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高考中“逆袭”的一个理科班男生，据说他进校成绩排在全校200多名，之后进入日语班学习，最终以全校高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四川大学。老师们经常开玩笑说：“日语改变了他的命运”。
最后一位协力队队员
假如你正在日本人家短期寄宿，房东田中太太不在家，你有事要外出，请用日语给房东写一个便条。——2012年高考日语作文真题。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日语教师八丁文子每周给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上一堂日语作文课。她的学生是再普通不过的中国高中生，一进入高中就以高考为目标，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在上课。而她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她是学校里唯一一位来自日本的老师。
在上课的八丁文子
自高考改革以来，针对外语考试，英语就不再是高考外语的唯一选择，可以选择包括日语在内的多种外语。因此，日语老师也可以在中国的普通高中任课。
“你为什么学日语？”刚到贵州时，八丁就问她的学生们。
“因为学不好英语啊，老师！”这是大多数学生的答案。
来中国之前，八丁文子就对中国高考科目中有日语这一情况略有耳闻，和学生们交流之后，她才彻底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相比，贵州在教育方面相对落后，很多学生的英语成绩在高考中缺乏竞争力，因此放弃英语转而学习日语。
同时，这也和凯里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关。一位当地老师的解释是，“说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在小学和中学期间，母语和英语之间会产生冲撞，所以他们的英语成绩并不理想。如果从高一开始零基础学习日语的话，学生在心智方面比以前成熟，接受一门新的学科相对容易”，而且，“高考日语试卷的难度系数比英语试卷要稍微低一些。”
当然，除了学业，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还充满好奇地向她发问，问题包括“日本高中生都乘电车上学吗？”“女生校服都是裙子吗？”对于异国同龄人的生活，最想了解的是“日本有高考吗？如果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这样的问题。
八丁文子向他们解释，“在日本，高考有不止一次机会，可以同时申请几所学校，这所学校落选了，还可以参加其他学校的考试”，日本人没有“非上大学不可”的压力。她列举了自己哥哥的例子，她哥哥没有上过大学，也照样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
作为一个贫困山区的学校，拥有一名日语老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八丁文子并不是重金聘请来的，而是作为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凯里的。那是在2019年底，当时疫情还未爆发，生活还处在正常的轨道。到2022年初的时候，八丁文子的任期结束，她回到了日本。虽然疫情还未结束，但日本对华ODA的使命已经完成。日本对华ODA自1979年12月开始实施，到今年3月正式结束，八丁文子成为了“中国最后一名协力队员”
在此有必要科普一下“ODA”的概念，它的正式名称为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赠与水平25%以上的赠款或贷款。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宣布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在这背后，存在两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两国签订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
鼎鼎大名的中日友好医院，便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ODA的第一个援助项目。
2008年，《南方周末》曾推出“日本对华援助三十年”专题报道，其中写到， “除日元贷款之外，在中日关系风风雨雨的30年间，日本通过派遣青年海外协力队员、年长志愿者等方式，为中国提供大批志愿者、专家，他们的专业涉及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
截至2017年底，通过日本对华ODA，提供的对华日元贷款约3兆316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约1398亿日元，有超过1万名日本专家和海外协力队员被派到中国工作。
八丁文子正是最后的万分之一。
互相交流的价值
八丁文子为了到凯里实验高级中学当老师，要先从日本飞到北京，再从北京转机贵阳，换乘近40分钟的高铁，穿越贵阳城区才能最终抵达凯里。她多次到访过北京，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化城市风景是八丁文子在日本的小城生活中也很少见到的，与之相比，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则是另一番风景。深夜，八丁文子到达凯里南站，当她在一片漆黑之中走出车站时，看到的是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建筑。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侗族标志性建筑风雨桥和鼓楼。
