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补贴、高强度工作、超长待机，这是综艺节目实习生的常态。整个节目录制现场，像一台庞大机器在运转。在片场奔走的实习生们则是随处可见的螺丝钉，可以被按进任何需要人手的角落。
文｜金融八卦女作者：陈尧
1.
/“优中择优”/
节目组入校那天，特地选用了一间面积更大的千人阶梯会议厅。
即使如此，来听宣讲的学生们还是挤满了大厅。
郭涛晚到，被人群挤到座位席后的空隙，身边有人站着，有人蹲着，就这么听完了两个小时的宣讲会。
讲台那侧，是学生们都熟知的团队。近年来，好几部现象级的综艺，都出自这家制作公司之手。公司开放实习生，被选中的学生，将会加入一档热门选秀节目的制作。更重要的是，这就像一张通往娱乐圈的门票，进入节目中火热而愉悦的现场。
一直渴望进入影视圈的郭涛投了简历。和郭涛一样，从千人大会中突围，进入面试环节，只有一百来个学生。第二轮筛选过后，这个数字，将陡降至一到两位。
郭涛是这场面试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节目组面向全国几所一本高校招聘实习生，但平均录取率仅仅有0.8%，甚至比某些大厂招聘正职更加严苛。
入组之后，郭涛才知道，团队里有不少北大清华的学生，其余的也都来自国内知名的985/211高校。实习生要么是大型社团社长或是学生主席，要么有类似的节目制作经验。
一起工作时，郭涛悄悄观察过他们，虽然实习生都在幕后工作，但长得好看，也是一项潜在要求。
“优中择优。”郭涛形容道。正是这个高调的开场，给后来的他带来巨大落差。
胡倩是另一档女性综艺的实习导演。她来自一所北方的双一流高校，和许多通过面试的人一样，胡倩将自己的经历总结出来，发在网上。这类“经验贴”，常常引来不少学生围观，大呼“优秀”。
▲图源网络【实习生们在网上分享面试与实习经历】
在网上，她通常只分享了实习的一个侧面。
胡倩常戴着一顶鸭舌帽在节目现场奔走，一只手抓着对讲机，一只手拿着写着艺人出场顺序的文件。有时坐在按键错综复杂的电脑灯控制台调光器前，盯着台上的舞美效果。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份令无数传媒学生向往的工作。另一位刚刚通过面试的网友激动写下：“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至于更现实的那一部分，更多人选择缄口不言。
2.
/“平等”交换 /
在知名综艺节目实习，就像半条腿踩进了娱乐圈。“想红”、“成为焦点”、“得到名利”，身边许多这样的声音，开始频繁集中出现在郭涛的世界里。
哪怕只是机会接近喜欢的明星偶像，也足以让很多年轻人为此变得狂热。
给鹿晗庆生时，郭涛抓住空子，对他说“生日快乐”。
那位平日里无法接触到的顶流明星就站在他眼前，朝他鞠躬，说了句谢谢。郭涛恍然想起，青春期时，那些为EXO组合疯狂的日子。
节目排练，黄子韬会在现场与工作人员做游戏；选秀节目里贴心的女艺人，会给包括郭涛在内的工作人员倒一杯水。
郭涛随手拍摄一条明星离开片场的视频，在微博上阅读量超过百万。第一次从艺人身上瓜分到关注，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热气球，升腾、膨胀、爆炸。实习结束，他再变成一堆碎屑，回到陆地。
成为综艺节目编导，也是郭涛一直以来的目标。他爱看韩国综艺，希望能在国内制作一档有自己名字的节目。
而实习带来的人脉，才是正式进入这个圈子的钥匙。“综艺编剧或者导演的招聘公告，为什么从不招正职，只有实习生？这中间的人才的缺口，只有通过内推。在一个项目实习，彼此认识，大家一起抱团，就会慢慢形成编剧的小圈子。”
工作机会，往往就藏在人脉网里。综艺编剧们处于半捆绑的状态，找到一个人，就能带着其他人一起“打包销售”，签订合约。
吴倩则想借助这份实习作为跳板，方便毕业之后，进入大厂视频部门工作。她出身汉语言文学专业，却更喜欢摄影与剪辑。大学四年，她把大多数精力都花在上面，经营着一个拥有两千多名粉丝的视频账号。跨专业就业本身就有难度，要想进入大厂，更需要拿得出手的履历。
她研究过大厂人的履历，发现大多数都有与岗位匹配的大平台实习经验。在知名综艺节目拿下实习项目，无疑是吴倩专业能力的最好证明。
▲受访者供图【吴倩在工作现场】
3.
