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只有74年的时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却共同经历了太多百年、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所有的百年、千年之变局中，高考制度的改革，无疑是下关黎民百姓；上关国家发展进程的重中之重。
我国的高考经历了哪些重大改革？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历经风雨的中国高考制度
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我国的高考制度在新中国成立近三年后的1952年，开始确立实行。
1953年的高考首次提出“做适当的审查”，规定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等人不能参加高考。
十年后的1963年，《人民日报》指出当时有些高校太过偏重文化课，忽视了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没有做到“通过劳动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1964年9月，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各地高校的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全国的369所高校，至少有32万师生，参与了这场运动。
1966年7月24日，随着《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的出台，全国各地的高校取消了招生考试，改用群众推荐以及政治选拔的方式招生。这无疑是标志着，1952年确立的高考制度，已经全面推倒。
这份通知虽只是取消考试，但很快随着运动的兴起，各地的学生纷纷“停课闹革命”，学校和老师们根本不敢制止，学校和教育系统即使没有瘫痪，也大都偏离了本职工作。随着时局的发展，教育系统局面日益混乱。
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两个估计”出发，进一步对教育系统做了调整，让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农中接受再教育，大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控制。
而且大学的学制不但进行了缩短，日常活动也变成了以工农兵改造大学、管理大学为主，大学的科教职能被极限压缩，“工宣队”在学校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不但很多知识分子倍受压抑，就连科学文化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以至于在一段时间之内，“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学生们不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荣，反而攀比考零分、不上课、批老师。
这种混乱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才出现转机。
“把报告追回来”
1977年8月4日，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公，在北京饭店亲自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这场会议上，他与30多位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讨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
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老人家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意见之后提出；对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
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招回来，让他们中有资格和能力的人上大学或当研究生。
老人的这个提议，虽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赞同，可摆在面前的却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这类人的名额怎么算？是不是纳入高考人数名额？
对此，老人豪迈地一挥手，说：“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才，有多少我们就选多少！”
1977年8月6日，座谈会开始讨论高校招生一些情况。
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教授，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矛头直指当时实行的招生制度有四大问题：
第一：埋没人才。
当时的招生制度，对热爱科学文化的青年太不友好，造成了大量热爱科学，善于思考的青年才俊被打压埋没。
第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
当时的招生制度本意是帮助工农子弟更方便地上大学，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有些人滥用自己的权力，造成真正的工农子弟反而常常被顶替名额。
第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
大学招生本该以学生的能力和品德为基准，但当时的招生制度，却演变成了比家庭、比身份。
第四：严重影响学生们学习和教师们教学的积极性。
当时的招生制度不看成绩，造成学生们不愿意学，而老师们也不愿意教的情况。
查全性教授特别强调；招生工作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
他认为当时的大学新生质量之所以没有保证，一是因为中小学生的质量就够不高，二就是当时的招生制度有重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大学生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
最后查全性教授强烈呼吁，尽快进行招生制度改革，能在1977年解决就不要拖到下一年。
查发言过后，在场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专家，纷纷发言表示赞同查的意见，强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当时的招生制度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大改革，宁可1977年的高考招生推迟两个月，也要进行高考改革。不然的话1977年高校再招来20多万人，中间又会有很多不合格的，那样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座谈会上的参会人员们，也纷纷揭露当时招生制度的弊病。
有人提到清华的教育质量时举例子说：当时很多人原本只有小学毕业，才补习了短短8个月，就去学清华大学的课程，而且读了3年还真就毕业了，根本就没什么真才实学！
邓公听到此言之后，当时就十分不满地讲：“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哪能叫大学！”
专家们的话对老人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听完之后就转头问当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你看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刘回答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
老人点了点头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老人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座谈会上专家们提出的，恢复高考前实行的统一考试、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也得到老人家的明确肯定。
早出人才、早出成果
1977年8月4日的教育座谈会结束后，虽然已经明确了尽快恢复高考的方向，但是在推行方面还是有着不小的阻力。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该怎么看待从前的教育路线等问题上，参会人员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非常的激烈。
关键时刻，邓公表示：“我们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之前17年培养出来的？”
同时老人家还明确指出：尽可能简化招生程序，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9月25日，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上，讨论制订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这两份文件做了如下规定：
1977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恢复考试，不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者，皆可报考。
教育部经过反复衡量写出来的文件中，在确认恢复考试的同时，也写了很多诸如“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集体劳动”之类的条款。老人看过之后很不满意，连着说了三声“繁琐”，随即删掉了一些条目，自己重新写了一些。
邓公告诉教育部的同志说：“你们写的招生条件很难懂，太繁琐。我看，招生工作主要抓两条即可：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恢复高考的政策，至此才算是大局已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教育部学生司有关人员觉得；如果要考试，比如印卷子、评卷子，肯定要花一大笔钱。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全靠国家拿这笔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有关人员就希望高考的报名费，能够定在1块钱。中央领导们讨论之后，特别指出：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改掉四个字，影响千万人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问题，邓公想得十分周到。
当时有人建议，把过去招生的16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领导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邓公听了之后笑着说：“这个十六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差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这四个字看起来简单，但对于当时很多想要报考大学的社会青年来说，却是一座注定难以逾越的大山！
因为老人家的这一句看似开玩笑的话，不知道为多少人搬开了无形的大山，让多少家庭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邓公还特地为“老三届”学生以及大龄下乡青年，放宽了招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为方便他们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
在本来的招生文件中，明确规定：考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
在邓公的关怀下，1977年的招生文件做了如下两个特殊规定：
一：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
二：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
这两条特殊的政策，不知道让多少已经结了婚，拖家带口的有志青年免除了后顾之忧。
高考制度改革之后的1977年和1978年，两届高考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后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各领域，都发挥出了自己独特的且重要的作用。
甚至直到今天，很多我的耳熟能详的人物，都是当年的68万大学生之一。
当代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对我国太阳电池和光伏材料技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李永舫院士，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大学的。
李永舫出身农民家庭，1977年的时候他已经29岁，不但当了多年的工人还早就已经有了家室。
如果按照最初的招生条件，他毫无疑问是参加不了高考的。
正是因为邓公放宽了条件，李永舫才有机会“鲤鱼跃龙门”，为我国推动的高分子材料学发展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著名法学家刘武元在参加1977年的高考时，不但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孩子也已经两岁了。为了支持他高考，他的妻子放弃了自己第一次高考的机会，全力支持他参加高考。
在高考的考场上，刘武元看同桌的年纪很小，就问对方多大了？对方回答说19岁。当时刘武元就向同桌感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对方恐怕连字都还不认识，如今他们居然在一张桌子上考试，即使自己考上了，也算“范进中举”了……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河北知名校长李全柱。
当时李全柱不但已经结婚了，家里还有4个孩子。在考上大学之后，李全柱不但要努力地赶功课，还要照顾家庭。大学毕业后的李全柱虽然没有升官发财，但却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为家乡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人才。
结语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国弱国，发展到今天雄踞一方的当世强国，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出色的人才。
高考作为我国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邓公的改革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今我们不但生活早已丰衣足食，在科技发展方面更是硕果累累。一代又一代卓越的人才，通过高考“鲤鱼跃龙门”，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正是有这些人才们共同的努力，我们才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当初的吃不饱穿不暖，到有了自己的空间站，有了自己的火星探测器……
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 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 何明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风云七十年》 郭德宏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共和国要事珍闻》 郑毅 李冬梅 李梦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