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大语文，近来总有人在强调，以后的中小学教育、考试会加大语文的比例。所以大家纷纷在讨论，语文应该怎样学，要如何开展课外阅读之类的话题。
但是我总觉得，大家面上讨论的是如何学好，其实更担心的问题是如何考好。我们就从“语文考试怎么考“这个角度来探讨一番。
语文阅读考的是作者意图吗？
有个作家王亚，2019年他的文章被用在苏州高二统考试卷上，题型是阅读理解，20分。有好事的学生把试卷发给王亚的微博号，王亚欣然作答。标准答案出来后，王亚只得了6分！
这种事情，让我们在学习语文的时候有很大迷惑，作者都只能拿6分，我们读者怎么做才能拿到20分呢？我们凭什么可以比原作者得分高许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人的学术习惯。
独特的学术传统
语文学习中有个很重要的领域，那就是古文学习，肯定有很多孩子以后要翻翻故纸堆了。很可能他们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古书有个很奇特的类别，那就是注疏。这么说吧，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读书有成的人，都要找本经典来写个注解。主要以六经为主，《论语》、《周易》则是热门中的热门。连苏东坡也有本《东坡易传》，讲讲八卦的故事。
六经注我VS我注六经
为什么不写新书，而是对古人的文章进行注解呢？这其实和中国古代的著述习惯有关。总体来说，注解分两种，一种是力求还原作者、阐述清楚作者的意图，被称为“我注六经”。这种思路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现有的古文译作、外文译作，大抵都是这个路数。
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学者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对经典的注解过程中，利用古人的语言、行为来论证、表达、证明自己的思想，这种行为称之为“六经注我”。
“六经注我”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举例子说明一下：朱熹的《四书集注》所反映的理学教育思想，分散在《四书》各章节的注文中。朱熹为了使《四书》符合其理学教育思想体系，精心改订《大学》、《中庸》的章次，专门补写了“格物致知”一章。正是这一章，最集中地反映了理学的认识论，也就是朱熹认为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从而构成理学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
换句话说，按照中国的学术传统。一个学者为了表达作者自己的学术思想，往往会去写一本古代经典的注释。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古人的话语和作品可以曲解、修改的。
总之，经典只是一个壳，最宝贝的是自己的想法。
朱元璋的科举考试
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最有名的注解是一代宗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并不是因为写得好，我们知道这本书里充满了“私货”。朱熹的集注之所以流传最广，是因为被朱元璋钦定为科举考试标准教材。
考试的出题、答题解释必须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也就是说朱元璋制定了科举考试的考试大纲。不仅如此，他还规定了考试结构，就最难评分的作文题。朱元璋规定每篇文章都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段落（八股）组成，用古人的语气说话，不得增减，不能随意引伸和发挥。也就是说不准写诗、写意识流……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眼熟？
这种按照八个段落写的文章就是八股文，清朝科举照搬明朝，八股文于是顺沿下来，一直到清末随着科举废除，才退出历史舞台。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清朝依然被认定为出题依据。
明清两朝都采用这部书做考试大纲，除了清朝初年要安抚明朝遗老遗少的原因之外，难道不是因为朱熹的思想最有利于皇上们的统治吗？
当代语文考试的形式
现在让我们回到两年前的苏州高二语文阅读考试，原作者王亚只能拿6分的阅读试题。意外吗？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他的文章拿来只是作为一个载体，要考的只是出题人想考的内容。这是个典型的“六经注我”的例子。孔子要是看到了朱熹的《四书集注》，也会大声疾呼，“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没有人会在意原作者的声音，出题者考的是希望学生们掌握的思考方式和观点。
语文，其实考来考去就是那些内容，很多人学不好，只是不习惯、不接受背后的那套逻辑而已。语文考试成绩，尤其是阅读和作文。与文学水平、历史知识关系其实并不大。
标准答案在哪里？
有一年考研的作文题考的很简单，两个残疾人一个没有左腿，一个没有右腿，两个人把拐杖一丢抱在一起往前跑。这让你写什么呢？很明显考生应该围绕“团结协作”的精神进行写作。结果有位同学写成了两人同性恋的问题进行写作，最后整篇文章都跑偏了。
但凡这个学生进入考场前东张西望5秒钟，就知道出题人要他写啥了。那就是墙上的24个大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牢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然，这12个词有轻重、有缓急，每个时期有偏重。华为被美国制裁，我们想到的是什么？郑州水灾的报道，我们要体现什么？东京奥运会拿到第一块金牌，你又想到了什么？
The answer，my friend，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written on the w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