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10年校园欺凌后, 她把亲身经历做成了桌游

从初中到大学约10年间，溪子遭受了长期的排挤与欺凌。

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她是一个在社交上有障碍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

对一些孩子来说，学校并不是乐园。他们因为先天缺陷会显得特别，或者在人际交往上存有障碍，更容易遭受排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8年发布的报道显示，欺凌是校园内最常见的暴力形式之一，而在全世界13至15岁的学生中，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人曾遭受过欺凌。其中，被边缘化的儿童尤其容易遭受欺凌，比如残障的孩子。

今年的8月7日，第七届iSTART儿童艺术节开幕，溪子设计的《转校生的抉择》获得了More One Go特别关注奖，策展方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本次艺术节的主题是游戏学校，学校不只是彩色的，也会遇到一些相对“阴暗”的角落。

被欺凌的中学时代

下课铃响了。穿着蓝白条纹校服的同学们纷纷站起来，鱼贯而出，他们在走廊上追逐、打闹。

一个留着厚重平刘海、戴黑框眼镜的女生留在教室前排的座位上。她埋头盯着桌上的漫画出神，没人留意她。许多个课间，她都这样一个人度过。

2010年9月，溪子入读广东韶关当地的初中。学校外墙贴了浅粉色的瓷砖，有着波浪形的走廊。但教室里没有空调，内墙上大片的灰色污渍，窗帘也挡不全玻璃。她的教室位于顶层，小镇九月气温一般在30度以上，坐在教室两侧的同学因为反光常看不清黑板板书。

开学的一堂课，因看不清板书，溪子举手直言说，老师，看不见板书，能不能写黑板中间啊。

那些窸窸窣窣的议论很快在班上出现。这不是出格的行为，但无意中突显了自己。青春期，正是审美发育的年龄，她比以前胖了一些，胳膊和腿变得肉肉的。男生们取笑她打扮老气，长得胖，是个“男人婆”。

外貌上的羞辱石头般掷在尚未成熟的心。慢慢地，溪子有了一套对于外貌的评分机制，看到女生就会分析她的五官结构，俊俏的鼻子，高分；豆豆眼，低分。越是比较，越是自卑。

她也做过很多努力。比如，放学后就去操场跑圈，每天运动一小时；买骗人的减肥按摩膏，听信保鲜膜裹大腿就能变得苗条。

为了变漂亮，溪子拿着零花钱去镇上的饰品店，买十几块钱的洗面奶，二十几块钱的面霜。但怎么也瘦不下来，皮肤反而变差了，她好生气。

到了10月，学校组织新生军训。大家换好迷彩训练服前去列队。同学零零散散地站着，她看见其中一排两人之间有空隙，刚准备钻进去，那两人立刻贴到一块儿。从队列前排到最后一排，无论她到哪儿，别人都说不想和她站一起，最后她只好突兀地挪到队伍边上。

归寝时，有女生想要她的床位，两人换了宿舍。室友从同班女生变成其他班的同学，有女生告诉她，但凡先前宿舍的东西丢了，原室友们就会一口咬定：是溪子偷的！她下意识地回避，装作听不见。后来，她想大家都这样说了，就以为是自己错，因此心生内疚。

像赎罪一样，先前的宿舍有12个女生，她见到了就向她们道歉。她跟那些女生说，一些事是自己做错了，希望她们能谅解。有人回她，“哎呀，有时候也不是你的问题，别这么放心上。”但回到学校，孤立又开始了。

溪子的初中校友乌冬也记得，每次聊到班上同学，“溪子都一副很难过的表情，所以只能来找我们，找另一个圈子。”

年级里有一个广受同学喜爱的女同学叫小倩，而小倩和溪子一直“不对付”。在同学们的眼里，小倩漂亮、成绩优异、人缘也好。

初三时，溪子和小倩成了前后桌，小倩的手机从课桌掉了下来，落到溪子脚下，她弯腰拾起，想着平时上课老师看到同学玩手机也不管，便直接从桌面上递回去。小倩怒了，先骂了她一句粗口。等到下课，又当着全班人的面，对她说要打爆她的眼镜。溪子被吓得哭个不停。终于，家长和老师得知了她俩的矛盾。

