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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正当时, 被互联网大厂辞退后, 30岁女硕士当上了乡镇公务员

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2022年核心城市的就业,或许应该是“难”字当头。

虽然史上最难就业季已经连喊了十几年,但无疑2022年应该才是那个“最高级”。

在降薪、裁员的持续洗礼下,打工者不再咒骂996、不再吐槽年终没奖金,只要还有手里还捧着饭碗,还能还得起房贷,就已经超越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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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裁员就是降薪

曾经饱尝红利的大厂也凉了

就当人们以为“春天”要来了的时候,没想到的却是奥密克戎打响了2022年第一枪。本以为一切已经好转,但又被打回原点,甚至是更糟,确实不好受。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需求端,内需疲软,外贸放缓,俄乌战争和美联储加息更是“雪上加霜”;在供给端,疫情持续散发,各类线下业务停摆,供应链陷入混乱和无序;最后反映在资本层面上就是预期转弱,伴随着新增投资的减少,新增岗位陡然下滑。

这一点,在互联网行业最为明显。

过去十年,一直顶着高光光环、吸尽红利的互联网“大厂”在2022年集体哑火,从年末到年初一直被裁员和降薪的“热搜”所笼罩。

爱奇艺到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再到有赞、快手和B站,无论是巨无霸的千亿市值巨头,还是垂直细分领域的独角兽企业都未能幸免。很多大厂,之前绩效不佳的员工最多是年终奖减半,没有升职加薪,不能转岗,在今年,绩效不佳就直接优化淘汰,卷铺盖走人;

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毕业证”,从拿着高薪的“人生赢家”,到自降工资也工作难觅的“失业者”。

而大厂的裁员,也加剧了底层内卷的惨烈度。

最近就有网友在脉脉中爆出百度内部考试题,题中暗示当员工不适应环境时就要被淘汰,不换思想就换人。

很多人醒悟了,打工不管多少年,就是一种利益交换,找工作是找到一个买你劳动的老板,不是时间久了就真的是找到一个亲爹了,当你没有交换价值的时候,离开是必然的选择。

面对这样的大环境,有些人干脆选择彻底躺平,还有一些人则选择了血拼考公。毕竟与随时饭碗不保的体制外工作相比,一个不愁被开、不愁涨薪、只需要安安稳稳熬年头的“编制”太香了。

果然,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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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全国掀起新一轮上山下乡热潮

2022年国考,报考人数破天荒的突破200万,最火的岗位不是税务局、也不是商务局,却是西藏阿里地区的邮管局,两万人竞争一个岗位。

十八线小县城的“编制”更成为应届毕业生集体内卷的“对象”,清北复交的“天之骄子”外加海归留学生都加入到这场抢“编”大战中。

安徽某县,今年面向部分高校引进教育人才50名,结果初审通过人员名单高达257名,竞争比5:1。

更令人“活久见”的一幕是:这257人中,硕士研究生高达180人,本科生仅有77个,硕士生占比70%。

你或许以为这些硕士八成是不发达省市的二三本硕士?不好意思,北师大、中科大、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985/211高校,才是这批人的毕业院校。

那可能干的工作比较“高端”?呵呵,说是人才引进,不过就是做县里的初中教师

那薪酬待遇一定很好吧?

再次不好意思,并没有。

这批引进人才,可以享受一次性安家费,本科生3万,硕士及以上学历5万元。工资在豆瓣上也有人爆料,每月到手不足2K……即便算上每月3300元的公积金,以及年终6万+的奖金,年薪也才刚满12万。

这样的收入似乎并不比南方省份的产业工人高。

当然,安徽某县并不是个例。

广东山区某十八县,发布公告要引进82位人才,却收到800多份申请;山东某贫困县的人才引进,人均985……

当今,魔幻的一幕正在上演:为了一个贫困县的编制,这些来自于国内外名校的“人尖”已经抢破了头。

在这一波的抢人大战中,县城终于在人口外流、逐渐“空心化”后熬出了头,吃到了这波高校扩招、学历膨胀的红利,收割了一批年轻高知人才。

这无疑将引发中国未来数十年社会发展格局和就业格局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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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的背后

是新一代年轻人的“用脚投票”

30岁的李琪原来是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去年她先人一步被裁了。毕业后,她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兜兜转转,伴随着年龄的增大,以及这几年在大厂的身心消耗,李琪这次决定放弃北漂,回老家考公。

而李琪只是千千万万回乡大军中的一员。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

“北上广深”牢牢占据着金字塔顶端,头部地位不可撼动;而其他城市则为了争夺话语权,都在苦苦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但近年来,一线城市独大的发展模式似乎迎来了拐点。

2021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长了7.03万人,上海仅增长了1.07万人,而北京则下降了0.4万人。

与往年数据相比,这完全是断崖式下跌。

但另一方面,2021年,成都的常住人口净增24.5万,人口增幅排名第一。人口增量超10万的城市还有杭州、南昌、青岛、宁波、郑州、嘉兴、南京和福州。

就像李琪一样,这届年轻人变得空前务实,大厂的光环和短暂的高薪生涯已经不再吸引他们。很多年轻人在离开互联网公司后、离开北上广深后纷纷选择了回乡考编、考公、当教师。

毕竟,无论是在县城、乡镇还是三四线城市,他们可以确保自己有一个还算稳定的饭碗,一套买得起的舒适住房以及一种有烟火气的生活,从而在人生这场马拉松上获取更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而伴随着人才流动的转变,广大县城和省会的走强,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两极分化,弥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避免全省空心化和一线城市的虹吸效应。

或许21世纪前20年的中国人才扎堆于互联网大厂、外企大公司;但未来几十年,身处于步入成熟期的中国,年轻人才为什么不可以回乡谋生,不可以走出一条自己认可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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