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 ，农村就有成分之分，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我的家庭成份最高，是地主。
在我从小记忆里，也在别人的心目中，我是“地主”的后代，身上无形地背上了地主成份的“黑锅”。
提起“地主”这两字，我至今都还寒颤，幼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心灵上的创伤，一辈子都难以弥合。
我的爷爷是地主，听说解放前，家里有几十亩良田，靠自己亲自播种，只有农村里请一些人来帮忙，也就是打短工，是有劳动报酬的。
后来划分成分为地主，自从划为地主成分后，全家人的生活被一片阴云密布中笼罩着，爷爷奶奶三天两头被抓去批斗。
两位老人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双双跳河自杀了。
爷爷奶奶离世后，我父亲是地主子女，仍然没有躲过那历史的劫难，也经常被抓去批斗。
太阳下山了，夜幕降临，生产队里男女老幼吃了晚饭，匆匆忙忙的来到生产队的公棚里。
“把地主分子吴国右带上来！”随着生产队长一声威严的号令，两个穿着破旧的农民汉子，押着五花大绑的父亲，让父亲弓着腰，低着头，站在一根高的板凳上，任由全生产队的人批判、指责、唾骂。
这种场面我见到一次，我被吓哭了，后来批斗父亲时，母亲不要我去了，只能呆在家里，等着伤痕累累的父亲回家，母亲再给父亲清洗伤口，然后敷上一些扯来的草药。
这是幼年时记忆里斗父亲的场景，永生难忘。
有时父亲的伤口还没痊愈，又被抓去批斗，这样反复的折磨，父亲有时都忍受不了，多次也想自杀，又想着未成年的孩子们，当时我们姐弟共三个，姐姐最大才八岁，我才五岁，弟弟也只有三岁。
六十年代批斗父亲的时间最多，七十年代就少一些。
只有要求大队搞大型的“忆苦思甜”的批斗会才把父亲叫去，那时有民兵持着枪把守，土台上站着一排“地主分子”，其实他们都是地主子女。
这下就叫那些曾经帮过这些地主家庭打过短工的农民上来批斗，批斗完后，大家就齐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
父亲成了地主分子，生产队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必须抢着干，生产队分粮，必须分社员们所剩下最劣质的粮食，我们一家敢怒不敢言。
我六岁那年，该上小学了，到学校报名时，老师要填报名表，新同学走上讲台去一问一答，老师填写。当问及别人的时候家庭成分时，我的心就开始蹦蹦直跳，头低下不敢看。
当轮到我报名时，老师问我家庭成分，我吓得不得了，心里没有底气，但我还是壮着胆子撒谎说“贫农”，旁边另一个叫狗蛋的男孩大声说：“他家是地主！”
我羞得脸一阵阵的红，心一阵阵地乱跳，好在老师说：“小孩子不要撒谎，地主成分不影响上学，接受教育是平等的。”
上学时的课本也有批斗地主的课文，在我幼小的心灵总觉得地主是坏人，上学期间很不开心，总觉得抬不头来。
我和同学们闹着玩时，同学们都说，地主是大坏蛋，我是地主崽子，这样，我童年一直没开心过，时常回家就偷偷哭泣，埋怨为什么家里是地主成分。
随着我一年一年长大，在同学间非常自卑，我自己也不愿意与同学玩，上学独来独往，开始认真地读书、识字，做算术。
那些年，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我们地主分子家庭，更是难上加难，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哪一顿吃饱过肚子，整天处于饥饿状态。
春天某一天，我背背筐去割猪草，割了满满一背筐猪草后，我饿得头昏眼花，实在是饥饿难忍，我看四下无人，就躲在种有胡豆的林子里，剥着那苦涩的嫩胡豆往嘴里送。
我吃着吃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对我大吼一声：“好啊，你地主崽子，敢偷队上的胡豆！”
他这一吼，把我吓得魂飞魄散，瑟瑟发抖，这是生产队的蒋大汉，长得人高马大，一把把我从地里抓了起来，右脚把我踹了很远，我连气都回不过来，以为自己马上会死了。
等我慢慢回过气来时，生产队已来了很多人，纷纷指责我，然后把我带到生产队的公棚，队长召集全体社员，同时也把我父亲抓来，让我父亲站在高板凳上，我站在父亲旁边，开始开批斗会。
批斗会的内容是，地主分子养子不教，竟敢偷生产队的胡豆，接着又号召大家一齐呼“千万不要忘记街斗争”的口号。
这次批斗父亲，是我造成的，但父亲没有责怪我，只教育我以后不要偷东西，从那以后，我再挨饿，哪怕吃坡上的野果，我也没再偷生产队任何东西了，那时我还不到九岁。
02
饥饿一直伴随着我，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在饥饿中度过，但我学习一直很努力，从来没我缺一节课，成绩也很拔尖，这是我的父母唯一的骄傲。
1974年，13岁的我初中毕业了，那时初中毕业上高中是通过推荐，无论你初中成绩多么优秀，“地主”成分，就一个条件，我就被刷下来，只有回到生产队当农民。