但大人的介入并没有奏效。溪子长期和父母分开，与外婆住在一起。溪子把情况告诉父母后，爸爸对她说，欺凌你的女生是不好，但肯定是因为你太骄傲太自大了，所以别人才欺负你，要管好自己。班主任劝她不计前嫌，往前看。当她成年，试图找初中同学为她佐证自己曾受小倩欺凌时，初中同学告诉她，没有必要了，退一步海阔天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不一样的孩子

后来她想，就是因为那次举手，就是因为在老师面前积极了些、主动了些。她学乖了，只要不突显自己，如果一切顺利，她就能在高中重新交到好朋友。

高中班上同学小周为人霸道，谁都知道这样的同学不好惹。刚开学没多久，班上同学需要共同打扫顶楼的卫生，小周在那儿嬉笑打闹，她是班委，过去提醒，结果惹恼对方，小周把扫帚一甩，转身就走。

同班的小陈记得，“她不是惹事的，就特别热心。班级打扫卫生，她就提醒了一下，那个人（小周）不喜欢被别人管，结果起了冲突。”

这事让他们结下梁子。溪子回忆，小周先是联合男生们的集体孤立她，接着把初中自己遭排挤一事挖出来，四处宣扬。到最后女生群体也和她划清界线。班上只有一个女生愿意和她交往。

中学时代的经历让溪子变得自卑、自闭，接着演变成自我攻击：欺凌发生了，只是责备自己为什么做得不够好。她一度无法正常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大学。

上了大学，她以为吃够了人际交往上的亏。没想到，因为和室友们作息不同——室友们11点就要上床休息，而她常因为社团活动晚归——最后室友们一致让她搬出宿舍。2018年，大学三级的她被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

到底是哪里不对？是自己的错吗？过往经历所埋下自卑、自我怀疑和敏感的种子长大，藤蔓般地缠着溪子，她甚至想过死。在多次的心理咨询下，咨询师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应该是阿斯伯格综合征。

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和其他自闭症谱系相比，阿斯伯格患者仍相对保有语言及认知发展能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其重要特征是社交与非言语交际的困难，同时伴随着兴趣狭隘和重复特定行为，也意味着，这一类的孩子因为先天缺陷，更容易在人际交往中遭受排挤和孤立。

和溪子一样，因不被理解而遭受排挤的还有小星。他患有妥瑞氏综合征，发病时会不住地扭头。

妥瑞氏综合征又名抽动秽语综合征，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根据国外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信息，妥瑞氏综合征患者会重复做出不必要的肢体动作，发出抽搐的声音，目前还没有根除的方法，只能通过治疗减轻症状。

初中时，小星因患有妥瑞氏综合征经常遭到同学嘲笑。有学生家长甚至联名给学校写投诉信，希望开除小星。从那之后，小星患上严重的社交恐惧，在公共场合常因紧张而发病，发病后遭旁人注视，进一步引发更严重的症状。直到上大学后，症状才有所缓解，上课时与其他同学并无两样，但他仍不敢住宿舍，一直在外租房。

多名受访者表示，身边也有孩子因患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ADHD，俗称多动症）而遭受排挤，“或者说是不得不遭受同学排挤”。

邹老师的班上也遇到过棘手的情况。她在武汉当小学老师，教低年级学生。班上有一位聪明的男孩，写得一手好字，但因为患病，有时难以控制自己，会骂脏话、打同学，因此遭受许多家长的投诉。同学也不喜欢他，“大家都希望他赶紧转学”。虽然经过治疗，后面他已不再殴打同学，但由于行为干预与纠正的滞后，其他孩子见到他会自觉避开。“他现在变得很自卑，上课时也不看书”，邹老师既觉得愧疚，又感到束手无策，很担忧他的未来。