这是八丁文子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苗族、侗族的民族文化。对于2016年8月才创建的凯里市实验高级中学来说，也是首次拥有外教。在全校4000名学生中，日语班学生约500人，首次和学生见面时，为了拉近距离，她没有直接讲课，而是做了一个简单调查，她对学生们说“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日本人的同学请举手”，每个班都问了一遍，最终只有一个学生举了手，这个学生曾到省城贵阳参加过一次演讲比赛，当时见过一位日本老师。
在凯里，八丁文子要认真阅读和理解高考教学大纲，教给学生们一些书面日语中的基本语法规则，比如书信的基本格式、常用语法、以及可以反复套用的句式。
八丁文子发现，她的学生擅长考试，但几乎不开口讲日语，因此他们的口语能力较差。
“应该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个开口说日语的机会”，她想，“不能局限于我，要让他们和更多日本人交流。”八丁文子找到正在日本大分县担任小学老师的姐姐，决定制作中国中学生和日本小学生的交流视频，于是八丁先给学生们录制了自我介绍的视频。
视频中的孩子们纯真而友善，他们介绍了自己生活的地方，“贵州省是苗族人口最多的地区，苗族的银饰非常漂亮”，“社团活动是龙舟，我们每天都训练”，他们展示了食堂的午餐，还将镜头对准了宿舍。
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去日本的话想做什么的时候，学生们的回答各式各样，有人想去京都看红叶，有人想登富士山，还有人想参加花火大会，而三个男生在视频里齐声说：“想去看看动漫里出现过的地方！”
课堂游戏
日语班有位名叫潘竹（化名）的女孩，她从小就喜欢《海贼王》和《火影忍者》，她想听懂漫画中的人物说了些什么。当交流视频在中日之间播放了几个来回之后，潘竹和同学们收到了日本小学生亲手制作的书签，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体是日本小学生手写的赠言，潘竹珍藏的一张书签上面写道：“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我家找我玩！”
八丁文子仿佛给学生们打开了一扇窗，一年前潘竹还不知道地球上有个叫大分县的地方，那里被日本人称为“温泉王国”，其实它只是九州的一个偏僻地区。与日本小学生交流过后，潘竹说，“我想我肯定会去那里的！”
“无论是凯里的中学生还是大分的小学生，他们生活在相对偏僻的地区，那里罕见外国人的身影，在这种环境中，能有机会和其他国家的人们进行交流，也许就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人生。童年遇到的事情，不知道会在他们的心里播下怎样的种子。”
在凯里，八丁文子目睹着正在建起的高楼，感到凯里也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但她也从那些漫步在人行道上的牛群和山间腾起的雾气之中，看到了与故乡大分县极为相似的风景。这样的“相似”，让她更加坚定地相信孩子们互相交流的价值。
给他们一个窗口
在八丁文子到来之前，凯里实验高级中学共有四名日语老师，只有一位去过日本。日语教研组组长舒麟是凯里人，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六年，在北海道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直至2016年才毕业回国。
舒麟在凯里读高中的时候，当地还没有哪所学校开设过日语班。舒麟还记得自己对日语感兴趣的契机，是小学时参加了一个与大阪小学生的绘画交流活动，那次活动中她获得铜奖，拿着那份从日本寄来的奖状，她很想弄懂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
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像她一样具备出国留学的条件。一别家乡多年，当她从日本回到凯里，惊讶地发现当地在教育方面除了硬件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之外，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还停留在从前，周边地区逐渐脱贫，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大山里淳朴的孩子们，了解外界的渠道还是那么有限。于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她建议校领导邀请一位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员担任日语老师的工作。
在舒麟的推动下，学校从2018年开始正式申请，两年之后，终于拥有了“一位日本国籍的日语老师”。
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公开的一份申请流程上，可以得知如此耗时的原因。基于1985年日本外务省与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现科学技术部）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派遣协定》，中国国内有意邀请协力队队员的单位，需要首先向各地科技厅提出申请，然后经由科学技术部递交给日本驻华大使馆和JICA中国事务所，后者对邀请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后，才会在日本国内进行春秋两季的公开招聘。
舒麟说，“学生们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同时，也在逐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他们也会对日本和日本人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八丁老师的课，对于来自偏远山区的学生来说，在拓展人生和事业方面是特别有帮助的”。