1974年10月，我们村上办起了一个“代帽”高中，也就是农技班，主要是学习农业技术，学校旁边有两块大的试验田，就是划给农技班的师生进行农业生产的。
这种所谓的代帽高中，其实是不合格的高级中学，教学条件不合格、师资力量不合格，因此，上这样的高中的条件没有那么严格。
全班四十多个学生都是没有推荐上正规高中的，我也有幸进入了这个代帽高中班学习。
这所个高中班也与初中小学在一起，上课的老师有初中老师，也有在外面请来的技术指导的老师和文化课老师。
农技班不是全日制上文化课，一周有两天的劳动创收日，就是师生们在试验田里进行劳动。
在这样的条件与氛围之下，同学们学习文化知识那简直可想而知了。
好在我初中知识学得比较扎实，特别是数理化，要突出一些，因此高中课本基本上能看懂，也能做一些复杂一点的题。
高中的数学老师刘老师，也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他知道我初中数学的底子不错，他每当要讲高中一些知识时，都会与我先探讨后再上课。
有时数学一些复杂的章节，估计他也没有弄明白，有时干脆让我上讲台去讲。我也壮着胆子当起了小老师，一些同学反应，我讲得比刘老师的还容易懂些。
我有了给同学们讲数学的先例，物理老师，化学老师，只要他们一上课，也让我代替他们上课。
物理老师也是我初中的物理教师，他任务重，还要上初中几个班的物理，上高中的课有时没来得及备课，就把给同学们上课的任务交给了我。
化学老师是在外面请的一位医生，大家叫他卿医生，听说是老牌大学生，在镇里卫生院当医生，据他说，高中化学他也忘得差不多，几乎是边学边教。
卿医生的化学课也准备不充分，有时讲的知识，同学们反应根本听不懂，有时他上课也慌了神，就叫我来帮他讲。
就这样，数理化这三门学科，基本上是我上课为主，老师最多在教室守着维持一下纪律或看着我上课。
当然，有了老师的信任，我也有了信心，每天放学后我回到家里都要反复熟悉教材，对着墙壁试讲一番，第二天一上课，只要老师一开口，我就登上讲台。
最后一年，这些老师脱手让我帮他们上课，同时也拿了一些参考书给我看，把他的教案本给我，我也帮他们写下教案，好应付上面检查。
在这代帽高中两年，我是学生的身份，代替老师上课，两年时间，就这样边学边教中度过，最后高中算毕业了。村上的代帽高中只办了这一届，后来就再也没有办了。
1976年，15岁的我再次返回生产队务农。
03
我回到生产队，仍然是一个地主分子的身份干活，只是背着这个“黑锅”渐渐在队上的社员里淡化了，但我的心里总是我有阴影。
生产队的样样活都必须干，犁田打耙，插秧、打谷，我成了生产队的主要劳力，那时生产队的社员报酬是以计工分，主要男劳动力每天记10分，妇女记7分，生产队是以计工分分粮。
无论我干活多么卖力，我的工分与妇女一样，记7分，但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是地主成分，又曾在队上偷过东西，这些黑材料生产队是有记载的。
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还没结束，生产队仍然开荒种地，把生产队的荒地开垦出来，学习大寨精神，生产队派上主要劳力挑石运土，我就在其中。
每天把坡上放炮后的石头运走，一百多斤的担子压在肩上，在烈日下火辣辣地疼，汗水湿透了衣服，只有赤膊上阵。
运走石头，又挑回泥土填上，那泥土基本上是一些老坟的土堆，一挑又一挑，一趟又一趟，
这一挑就是两个多月。
经过这两个月的洗礼，我变得壮实了，古铜色的皮肤显得更加刚毅；黑油油的脸显得更加健康，我从文弱书生变成了一个壮实的农民了。
那时生活条件仍然艰苦，以红薯、土豆为主食，只要能填饱肚子，那是农民最大的愿望。可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往往肚子填不上，便把小麦用石磨磨成面粉，把一些野菜放在面粉里在锅里熬成一锅糊糊来吃。
那时购买一些物品要票，同时也要钱；买布做衣服，要布票；买杂粮要粮票；买煤油照明，要油票；购买这些票都需要钱，一般来说，普通农民是没有钱的。
农民只有在劳动之余去下一点苦力，可以用于家里日常开支，我们这儿离玉龙山比较近，最好的办法去山上当挑夫，玉龙山有煤矿，山下有石灰厂，可以在山上把煤挑到山下的石灰厂，就可以挣得一点钱。
在农闲时，我与生产队的农民到玉龙山去当挑夫，从山上的煤矿挑煤到山下的石灰厂，这段距离有两三公里路，每挑100斤就有一毛钱的收入。
从早上挑到黄昏，速度快一点的能挑十趟，我挑煤的速度就比同行得快一些，每趟挑150斤左右，一天算下来，我可以挣上一块五毛钱。
再说我父亲因为长期的批斗，已患下了病根，腰经常疼痛，而且还有肺气肿，吃药需要很多钱，我就用这下苦力的钱来为他治病，同时补贴家用。
当挑夫也是很危险的，山高路不平，其中有很长一段路是悬崖陡壁，稍微不小心，连人带煤滚下山，有时就一命呜呼了。
我们一起当挑夫的蒋二娃，出事那天，他已是挑第二趟了，突然一不小心，他人连同一挑煤就从山上摔下去了，另一个社员对我大声喊：“快，快，蒋二娃摔在山下了，我们一起把他救上来。”
