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地层专业。1990年，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地层专业毕业，获得博士学位。202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敏一直觉得，高考数学可以考满分的，但考试时误以为一道考题出错了，耽误了时间。后来他没能学成心心念念的数学，而是被调剂到了“听都没听过”的古生物学。从此一头扎了进去，一干就是40多年。
朱敏一直在追索脊椎动物的上岸历史，发现过“世界级”古鱼类化石，找到了古生物界苦寻一个世纪的志留纪化石群，让云南曲靖失落的“古鱼王国”得以重见天日，用大量无可争议的化石证据证明，曲靖是4亿年前人类远祖的发祥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扎进去了以后自然就产生兴趣了，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朱敏说。
受《哥德巴赫猜想》影响想做数学家
新京报：关于高考，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朱敏：我是1980年参加高考，当时还不满15周岁。1977年高考才恢复，所以我参加的那一届竞争挺激烈的，还有一些“老三届”考生。但我平时学习挺好的，所以对考上大学还算是有点把握。
我年龄小，当时性格也不沉稳，把我最擅长的科目数学给考砸了。我看错了一道20分左右大题的题干，以为是题出错了，花了大量时间验证，把后面做题的时间耽误了。数学满分120分，本来我是有能力考满分的，结果才考了80多分。
新京报：当时你想学的专业是什么？
朱敏：1978年，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讲的是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他证明了“陈氏定理”，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上中学时，数学老师就在课上给我们朗诵《哥德巴赫猜想》。当时我数学成绩也很好，因此就想上大学学数学专业，做数学家。
在专业学习中培养起兴趣
新京报：你最终考上了哪所大学？学了什么专业？
朱敏：数学考砸了，我就知道报考数学系基本没戏了。我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数学系，并勾选了服从调剂，最终被调剂到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地层专业。
我当时对古生物没什么概念，高中老师说这是个冷门专业，我寻思有个大学上就挺好的，压根没想过换专业。我对古生物学的兴趣，也是在进入大学后，在专业学习中培养起来的。
新京报：你的大学生活什么样？
朱敏：我性格贪玩，有时候上课还在下面和同学打闹，就被老师拎上讲台去做题。但是我学习也挺认真的，喜欢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地质系的学生常常要野外作业，身体素质很重要，每天早上五点钟，我们班的同学就被叫起来去操场练长跑。我体育科目不太好，但也跟着坚持下来了。
新京报：你毕业后做了什么？
朱敏：我们专业一共20个学生，学习氛围很好，深造比例很高。毕业那年，12位选择读研，其他人选择国家分配工作。我毕业后继续在本专业深造，先是去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读研，硕士毕业后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读博，师从周明镇院士和张弥曼院士，成为我们所里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博士。我很幸运，我跟随的老师们都很优秀，所以我的科研之路也比较顺。
古生物学越来越重视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新京报：北大元培学院古生物学本科毕业照只有一人，引起大家关注。在公众印象里，古生物学是一个冷门专业。你怎么看？
朱敏：那条新闻报道的是北大元培学院古生物学本科生的毕业照。实际上在北大别的系里也有古生物学方向的本科生，古生物学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冷门。
我上中学的时候，从未听说过与古生物学相关的化石和古树等概念，那时候可以说是真的冷门。现在的孩子多多少少从书里、电视上以及博物馆里听过或看到过化石，再加上还有一群古生物学爱好者在做科普，所以古生物学谈不上冷门。
新京报：这些年古生物学的发展有哪些变化？
朱敏：从我上学时到现在，古生物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古生物学是服务于地质勘探工作的，现在更偏向于对生物学的认识。现在古生物学越来越重视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在研究中广泛应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在野外研究方面，现在的条件也很好，白天开车出去挖掘，一般晚上就回来了，基本也不需要扎帐篷住在野外。对很多同行来说，野外作业充满了乐趣，这是和大自然接触的好机会。
新京报：对于想学古生物学的学生，你有哪些建议？
朱敏：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现在我们培养学生，首先要培养他们对专业的兴趣，引导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如果他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便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也不会感到辛苦。但是如果他们每天都只是为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那就很痛苦。
古生物学其实是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这两种学科的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比起专业知识，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要学会去提问、查找文献和解决问题。
新京报：有什么想对现在的高考生说的？
朱敏：应试教育虽然残酷，但高考是一次公平的选拔，它可能改变你的命运。在选择专业时不必担忧，可以多尝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新京报记者彭镜陶实习生王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