同时，从考试的角度来看，拥有一位来自日本的日语老师，对提升学生们的日语成绩，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日语班，对于凯里市实验高级中学来说，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从2016年建校至今，已经培养出了三届日语高考生，其中“日语卓越班”由那些“其它科目还不错，但英语稍微薄弱，从头开始学日语”的学生组成，2019年这个班46名学生全部上了二本线，其中16人考上了211重点大学。近来最被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在2020年高考中“逆袭”的一个理科班男生，据说他进校成绩排在全校200多名，之后进入日语班学习，最终以全校高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四川大学。老师们经常开玩笑说：“日语改变了他的命运”。
而八丁文子还想做得更多，在常规授课之余，她开设了日本文化课，组织了“日语社”，即使不是日语班的学生也能参加“日语社”。从2021年9月8日到12月29日，共进行了十次活动，举办过两次花牌大会，唱过两首日本歌，做过一次黄豆面年糕，试穿过一次浴衣，还做过几次配音活动。日语社成为了当年的优秀社团，八丁文子被评为“优秀社团指导老师”，她把那张奖状视若珍宝般地带回了日本。
“优秀社团指导老师”荣誉证书
八丁文子还模仿日本神社的做法制作了一个运势抽签盒，一位学生抽到了“凶”，当他失望地把那个运势签给老师看时，八丁文子安慰他说：“这代表现在是运势最不好的时期，过了这段时间，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八丁文子最终只在中国待了461天，其中还有一个月是在隔离中度过的。新冠疫情爆发后，JICA召回了协力队在中国的所有队员，直到2020年底她才再次回到中国。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她的努力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一位凯里当地的日语老师说，她非常理解这种交流对学生们的意义：“我们学校是寄宿制，相对比较封闭，学生们没有手机，平时最多也就是看看新闻联播，从外界得到的信息很少，但是这个年纪的孩子，特别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他们很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八丁文子老师的做法，相当于给学生们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回到日本也别忘了我们
最后一批被派到中国工作的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员中，除了八丁文子，还有一位叫矢部紬的日语老师，与年届四十已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八丁文子不同，矢部紬刚从东京女子大学毕业，她任职的江苏省沐阳县建陵高级中学距离凯里市1700多公里，学校规模更大。全校有4700名学生，几乎一半学生都在学习日语，日语老师人数达到20人。在这里，矢部主要负责给高一和高二的学生上口语、作文和日本文化课。每个班有70个学生，全部加起来共有2000个学习日语的学生，记住每个人的名字都是需要拼尽全力的。
在远程咨询了八丁文子后，她得到了一个建议：举办花牌比赛。这是一项日本传统的纸牌游戏，矢部将牌面上的文字更改成高一学生入门的五十音图和高二学生新学的单词，学生们分成几组，先学习花牌玩法，然后进行比赛。与其说是上课，其实是在做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老师熟悉了自己的学生，学生们也得以熟练地使用日文。
矢部紬在上课
和八丁一样，矢部在中国和日本的高中生之间举办线上交流会，一边是喜欢动漫的中国高中生，一边是日本的动漫御宅族，十几个人聚在一起，讨论着各自喜欢的作品。有了动漫这个共同的主题，就算只是说出某个角色的名字，也能立刻引来高中生们的欢呼声。矢部回忆说，“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很开心地讨论。这样交流就很好。”
这才是交流会真正的价值，不只是让中国年轻人有一个了解日本的机会，日本年轻人也同样得到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交流应该是双向的。
玩花牌
在建陵高中，矢部紬制作了用于交流的笔记本，“如果大家想听我介绍点什么，或者有什么想问的事情，就写在这个笔记本里吧！”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笔记本上不仅记录了许多关于日本文化的问题，也有人请教漫画里看不懂的场景，还有人贴上了自己出去游玩的照片，还有一位平时因为害羞不愿开口说日语的学生，写下了很长的留言，意外地发现他原来很擅长笔头表达。
有一位喜欢京剧的男生，发现日本的歌舞伎和能剧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便来向矢部请教。而矢部和她的大多数日本同龄人一样，其实对日本传统文化兴趣不大。师生两人一起观看歌舞伎和能剧视频，在讨论的过程中，矢部也学到了很多京剧知识。
年轻的矢部总是告诉她的学生们，说日语吧，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她邀请学生们到自己的公寓玩，也接到学生邀请到他们家里去玩。她和学生成了朋友，也和学生上大学的姐姐成了朋友，参加生日会，又结识到了更多的朋友。她甚至被学生带回了农村老家，和学生的大家庭一起过春节，借助手机翻译软件和农村的老人聊天，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离开建陵高中那一天，矢部紬的学生们为她举办了一个送别会。她觉得要是能在中国再待长点就好了。有学生对她说：“日本再见吧！”她像姐姐一样回应他们：“我在日本等着你们，一定要来啊！”
