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些高考志愿填报的原则，除了为吸引阅读之外，更重要的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想。万物不平则鸣，而我们中不乏以我为代表的老愤青，实在对一届届高中生及家长的志愿填报和价值取向看不过去。到了今年，这种表达欲和精力都在衰落，更多时候不是没有时间和体力，而是每到提笔之际，总想着算了，想读个书出来混饭吃或者出来赚点微不足道的年薪，由它去吧，又何间焉。如果我们同意一个人的心理年龄跟他的表达欲、向往扩张的冲动多少有一点正相关，如此看来，我们确实不可避免地在走向老龄化。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一早就写了一些看起来用处不大的牢骚话。然而，在写作中，我们遗憾地发现，我们写作四平八稳的专业院校简介，已经可以信手拈来，但是到了要给出自己建议、说说真心话的文字，绝大部分作者都面临难产——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思索、讨论和表达的能力。另外一重遗憾是，到了推送之际，我总是觉得读者更需要的是具有参考意义的干货，而不是无意义的牢骚。现在高考志愿填报渐入尾声，大部分具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已经在前几天分别推送。今天开始，或许可以推送一些我们想说的牢骚话。
这是一篇赶鸭子上架的杂文闲话。由于作者也难以归纳出本文的中心思想，诸位不如把它当作一次隔空聊天，让我们谈谈当下问题和未来生活。
读书的意义：让自己不要那么烦恼
在写这篇杂文前，我反复改了好几次文件名，但最后又把它删除，大概是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而，这种状态往往与世事太平没多大关系，通常是因为世事纷繁复杂，我想得太多，但想明白的不多。大概正如据传的杨绛先生所言：“现在年轻人的烦恼大多是因为读书太少，想得太多。”
这句话总被认为是督促年轻人读书。我不全然支持这种观点。非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人的天性乃是趋乐避苦，而读书尤其是一件难事。那些不怎么读书的人有各种娱乐方式来满足自己，总不至于觉得无聊；而读书到一定程度，乃至于知行合一的人，又有着一套自己看待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最惨莫过于那些稍微读过几本书的人，往往容易患上一种“癫狂病”，一方面有种文化、道德上的虚伪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处在似乎什么都有点看懂了，但要具体说却又说不清楚的境地。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要么现在就回到黑暗但是温暖的怀抱，要么屈服于“人天生求理解”的渴望。然而，屈服于“对知识无所为而为”这种欲望的人，最初往往被思想荒原上不言不语的魂灵所震慑——许多条道路在你面前铺开、交错、汇聚之时，能感受到的唯有自己的无知。如此来看，“读书太少，想的太多”可以理解为杨绛先生鼓励这一小撮求理解、有欲望的人踏入这片思想荒原。但其实大部分站在门口的人，都难以拒绝这片荒原的诱惑。
内卷与躺平：扭曲评价光谱的两端
最近比较值得讨论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内卷与躺平，一个是考前出圈的张同学。
内卷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名词，英文写作involution，最初的意思是农业中劳动力过于密集，导致农业生产边际产出极低甚至接近于零，在没有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大家不过重复着没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内卷”则戏谑化地截取了后半段，竞争者不需要进步，只要在现有框架下比对方更好就行。与内卷相对应的则是躺平。当代年轻人面对城市的高房价已经彻底失去希望，并且认为阶层流动接近固化，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在为别人过得更好而奋斗，既然如此，不如躺下来享受享受人生。
通常来说，内卷者与躺平者总是被拿来对照。前者认为后者懒惰而后者认为前者是为了老板的美好生活而牺牲自己。大多数“内卷者”自有其天赋所在（不论是自身的还是家庭的抑或地理的），从小到大他们总能领先同龄人一步，最终成为世俗眼光中的成功者；大多数“躺平者”承认了自己与他人的差距（或者自身能力或者家庭背景），转而选择一种平凡的人生，他们被视为或者说自己也接受了失败者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谁定义了何谓“成功”何谓“失败”？
扭曲的社会评价体系给人贴上了不公平的标签。说社会评价体系扭曲，在于它强制推行了一套“成功学”。正如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听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社会评价体系一刻不停地、无孔不入地向我们耳语，灌输着它所规定的那套价值理念。说贴标签不公平，在于你无法拒绝。哪怕你明白了一个人的生活是不能被成功和失败所定义的，你也难以逃出十年以后同学聚会时大家比拼工作、薪水、家庭、下一代。这种不公平还体现在将“内卷者”和“躺平者”对立起来，而扭曲的评价体系则得到了人们的默认，默认它所规定的就是自然的、理应如此的。
从这种角度来看，内卷和躺平的都是一批人。内卷和躺平不存在对立的基础，也没有互相嘲讽的必要，因为我们是被社会评价所捆绑的同一批人。极端的内卷和极端的躺平无非是目前社会评价体系光谱的两段，而大部分人处在中间位置，最能引发同理心的话题大概是“累”和“不幸福”，然而就连人类本能地互相理解如今都被社会评价体系所隔断，持不同观念者之间的对话正在变成鸡同鸭讲。
“土猪”与“白菜”——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
扭曲的评价体系举办了一场所有人都要参与的生存马拉松。跑过中考跑高考，高考完了是保研、考研，研究生完了是考博或工作，工作了要比拼业绩比拼下一代教育。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物质生活上年轻人处于中国最好的时代，但精神上却比任何时候都脆弱。当意识到这场“隧道尽头没有光明”的竞赛，每一个所谓的“优胜者”背后都是成千上万的“失败者”，一种疲惫感油然而生。哪怕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进度条清零的压力下谁又能举重若轻？梭哈豪赌，谁又能保证自己每次都赢，能保证每次开牌都稳操胜券？