蒋二娃是蒋大汉的儿子，就是抓我偷胡豆的那个大汉，踹了我一脚，我怀恨在心，但看到咱们都是下苦力来当挑夫面子上，我也没想那么多，与社员一起把蒋二娃背回了家。
蒋大汉还以为是我报那一脚之仇，故意推蒋二娃下山的，幸好这几个社员作证，我才免受冤枉，可是蒋二娃伤势很重，回家里没几天就死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当挑夫死了人就不干了，还是继续，因为家里要钱开支。
04
时间很快1977年下半年，传来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的一些同学来到我家里告诉我，并且希望相互学，迎接这次来之不易的高考。
对高考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我是地主成分，政审这一关就过不了，这我明白。
同学吴天贵对我说：“我们先准备到这里，到时去公社报名时试一试，万一你能参加考试呢。”
“那好吧。”听了吴天贵的话，我也有了一点信心。
来我家的有吴天贵、李明阳、刘小凤、黎万中四位同学，他们都认为我的成绩比他们好，因为我们一起上高中时，我经常上讲台讲课，就这一点，他们希望得到我的帮助。
我也表示同意，得到消息是10月21日，高考日期是12月9日，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
那段时间，这四个同学就在我家，与我一起共同复习，白天主要复习数理化，早晚复习语文和政治，复习都是我理方案，大家按照我的方案做题。
其实我复习的方案也是个瞎闯，身边除了课本，就是以前帮数理化老师上过课的教案，他们当时都没有收回去，一直留在我这儿，再把教案上的题又做几遍。
每天天刚亮，他们就来到我家，中午与晚上都在我家吃一些简单的食物充饥，一直复习到深夜才离开。
他们离开会，我又继续背语文的古诗词，读报上的时政，那时没有钟表，直到凌晨鸡鸣才入睡，他们一来，我就起床又一起进入复习。
得到所有考生报名通知那天，大家都赶往公社，公社负责报考的领导发了一张表让大家填，当我得到表后，一看傻了眼，上面有一栏家庭成分，我感到措手无策，同时也心慌。
如果我按实际情况填，到时候如果考上了，政审也不可能通过；或者审核根本不能参加考试，我就问吴贵同学：“这个我该怎么办？”
吴天贵看了也为我着急，他想了想，说：“我去帮你问问招生领导。”
他说完，放下他填的表，匆匆忙忙去找公社领导，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对我说：“领导说，你这种情况，上面没有正式文件说可以报考，只有暂时不报名。”
“啊！”我听到后直接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有如万箭穿心一般的痛，既然恢复了高考，地、富、反、坏、右仍然没有考试资格。
我不服气，我再鼓足勇气再去那位公社领导，我直接问那领导：“地主成分真的不能参加考试吗？”
这领导四十多岁，一副笑呵呵的神情，说：“年轻人，这不是我说了算，因为上面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既然要填成分那一栏，那就意味着，成分高了的就不能参加考试。”
我再也无话可说了，心里真的难受，愤愤不平，心里骂道：“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给那些有关系的人安排好的套路，我再也不相信什么公平……
这四位同学报了名后，仍然在我家来安慰我，特别是吴天贵，他说：“你要相信，这政策不可能一直是这样，既然恢复高考，以后一定还会为你们这类人考虑的，你的知识不能丢了。”
他这么一提醒，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才16岁，再过两年也没关系。他们仍然在我家复习，让我指导，一直到他们考试。
这四个同学中，最后有两个考上大专，一个考上了师范，一个考上了中专，他们领到录取通知书后都来到我家，一直劝我千万不要放下课本，一定也有那么一天的。
我也相信他们说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边劳动，一边看书学习，并且还借了一些资料来复习。
1978年5月，我收到吴天贵给我写来的信，信中说7月份又要将举行全国统一高考，这次高考明确规定不限成分，我听了非常高兴。
我已做了好了充分准备，在6月份填报志愿时果真不限成分了，我的地主成分可以报考。
当填表上还有一栏填家庭成分，我有些不相信，再去问领导，领导回答说：“这没关系，既然上面规定了，填了不受影响的。”
7月20日到7月22日开考，我报考的是理科，考试科目五科，分别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总分为500分。
真是苦心人天不负，我以395分的成绩被四川大学录取了。
地主成分，害苦了多少年，让我人生有一个难已抹灭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