/ 当理想照进现实 /
在节目组待久了，胡倩发现，身边隔三差五就会有实习生离开。
上班时间是下午两点，看似轻松，实际上只是为了应对加班的需要。实习第一天，胡倩就和其他同学在片场工作到凌晨两点。到了第三天，有实习生感到心跳异常，请假到医院做了检查。
胡倩将这份工作形容为“227”，下午两点上班，凌晨两点下班，周末无休。相比之下，大厂的“996”也显得不太可怕。
在片场的大多数时间，胡倩都只是坐在电脑前拉片。一集两小时的综艺，拍摄全程的素材就有七八个小时，甚至更多。她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素材逐格播放。平时看综艺调倍速，现在却像抽丝剥茧，抽取每个“有梗”的细节，再按照时间点分隔好，放入不同的文件夹。
节目彩排现场，胡倩看到身边的实习生同事神情呆板，每张脸都写满“累”字。演播室里的艺人们正聊得兴起，有人讲了个段子。这通常会被剪进节目里，配上几个嘉宾大笑的镜头。但胡倩不觉得好笑，她只希望艺人们抓紧进度，好让大家早点下班。
胡倩曾有过一天的假期。
实习生们接到通知，不必到片场工作，胡倩和几个熟悉的实习同事一起约好到市中心玩。走到一半，微信突然响起，有一个广告文案需要临时修改。胡倩在地铁上找了个位置坐下加班。修改意见更新，她不得不一边逛街，一边举着手机写稿。一整天下来，吴倩的精神时刻紧绷着，时刻关注着微信，又担心突然弹出什么消息。
郭涛最害怕的环节，是节目的公演。
早上十点开始，实习生们跟着工作人员到现场录制，一直到次日凌晨四五点，录制结束后，郭涛还得继续负责艺人们的后续采访。最累的一次，郭涛连续工作了二十六个小时，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
工作结束，郭涛像是进入“宕机”状态，意识尚且清醒，但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的任何反应，他连一个表情也做不出来。上车之后，他精神恍惚，很快昏睡过去，人的电量用尽，“就像死机了一样”。
即使如此，吴倩与郭涛所在的项目，已经是业内少见的优质机会。在这里，至少还能拿到补贴，满足房租的支出。更重要的是，只要熬得住，实习生们还能获得转正的机会。而这些，都是普通的综艺实习岗所不具备的。
来自安徽的祥子在大二暑假就进了节目组。这份实习机会，是靠他在各大网站上投递简历得来的。综艺实习岗位极少开放校招，但这同时意味着，实习环境可能更不规范。
报道第一天，祥子与另外两个实习生坐在一起开会，他没头没脑问了句：“老师，我们什么时候下班？”
老师瞥了他一眼，露出惊讶的神情：“你还想着下班？”
当晚凌晨两点，祥子才真正明白老师的意思。工作人员们仍守在会议室里，为没定下来的选题发愁。祥子坐在一旁，一边贡献一些不痛不痒的点子，一边努力撑住即将合上的眼皮。
祥子在工作场地附近租了一间月租1100元的小次卧，方便随时待命。三个月的实习期，祥子只休息了两天。实习生没有薪资，祥子的老师看不过去，私下给了他一点补贴，但远远填不上房租的费用。
第二次在节目组实习，工作刚好赶上春节假期。祥子被要求留下来工作。几个一起实习的朋友中途辞了职，只有他咬牙坚持下来。那是他第一个在外度过的春节。在大年夜，为了照顾一个吃素的朋友，几个实习生在一起聚餐打火锅，却只能吃涮菜叶。
父母觉得祥子疯了，他们不理解，明明随便找一家餐馆当服务员，都要比当实习生强。
零补贴、高强度工作、超长待机，这是综艺节目实习生的常态。
祥子曾碰到过另一个实习工作机会，那是一个地方台的节目组，不仅没有实习补贴，还要缴纳500元的管理费与375元的保险费。他放弃了那个岗位，但也明白，他不去，很快也会有其他人填补上来。
4.
