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纵横谈”之三
高考最直接和最具高利害性的功能是选拔人才。其效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及文明程度。新高考改革在服务选才方面有哪些硬招？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有什么应对良策？
新高考服务选才新在哪
这次新高考改革有“三最”——是恢复高考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难度最大的改革，在服务选才方面，也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设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考出能力和素养。《2018高考大纲》强调要突出“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四层考查内容以及“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四个方面的考查要求。如高考语文的考核目标与要求，重在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 表现为六个层级。高考数学科考核分为知识、能力、个性品质三个方面的要求，知识要求里又包括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级。这反映了高考选才的基本导向和对社会人才需求的理解。
二是强调考出个性和潜能。增加考试次数和选择机会，统考科目外语试行两次考试，学业水平考试探索多次选择；突破文理限制，给学生更大选择自由，选考科目7选3或6选3，最高达30多种组合；报考方式更加多元，除普通院校统一招生渠道外，还有自主招生、单独招生、定向招生、高职分类考试、免试推荐等多种选择；推行分类考试和错峰竞争，高职院校考试内容、评价方式和时间安排与普通高校分开；继续保留考生通过参加普通高考进入高职院校的通道。这样旨在引导学生扬长避短、激发兴趣、挖掘潜能和个性发展。
三是强调以综合评价招选人才。这次高考招生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旨在构建综合评价考试招生录取整体框架，破除“唯分数论”的弊端。同时，实行包括平行志愿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如上海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录取，学生可以选报24个院校专业组，每个专业组可以选报4个专业，最多可以有96个专业选择。
新高考服务选才面临什么挑战
这次高考改革诸多问题已经凸显出来，而且超出想象和预测。除了科目设置、招考分离、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使用、生涯教育脱节等框架性问题，还有大量技术难题，如分数赋值换算及可比性、兴趣让位利益、选考科目冷热失衡、分散考试加重负担、多次考试“卡位“、教学功利化等。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对选什么才、怎么选才、如何让更多的人成功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
一是高考选才坚持什么导向？面对科技快速更迭、知识经济逐渐成为主体及全球一体化深度发展的大时代，高考考什么内容、选什么人才，仍是核心关切。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选才方向，大致经历了知识导向、素质导向、素养导向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末，除去“文革”10年，这30年主要是知识导向，服务于大生产经济模式，满足有文化和知识化、专业化人才标准，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时期高考服务选才效度明显。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们用了20年时间坚持素质导向，伴随着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一路混战，高考选才出现了深度迷失、困惑和焦虑，也开启了高考改革的艰难探索。近五六年，可以说是高考的素养导向阶段，从沉痛的反思中试图提出新的人才标准，逐渐聚焦到“核心素养”概念，同时也从顶层设计，进行最大尺度的高考改革，名为“新高考”，寄予划时代意蕴。但核心素养是什么、怎么考、考分和素养如何兑换等，既欠缺理论支撑，又没有可靠成熟的技术工具。
二是如何考录和筛查人才？高考如何加算分数、流程如何设计、怎么取舍裁断，看似是程序性操作问题，实则处处是考问价值和技术的难题。如果把能力、品格、价值作为考录人才的目标维度，如何穿透分数本身而评定能力、品格和价值区分度？用哪些证据和指标来评定？如何突破“分数依赖”？如何给综合素质赋值，如何给情感、态度、价值观赋值？很多方面尚未研究透彻，加之技术难题没解决，如何规避风险？
三是怎样让大部分考生各得其所？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和教育的个性化，高中后人才的分流将会越来越多元、多向和多层，高考如何引导分流和精准匹配？特别是对一些有特定志趣、特别潜能和特殊需求的人群，高考能否不拘一格选人才？如何把学术型、技能型、创造型、情感型、领导型等不同潜能的学生区分出来，并推送到对应的大学、高职、独立学院等，不再盲目地拥向北大清华，也别再单纯以考进综合名校为成功标准？让每一个孩子成功，让大部分人各得其所、各归其位，应该作为高考服务选才的更高目标，而不是停留在大部分考分高的学生“有学上”的粗放水平。
四是如何引导学生进行生涯规划？高考服务选才还有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引导中小学生发掘潜能、探寻志趣、提前规划。如何让考生了解大学及其要求，如何培养中小学生对专业、职业、事业的认知，如何指导学生做好生涯规划，这既直接关系到高考选才的效度，同时也受高考选才指挥棒调控。数据显示，我国职场志趣和职业错位的比例很高，直接影响到人生成就、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及民族创造力的发展水平。这是善政善考需要特别考量的，也关乎一个社会的品质。
新高考服务选才还需做什么
一是选才规格要提升层级。我认为，在宏观层面，我国现在高考在“考出什么人才”问题上滞后了。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已开启第三次浪潮，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互联互通支撑下加速形成。这个时代普遍需要具备深层知识和高阶思维的人才，大观点、高概念和整合知识解决问题正在成为人才的“内芯”标配。高考内容应该大幅度增加“深层知识”的考查，突出大观点、高概念、通识性原理的知能评测。
二是考核目标要满足深层结构。在微观层面，目前各科考核目标仍然停留在“识记考查”的基础层级，还不能支撑“能力立意”。如高考语文强调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是按照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的六个层级设置，但这些主要是对应基础知识学习的，这里的所谓能力也还是基础知识层面的解题能力，还不能深化到解决非结构、复杂性、情境性问题。要满足人才素养框架，各科考试命题应该在体现“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应用性”“创新性”上下功夫。
三是加大“软性”分数的比重。“两依据一参考”录取框架中，依据高考成绩是“硬”的，依据学业考试成绩基本处于“零效度”，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仍处于“软挂钩”。自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综合素质评价就作为招生录取的一元，这也是国际经验模式。但我国一直没有实质性地把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升学硬挂钩，原因除了社会诚信难题外，也有综合素质如何表达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总结近20年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探索经验，赋予其分值，实现硬挂钩。一开始可以赋分少一点，由高中学校记录、考核、赋分，按一定权重计入参考分数，再由高校录取时评估赋分，高中学校和高校两者的赋分加值作为录取时参考分数，以发挥综合素质评价的功效。
四是用闭环思维完整系统设计。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其服务选才的功能主要通过评测、分流、招录和反馈等多个环节完成，是一个完整的闭环链条。前文分别说了考什么、怎么考、怎么录的问题。我们还需全面深入研究分流和反馈效度问题，特别关照高考分数低、有特殊潜质、有稳定志趣的学生，是否通过高考配置或推送到目标学校及目标专业。大学要建立高考数据分析反馈机制，中学甚至小学提早进行生涯教育，提升学生对社会、职业及专业的认知，指导学生探索自己的潜质、专长、风格和志趣，并给以个性化的教育支持，采取分层、分类、分项的精准指导策略，尽量实现“每人一张适切的课表”，让大部分孩子尽早找到和进入成功发展通道。
（作者系中关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负责人）
《中国教育报》2018年07月18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