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丽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拐点。
恢复高考一锤定音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原来通过考试招生的高考制度就被废除。之后，各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建设人才断档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严重制约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主动要求分管科教工作。同年7月底，邓小平提出召开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让科学院和教育部请一些敢说话、有见解、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华、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学者和科研人员参加。
按照邓小平的这个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全国高校邀请了33位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北京参加会议。几天后，这些专家学者齐聚北京。
8月4日，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会期5天，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为了让大家去掉思想负担，畅所欲言，邓小平说：“关于科研教育方面的内容，大家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多少说多少。”
刚开始，大家稍显拘谨，但很快就放开了。很快，话题就转到高考制度上，大家对现行的招生制度非常不满，认为应该立刻改革现行的招生制度。
其实，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一天，邓小平收到了教育部报送的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此方案较以往招生方案有所进步，但依旧沿袭了“文革”期间“志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邓小平看过这个方案也基本同意。虽然废除现行招生制度，恢复考试招生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前就有的想法，但他认为需要一段时间准备，1977年恐怕来不及。当他在座谈会上听到大家都提议应该立即改变现行招生制度的问题后，就问大家：“是不是需要一年的时间去准备？”武汉大学年轻的副教授查全性说：“应该尽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对查全性的发言表示赞同。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应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个大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几个月。
邓小平听了专家们的意见很激动，他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应该来得及。”邓小平一听很高兴：“那就坚决改，不要再等了！”恢复高考的政策就这样被定了下来。
全国上下一片忙碌
会后，教育部急忙把原来的招生方案撤回去，又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新生1978年2月底入学。8月18日，邓小平签批同意，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他们均于当天圈阅同意。同时，教育部又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与会人员意见分歧很大，争论不休，致使会期拖了一个多月。9月19日，邓小平又召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人说：“不能再拖，招生会议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简化修改。”
有了邓小平的指示，招生会议于几天后结束，招生文件也出台了。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977年的高考报名点，时常能看到大龄考生拖儿带女来报名。
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广大青年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后，开始疯狂地找书本资料，拼命地抽时间复习功课。当时新华书店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刚面世，就引发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
各地招生部门也一片忙乱。高考考试已经中断11年，现在一恢复就是面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考，无论是考前命题，还是对监考人员的培训，都极为紧急。一些省在得到恢复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匆忙组织了命题组。当时，由于报考人数过多，各省印刷试卷的纸张都不够用，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由于经验不足，河南、山东一些地方把正反两面的试卷只印了一面，导致考生需要参加补考；吉林延边印刷试卷时，对废纸处理不当，出现了泄题情况。当时装试卷需要麻袋，但那时麻袋是防洪和战备的专用物资，不能轻易动用，如云南是省委亲自下令，才征用了2000多条麻袋装运试卷。
千万青年命运转折
1977年12月11日，570多万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时隔十余年后重新走进考场参加高考，接受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次年春天，27.3万人有幸通过考试进入了大中专院校，迎来了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的春天。
1977年12月11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擞迈入考场。
当年正在安徽农村插队的李克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也激动地报名参加了高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比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也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但幸运的是北大看到他出色的成绩后把他录取为法律系学生。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当时正在北京起重机厂做铆焊工，得知高考制度恢复的信息后，就报了名。但很快就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被以“超龄”为由不允许报考。刘源不服气，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十几天后，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1978年3月8日，刘源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学习。
当年在广西第六地质队工作的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共产党员的楷模黄大年也是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改变了李克强、刘源、黄大年等千万青年的个人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也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和价值。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河北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