/ 身在围城 /
一开始，没人会将来之不易的实习机会与“剥削”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郭涛与实习生们各自被分配给不同的导师，这些来自国内一流院校的学子们陆续发现，他们的上司学历水平都很低。哪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只能跟着从大专毕业的老师学习。实习生们私下开玩笑，把实习项目形容为公司的“遮羞布”——这里的人学历太低，平台一大，脸上挂不住，才疯狂招聘高学历学生，拉高自己的平均值。
高学历没法兑现任何红利。郭涛有时凌晨五点就得起床，剪节目艺人的大头照，或是搬运重物。陪他一起干活的，是位来自中山大学的研究生。论资历，他是参加过两个项目的老实习生，但跟刚来的新人们一样，做最底层的工作。郭涛暗暗佩服他，这是一个合格实习生的自我修炼。
接过节目组发下来的劳保手套，郭涛调侃，自己真是“来搬砖的”。
有一次，一次节目特辑中有做饭环节，嘉宾们留下一两百个脏碗盘。正职员工早早离开，剩下的，由郭涛和那位研究生负责清洗。盘子浸泡在油水里，两人只能蹲着，强忍着恶心洗完。凌晨三四点，洗碗水全都变成黄色，实习生们打包好餐具，再搬运到卡车里。
用知名平台为履历做背书，这几乎是所有实习生的共识。传媒行业尤其重视实践经历。从表面上来看，实习生们获得经验与背书，用人方获得廉价劳动力，这更像是一笔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
综艺节目的实习期大多只有三个月，只要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就能拿到实习证明。
在祥子的第二段实习中，郭涛做过的杂活，也几乎是他的全部工作内容。
整个节目录制现场，像一台庞大机器在运转。在片场奔走的实习生们则是随处可见的螺丝钉，可以被按进任何需要人手的角落。
一位工作人员让祥子整理资料，没过多久，又有人让他帮忙整理录音。另一个老师远远喊着他的名字，让他帮忙做场记。
场记，就是记录现场发生的细节，方便给后期剪辑的工作人员找出节目的重点。
负责场记的是祥子和另一个实习生。按照指导老师的要求，艺人说的每句话，都要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祥子尝试照做，可打字的速度远跟不上艺人的语速。
他请求用语音软件录音，先用机器翻译成文字，再人工校对。对方却一口回绝，给出不足以成为解释的解释：“没有为什么，我们之前当实习生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失衡的感觉开始浮现。有时是因为意义的迷失，有时只需身边人的一个冷眼。
每次节目的收尾工作，都让疲惫的人们避之不及。它们自然而然落到实习生身上。打扫垃圾、复原现场，祥子搬着冰箱一类的道具进进出出，一旁的工作人员连脚都不肯抬一抬。
郭涛很快意识到自己身处“围城”。原本那场看似公平的等价交换，在制作公司强大的话语权下，渐渐向另一方倾倒。
加班、熬夜、低薪，这些并非围城中人的第一关卡。对工作意义发出追问，却没有任何回响，这是最终导致实习生们对原本“梦想”的叛离。
5.
/ 叛离 /
有些日子还是值得怀念的。祥子第一次加入一支综艺的初创团队，人数不多，给足了实习生们发挥的空间。
祥子负责设置户外真人秀的嘉宾路线。为了踩点，他跑到云南待了六天，白天穿着防护衣，在悬崖峭壁下看蜂农割蜜，晚上回到休息点，还要搬出电脑，赶踩点报告。
这个节目，祥子跟着团队筹划了两个多月。他幻想着众人推敲出来的点子一一落地，节目结束时，他会在字幕里看见他的名字。
然而，因为小团队抗风险能力弱，再加上疫情对影视行业的重创，实习结束前，祥子目睹了整个项目的流产。外部聘请来的工作人员被一个个撤走，祥子隐隐感到不安。老师找到他时，他手里还有没来及上报的选题。
当项目被宣布无法推进时，所有人都陷入沉默，三个月的付出全都作废，一股失落感在他们之间蔓延，一个实习生当场大哭。
早在面试阶段，吴倩就能感受到公司对新创意的欲求。无论是面试环节设置的问题，还是七天的训练营，节目制作人有意激发这些年轻生命脑子里的新鲜想法。那是吴倩最快乐的日子，这个充斥着重复、抄袭、山寨的行业，需要外部灵感的冲击。
但那时的吴倩还不知道，随着资本的入局，综艺节目的竞争却变得无序而残酷。深圳本地影视制作机构创始人罗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资本主导游戏规则时，刨去节目的传播影响力，一个综艺项目的成功与否，主要看项目能否在预算范围内顺利完成制作。
比如说，一档制作精良、口碑很好的节目，如果制作成本超出预算，那么就算做得再好，资本方也不会喜欢。
假如节目原本的情节与人物策划都很不错，但实现起来如果超出预算，那只能改情节、改场景，将预算降到合理范围内。”
郭涛认识一位业内知名工作室的导演。把每个节目都视为成就感来源的他，最近没再产出有水花的节目。“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做节目就像做任务一样。”导演告诉郭涛。郭涛看见，这个人身上的影视热情，在一点点消减。
当情怀的浪潮褪去，实习生们才看见沙滩上搁浅的乱石。
在祥子实习的最后一天，老师们客套地告诉他：“下个暑假还来，我们可以在这边等你。”祥子表面上“好的好的”地应允，心里巴不得马上离开。回到学校，他很快又看见公司在另一个网站上的无薪资实习招聘，他一阵反感，扭头告诉朋友：“这不就是白嫖吗？”
在第二个月时，吴倩提前终止了实习。以往她喜欢拿综艺视频下饭，结束工作的那几天，她看见综艺，脑子里不自觉思考起节目的设置和结构，一种处于紧绷状态的感觉，促使她立马划开视频。
离开时，她大哭了一场，大学四年，为了所谓的梦想努力着，怎么刚刚进来，就要放弃呢？
理智让她最终走向高强度工作的对立面——考公。吴倩算过，即使是在老家泉州当公务员，拿到的工资，也跟在组里转正之后一样多。但两者的工作量，却天差地别。一起实习的朋友感到意外，这么优秀的女孩，实在有些可惜。
只有吴倩明白，自己无法再承担这样的工作强度：“我们容易把自己想象得太厉害了，其实也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