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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兵每月挣八千块”

我和王洋是发小,父母都是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在同一栋教师宿舍楼里我们一起生活、玩闹度过了十几年,算得上是两小无猜。

虽然还称得上书香门第,王洋却没有遗传到父辈一级的读书基因,从小到大他总是在贪玩和打骂中度过。在我那个年代,乡镇老师对待学生的手段堪称残酷,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由于大部分农村孩童的父母都在外务工,隔代教育便普遍存在和盛行,教师育人的责任被加重;孩子进入学校仿佛被遗弃,临走时家长还会附带一句——老师,这孩子不听话您随便打,辛苦您了!

这种环境下极易滋长老师的狂妄和暴力,大部分的孩子都活成了牢笼里温顺可人又时刻警惕的仓鼠,早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高超本领;对于那些生性乖张、爱惹是生非的问题学生,老师便毫不留情无所顾忌地施以暴力,并树起反面典型达到警示育人的作用。

从小到大,王洋挨打的次数在我们那群教师子女中首屈一指,隔三差五便此起彼伏地听到哀嚎声和斥责声传来,那凄厉的哭喊使我们这些未受皮肉之苦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

多年过去了,王洋的成绩未见半点起色,他爸爸也从心里默认了孩子在读书天份上基因的缺陷;初中过后王洋去到了一所职业中专,再过两年他走进了军营。

时代在进步,人民群众的物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贫困地区的群众在生活水平和精神世界上极度贫乏。对于我们那一辈的乡镇贫困孩子来说,家长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孩子能在未来有一个稳稳当当的职业,稳稳当当通常代指医生、护士、老师、公务员这一类,自主创业或另辟蹊径的活着都会被看成是不务正业,那是他们眼中的犯罪。

我的人生轨迹早早被框架定型,沿着既定的路线一路向前;在哺育我、滋养我的县城区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很难去定义幸福或者成功,不同的人都有专属无二的挣扎和标准。如果用活出精彩、绽放自我来标签成功和幸福,那这类人是极少人的,屈指可数;即使这种标准被大部分人内心尊崇和向往,却不被世人认可,无法企及的标准很难得到广泛的苟同。

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幸福和成功的尺度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标准,对于贫苦的个人和家庭来说,富人们的生活是那样殷实无忧、畅快怡然;我时常陷入一种挣扎。

王洋说,我现在是三级士官,月工资八千我都觉得少。

还有两年他就要退伍了,将会面临要么择业少拿点钱要么全部拿走安置费的抉择,他将话题引到了我身上。

像你们拿死工资每月三千块钱坐在办公室的叫我干我都不干,我可受不了这种累。

然后他给我列举了钱在生活多处方面上的刚需,并立志要一次性全部拿走安置费然后自主创业,勇敢拼搏规划自己的后面人生。

这两年有一个网络词语特别流行,叫“内卷”。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社会的固有资源不变或者减少,而竞争人数不断增加随后导致个体间的比拼剑拔弩张焦灼激烈。

我妈曾跟我说,他们乡镇机关上引进来一名研究生,特别勤快,报到第一天就把老干部的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的。

我听了有点不是滋味,但具体味道又不好明说。给我最深的感觉是,从2019年开始“内卷”现象就日趋严重,很多时候看到的是千军万马在过独木桥,比比皆是。

说回王洋,创业当然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用自己的意志凌驾他人使其按部就班,这是一种暴力。王洋退伍回来是工勤身份,薪资待遇与事业单位人员齐平,他满不在乎随心所欲丢弃并鄙夷的是一份千万人苦苦追寻梦寐以求的编制,后半生的依靠。这是我为他可惜的原因,我从不对不确定的事报以美好。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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