需要几十亿日元。如果不从历史上美苏等国的核事故汲取经验，不考虑海洋生物安全以及公民人权，只从价格角度作出此种选择，势必就会带来包括可能的核污染和确定的国际关系紧张等更深远的问题。文理学科的综合教育意义，即在于帮助学生搭建多种看待问题的框架，从不同视角考量解决方案的合理性，权衡各方利弊，担负起属于他们的责任。▲ 文理学科的综合教育意义，即在于帮助学生搭建多种看待问题的框架，从不同视角考量解决方案的合理性，权衡各方利弊，担负起属于他们的责任。 © BW Education
也许有人会说，瞻前顾后地考虑问题，会导致举棋不定，优柔寡断，迟迟不作决策，错失行动的良机。但这一点也正是科学学科所能够强化平衡的。它能够帮助人们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新的科学理论总需要新的实验设计来不断检测，而创设新的实验，也常常能够激活原有认知，完善理论内涵，并延展出未来更多的实验，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的问题。
科学正是在掌握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设定模型、作出决定、不断完善的过程，正如人生分岔路时的选择，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信息，但如果个体能够掌握分析行动、反思改进的能力，以积极心态面对每一次选择，就不用担心一步错、步步错，这是科学素养，也是科学心态。
在个体抉择之外，公司、社会、国家的重要决定往往需要集体决策。同时，很多决策涉及多个利益体，任何一个决策必然有其受益方，受损方和成本支付方，那么，如何权衡各方利益，如何说服不同的人互相妥协，达到最大公约数，这就必然考验人文学科所培养的个体沟通与表达能力、对各方利益的同理心和协调能力。
我们往往认同前者的培养基础在于语言与文学学科的阅读与写作，学生们通过研读多种写作方式与内容，探究其表达效果，从而提升自己的准确表达水平。后者则需要通过历史，政治、文学等方面的阅读来开阔眼界和视角，达到多元包容。
然而，我们忽视了科学学科所重视的量化思维和论证方法同样有助于改善个体的沟通说服能力：如何运用量化数据进行分析，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如何分辨论证有效性，避免有选择性的数据使用或者不完善的逻辑链条？如何解释数据反映出的各方利益和成本？如果研究者在接受文理科教育过程中能够发展出这样的能力，也就不会轻易得出“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结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