在送别会上，很多学生用日语给矢部写了信，内容都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她交流的点点滴滴，下面是其中一封信：
“我已经学了两年日语，和矢部老师相遇也有一年时间了。时光飞逝，这么快就到了和老师分别的时刻，我还记得伸长脖子期待老师两周一次课时的心情，学习日语很难，也不好玩，但只要想起老师讲课即温柔又有趣，就又会充满干劲。
在这一年里，和老师之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也发生了很多好笑的事情。加了纳豆的生鸡蛋盖饭确实很好吃，但因为不是无菌鸡蛋，我的肚子痛了好久。日本不同地方的人对“笨蛋”的说法不同，大阪大叔们的说法真的很奇怪。和老师一起经历的很多事情我都不会忘记。红辣椒之舞、柠檬之歌、和日本高中生的交流会，老师为生活在小城市的我们打开了一扇观看广阔世界的窗户。当然还有很多感动的瞬间。老师教我们动词语法的时候非常温柔，我被蒙上眼睛无法顺利画出皮卡丘的脸时，老师说，这个皮卡丘变得比以前更可爱了呢！这些事情全都刻在我的心底。对老师来说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照亮未来道路的光，是枯燥的高中生活中的一抹彩色。能成为矢部老师的学生，真是太好了！
老师很快就要回到日本和家人团圆了，明明是一件好事，我却有点儿想哭。我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是埼玉老师，可能是偶然吧，老师的故乡也是埼玉县。以后再读这本漫画时，一定会想起您的。
老师，谢谢您教我日语。我们从心底喜欢老师。回到日本也不要忘记我们哟！未来，我一定会去日本和老师相见！”
一个句号
日本对华ODA虽然正式结束了，但这不是一个猝然画上的句号。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又陷入长期低迷状态。经济形势的变化，令日本政府自2000年起就开始大幅度削减对华ODA经费，于2008年正式停止日本对华ODA中最主要的日元贷款部分。当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两年后GDP首次超过日本，日本政界多次出现取消对华ODA的讨论，2018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访华时，正式提出了日本对华ODA将要结束，表示“未来中日两国应该为共筑一个安定与繁荣的世界而并肩努力”。从那时开始到2022年春天，这三年是日本对华ODA结束前的收尾阶段。
JICA最后一份中国事业报告中显示，1979年至2019年之间，青年海外协力队总共向中国派遣了827人，涉及职种包括农业水产、加工、维护操作、土木建筑、保健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职种超过100个，日语教师只是其中之一。但在所有领域中，教育领域占68%，日语教师又占其中一半。
八丁文子第一次听到对华ODA结束的消息，心中感叹了一句：“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得这么好了啊！”矢部紬和她一样，在赴任前的培训中，已经接到通知，“你们将成为最后一批被派到中国的协力队员”，因此，她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在中国开展志愿者活动的。做好了心理准备的矢部紬，在和学生告别时，听到学生说“老师离开了，我们怎么办？”心中还是有些伤感。
矢部紬不担心中国学生的高考，她觉得他们考试非常厉害，但她非常担心他们失去开口说日语的机会。在学校里，学生们和中国的日语老师平时都是用中文交流的，自己离开之后，他们用日语进行会话的机会应该会骤然减少。说日语需要环境，如果长期不说，就会失去开口讲日语的自信，再次开口就很难了。
离开凯里那天，八丁文子的行李箱塞得满满的，很大一部分是凯里的高中生送给大分县小学生们的亲手制作的礼物。在最后的日本文化课上，学生们用折纸做成了护身符，并在里面写上了自己的祝福。有的学生坚持要塞进去五毛钱，还试图说服八丁文子：“这不是红包，只是一个心意！”60位凯里的中学生，想送给47位日本小学生真正代表他们心意的礼物，主动提议要编织红色的中国结，每人一个，一直编织到最后一堂课。后来，大分县的小学生们收到了八丁文子从中国带回来的礼物，他们为此专门制作了感谢的视频，八丁委托凯里的老师一定要放给学生们看。这样的视频交流活动，在她回到日本后又持续了好几个来回。
八丁文子临走前留下的礼物
八丁文子和凯里的老师们平时在微信上常有联系，一些老师对日语语法有不明之处，也会来请教她。学生们也是她的微信好友，所以她常常要发朋友圈，每条都是中日双语，介绍在日本的日常生活，这是延续到微信朋友圈里的日本文化课。
那位叫潘竹的女孩因为没有手机，没能看到老师的朋友圈。她想，有一天她有了手机，一定会立即找同学要八丁老师的微信号。她性格内向，在送别会上没敢去找八丁说话，将来等到加上老师微信了，她要对八丁说：“老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感谢您出现在我的高中生活里。”她还想对八丁说，自己未来也想成为一名日语老师。
对于在中国的经历，回到日本的八丁文子也有自己的感触，她对我说，“最近看新闻，都是国家之间的争吵，但作为个人来说，很难对这些有切身体会。比如大家都在说现在中日关系不太好，但我在凯里生活期间，没有遇到过一次不愉快。比如说，我的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朋友，只凭新闻就觉得整个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但只要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持同一种想法，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持同一种想法，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学生们能够通过视频交流了解这一点，那这种交流就是很好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