评价体系扭曲且无法反抗，不代表其本身具有正当性。然而，某些名校的教学价值观显然出现了问题。张同学考前一番激情演讲，总让人觉得有那么一丝时空错乱的意味。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有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3.89%。诚然，户口种类并不能说明获取资源的必然性，但也说明更多人其实是城里的“白菜”而非乡下的“土猪”。把户口简单地等同“白菜”显然是误解了张同学的意思，所以我们不如说得更直白一点，年轻人渴望机遇，渴望城市里的权、钱、性资源。
这样理解“白菜”显然更为贴近张同学的想法，同时“乡下土猪拱城市白菜”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物化人类的攻击性。没人愿意被当成一种可以交易的资源。然而，社会对“土猪拱白菜”普遍表现出批评态度，但以十几岁年轻人的视角来看，这再正常不过——世界就是一场生存竞赛，想要爬得更高必须踩着人上去。张同学把自己比作“土猪”是妄自菲薄，把城市的钱权性资源比作“白菜”乃引喻失义。前者是自我去人格化的贬低，后者则至少物化了城市女性群体。
名校教育理念之浅薄令人震惊。作为一所向TOP2输送人才的名校，它培养学生的方式对社会负有责任。它有义务告诉学生：即使现实世界的评价体系如此扭曲，你也可以在它之下走出自己的道路。然而，即使张同学只是逢场作戏，但指派他作此大戏的衡水中学校方，隐隐然推崇着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等教育率先向扭曲的评价体系下跪，对年轻人形成这种观念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持丛林法则世界观的人很难真正攀上高峰，但若真正攀上高峰，那往往是同类的一场灾难。
如何对待社会评价体系：虽不能拒绝，但也不必认可
社会评价体系无处不在，然而其最根本的逻辑无非是：“大多数人都如此”而已。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正态分布曲线”。我们的大部分考试设计，设计的方向都是为了使考生的成绩分布符合这条曲线。问题在于，这套评价体系能不能用于所有人？基于正态分布曲线发明的“平均人”概念指的是理想状态的人还是最平庸的人？曲线两端是天才抑或堕落者？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正态分布曲线对人的价值的解释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比较讽刺的是，如今我们直接放弃了用理性工具和数学工具解释人类的努力，采用了更为感性直观的方法。
然而，不管是理性工具还是感性直观，都很难给人的价值划清界限。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价值观，追求感官快乐的快感人生、追求荣誉的政治人生、追求理解与道德的沉思人生。追求快感是好的，但追求荣誉比追求快感更好，追求理解与道德比追求荣誉更好。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三者之间更多地是相互补充，启示我们成功不只有钱权性一种答案。
正所谓前进一步的是先知，前进两步的人大概率成为时代的祭品。即使明白自己处于被评价体系当作商品明码标价的处境，个人为了生存也很难把号码牌掷在地上表示自己不干了。但不能拒绝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全身心的接受这套评价体系。正如一觉醒来，你发现自己被海盗绑架，他问你要么老老实实做他的人质，要么现在就绑上手脚给你踹下船去。你为了生存选择做人质，但并不代表你心甘情愿地被他绑架。那些心甘情愿的人才有问题。
“何谓良好生活”：不如保持一点理想主义
现实的残酷在于，即使你跪倒在评价体系面前，诚心诚意地接受它对你的审阅，它大概会回你一句“你也配姓赵？”。今年一共有1078万考生参加高考，大概7500人能上清北，16.2万人能上“985”，43万人能获得进入211大学的机会。不要说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关系。对于你们而言，一个人上岸的结果总与一大批人落榜的事实紧密关联。对于识荆而言，团队的各位已经踏过数道隘口，能回头给予你们一些填报志愿、大学生活的建议。对于我个人而言，总想给诸位提供一些长期来看更为有用的观念，比如保持一点理想主义。
对于那些世俗目光中的“成功者”，高考完的你们应当已经明了“成功”是一件多因素导致的事情。1078万考生中能进入TOP2、985、211是同学不过60万，然而你们在享受这种荣光的同时应当明白，纳税人的大部分教育资源都被分配给你们，是期望聪慧如你有一天能够改变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局面。这未必应该成为你们的道德义务，但社会希望你们，至少是社会中有人希望你们，能够改变这种机会匮乏的状态，让更多的人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
希望你们能在经历漫长的生存竞赛后，依然怀有一种理想主义；希望你们将社会的公正平等摆在个人私利之前，不把个人的得失视为一切，莫要陷入“待到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这种浅薄的庸俗犬儒主义；希望你们即使当下无法改变社会上的种种弊病，也不要屈从于它们的意志，不与它们同流合污，爱惜羽毛、实现自我的同时告诉后来者“同志仍需努力”。
对于那些世俗眼光中的“失败者”，你们要明白的是，人生并非这个评价体系告诉你们的那样。人生既不是一场无限延伸的马拉松，而马拉松也不是只有参赛者。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能赋予其他物品价值，而不能被赋予价值。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求得理解与求得和解
格奥尔格·齐美尔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他在文中解释说：“大城市个体性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因为外部和内部刺激迅速、持续的变化而导致的精神生活的紧张”。从他的视角来看，中国当代年轻人正处于“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的挤压中——每个人能看见、听见、接触到的都太多“人类所思考过、书写过、谱写过、描绘过的最好东西”，然而个人能吸收的却又太少。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空前对立，人们焦虑却又找不到解决方案，求理解而不得理解。
文化悲剧论的一种解决方案是“有限理解”。以人的有限能力，无法掌握所有最好的，但完全能够在一条道路上做到最好，求得对自己的理解和主客观文化之间的和解。当你意识到社会存在一些问题时自然会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觉得痛苦，这种痛苦的来源和解决方法都在你眼前——“现在年轻人的烦恼大多是因为读书太少，想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