当溪子得知自己的“特殊”后，便想着要做点什么。她开始针对校园欺凌做调研，了解到有些地方干预校园欺凌的措施之一是教育戏剧，通过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达到共同干预校园欺凌的效果。社会工作和心理学普遍观点认为，游戏有着让儿童释放紧张情绪，帮助儿童社会化等优点。

制作反校园欺凌桌游的念头有了雏形。她设计了《转校生的抉择》的游戏，游戏中的三位主角分别对应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把那些多动症等特殊群体的孩子写进故事里。她希望，讲出自己的经历能帮助遭到欺凌的孩子“去争夺话语权，不再停留在‘被伤害’的叙事里。希望他们知道，面对欺凌，我们也有能力去反抗。”

更包容的教育

一般而言，阿斯伯格综合征、妥瑞氏综合征这类症状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多名家长表示，对于这些稍显特殊的孩子，希望他们在普通学校中接受教育。但因为生理障碍，这一类孩子容易在学校遭受排挤和欺凌。

需要指出的是，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有所不同。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编写的《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手册》（下称“指导手册”），校园暴力侧重于给师生的生命财产带来损害，而校园欺凌侧重于精神伤害，并且是“隐蔽的，难以直接被观测到的”。

一方面，特殊的孩子需要额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在校园欺凌的防治上，父母、老师和学校管理者都负有责任。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第二年，教育部又联合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进一步明确各校园欺凌防治主体的职责分工以及针对不同阶段欺凌，教师应采取何种措施。

在河南一所小学任教的张老师称，作为基层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因为种种压力和任务，老师并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观察每个孩子，“除非家长明确告知孩子在某些方面的缺陷，老师会多关注，否则很难注意到学生之间的排挤。”

在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下称“光合行动”)的实践中，创办人沈旭表示自己接触过许多因“特殊”而遭遇欺凌的孩子，比如患有“阿斯伯格、多动症，或者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等等。

在沈旭看来，对于这类遭遇欺凌的孩子，并不应让他们先做出改变，“这是不公平的”。沈旭介绍，以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为例，他们在情绪和语言的理解上和普通孩子有所差别，“那么作为老师和家长需要在这方面学习，理解他们行为和情感发育的特点，再传递给学生，从而创建一个好的班级氛围。”

在邹老师的班上，还有一位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女孩苏苏。苏苏的智力发育没有问题，只是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课堂上，苏苏会突然尖叫或大哭，有时还自顾自地走出教室，去花园看蜗牛。她的行为常引得同学侧目，部分同学甚至会去戏弄她。

在家长告知孩子情况后，邹老师看了许多有关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书，会特意训练全班孩子集中注意力，上课时苏苏发出声音不要特意去看。同时告诉大家，苏苏生了病，需要大家一起帮助她。

同学帮助了苏苏，邹老师就大力表扬；同学欺负苏苏，老师就会严厉批评。久而久之，“班上同学变得喜欢她，念成绩时很多孩子都考了90分、80多分。当念到苏苏考了70分时，全班都会主动鼓掌，说‘苏苏你好厉害啊！真棒！’”正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苏苏的学习也不断进步，不再在课堂上打扰同学，还会主动带糖去学校，回馈她获得的帮助。

一方面，老师和学生接触最多、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长，对于校园欺凌的制止负有责任。但另一方面，沈旭也认为，如果家长能在家庭教育中训练孩子的正义感和辩证包容的思维方式，也能减少欺凌和旁观现象。“社会文化影响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中的缺陷又通过孩子在学校里呈现。”

当家长们不够了解这些特殊病症，常常就会做出错误的反应。溪子的爸爸谭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自己的确在溪子的中学阶段，经常告诉她要和同学处好关系，没想到这话反而给溪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部分同学的家长对有障碍的孩子也有着偏见。一位孩子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妈妈称，幼儿园放学时，她去接孩子，能听到一些家长会私下议论自己的孩子是“弱智”。甚至有家长告诉他们的孩子：那个孩子不守规矩，就是父母没教养好。

苏苏的妈妈也担忧，如果升入高年级，没有遇到像邹老师一样耐心的老师，苏苏会不会受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