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藏着时代变迁。
1
一张图
这几天,有两个人火了。
一个是名叫周劼的90后“官二代”,在朋友圈疯狂炫耀自己的富贵生活——
和单位一把手吃饭,父亲的副局长没问题了;
办公室主任怕我吹空调冷,直接叫物业的过来调节;
省领导给我递烟,1200元一条还买不到;
妈妈随随便便就给我买10套房,我随随便便就喝20万一斤的茶……
更牛气哄哄的是,他还放言——
我怕你会读书啊,名校研究生,都别想那么容易进我单位。当年仗着自己会读书,看不起我们这种靠父母的人,呵呵,社会会教他的。
如此猖狂的衙内,很快就遭到了小镇做题家们的爆锤,并迎来了所在国企的调查。根据江西国控集团的通报,周劼已经被停职,人们发现他在朋友圈说的话也真假参半。
周劼所谓的“深厚背景”,其实是扎根江西省交通部门的家族成员,且他母亲及几个伯父均已退休。但人家有钱是真的,周劼本人及父母名下有6套住房、2个商铺,购入总价达846万元。
还有一个是“二舅”。周劼靠富出名,“二舅”靠的是惨。他本是小镇天才少年,却被庸医搞到终生残疾。尽管年少落疾、一生未婚、饱受人间苦痛,但“二舅”没有向命运屈服,还在笔记本上写下——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个讲述“二舅”故事的视频,在网络上火得一塌糊涂,播放量以千万计。有网友说,看完“二舅”的经历,突然觉得自己充满动力。
人们看到比自己苦的人还不放弃生活,总是能得到巨大的精神鼓励。
这两个人,一个让人愤怒,一个令人佩服,但另一张图,却使我感慨万千。
在这张图里,清华北大毕业的天子骄子,似乎成了“行业冥灯”——
涌向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遭殃。
上一次获得这个称号的还是罗永浩。过去数年,他成了很多行业的“诅咒”——
进军科技圈做锤子手机,欠了6个亿;
开发子弹短信App,不到一年就过气;
进军电子烟,宣布开售不到20分钟,官方就发布禁令……
干一行赔一行的罗永浩,被网友调侃为“行业冥灯”。如今这张图出现,难道清华北大毕业生,都被罗永浩附体了?
2
行业自有周期
这当然是个段子。
说清北毕业生是“行业冥灯”,属实是冤枉他们了。他们要真有这种“预言家”一样的特异功能,早被列入国家重点研究对象了。
段子背后,每一个行业的兴衰,其实都有着自己的规律。
先来看宝洁等消费品外企。来自美国的宝洁,早在1930s就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并在1988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作为稀有的外企,加上工资待遇高,以宝洁为代表的企业自然得到了中国名校毕业生的青睐。
拉长历史来看,宝洁的崛起赶上了以福特汽车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展则赶上了改革开放,宝洁、联合利华、沃尔玛,都是在这个潮流中壮大的。
但随着中国制造的发展,这些洋品牌的光环逐渐散去。根据国金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到了2018年,宝洁全球销售额为668亿美元,同比十年前下降149亿美元,降幅达22.31%。宝洁在中国市场的业绩也开始遭遇断崖式下滑,降幅一度超过30%。
Euromonitor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家庭日化产品市场前三位全部是本土产品,当年独霸天下的外资品牌已经黯然失色。
再来看互联网行业。1994年,从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那一刻开始,一个造富行业就已经诞生了。依靠着10亿级别的庞大人口红利,中国互联网迎来了高速生长的20年。
2005年,百度上市当天造就了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富翁和250位百万富翁。2014年,阿里巴巴的上市诞生了一万多名千万富翁,阿里P9们买房子就像买白菜。
这种造富能力带来的社会认知是:能进互联网大厂,几乎等同于光宗耀祖。嗅到风声的名校毕业生,乌泱泱地涌入互联网。
但红利总有终结的一天,20多年的狂奔之后,互联网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流量见顶,是收入下滑。过去几年,但凡是叫得出名字的互联网企业,几乎都经历了数次大裁员。
十几年前,一群20岁出头的高材生眼里冒光、脚上带风,冲向中关村、深圳、杭州。但如今,过了35岁的他们,开始战战兢兢,有些甚至惨遭淘汰,送起了外卖,开上了滴滴。
更扎心的是体制内。这两年,在疫情的催化下,无数毕业生涌向体制内,其中不乏清华北大毕业生。
但他们没有料到,世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铁饭碗。很多地方体制内的财源,都出现了尴尬的局面。
就在最近,财政部公布的2022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上半年的卖地收入为23622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1.4%。
没有钱,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所以你会看到奇葩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多——
广西玉林让一些公务员背上“卖房指标”;
武汉东西湖区为鼓励公务员买房可预发15万补贴;
四川阆中拍卖“饭碗”经营权……
无论是宝洁等外企、互联网行业还是土地财政,他们的回落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周期和规律在起作用。
清北毕业生,和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浪尖的浮萍。
3
“内卷”背后的真相
作为中国金字塔顶尖的两所高校,清华和北大的门槛很高。
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达到1193万,是恢复高考45年来,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人变多了,录取率也变高了。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统计,我国高考录取率已从1977年的5%,逐步攀升到1988年的33.86%,2019年再提高到80%左右。
四十多年来,高考录取率翻了近16倍。大学不难上,但好大学依然很难上。
我们拿前年的数据作为参考,1071万考生里——
全国平均本科录取率不超过45%;
全国平均一本录取率不到20%;
211大学录取率5.2%;
985大学录取率1.9%。
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更是夸张,只有0.073%。
真的是万里挑七!
放一张2017年的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要成为清北的学子,在高考这个维度,就得是金字塔顶尖的存在。也正因此,这两所大学的毕业生被称为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他们的去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风向。
往前推十年,清北毕业生进民企赚大钱才是主旋律。但如今,他们都掉头冲向了体制内。
清华大学发布的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里,前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数占到——
69.9%。
这还只是一个缩影。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史无前例地突破了200万,报录比达到68:1。28年间,国家公务员招录人数从490人增长到31242人,增长了64倍。报名人数从4400人增长到212.3万人——
增长了482倍。
很多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
广东一个偏远县城的人才引进名单上,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有31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00多名。
西藏阿里地区的邮局某个岗位,只招1个人,但有2万多人报名。
在杭州余杭区的街道办,坐着十几个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学历不是硕士就是博士。
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名校硕士博士,开始加入到房产中介、外卖员、保姆甚至是城管的队伍中。
为什么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正在走向底层岗位,与基层人士进行惨烈厮杀?
这背后,是日益严峻的劳动力供需矛盾。
我们之前讲过,在一个科技没有跨越式大发展的环境下,高端岗位永远是有限的。用经济学人士的话来说,一旦高端行业的扩张速度跟不上劳动力的供给速度,就注定会有人被挤到下一个层级。
这是人才供给过剩的宿命。
4
尾声
那么,这个魔咒,能不能被打破?
答案是可以,关键在于把握周期节点。目前的学术界,有四大公认的周期理论,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康波周期。
无论是哪一个周期,都会经历起步—上升—衰退—再起步的循环。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每一轮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带来了一次次人类文明的大跃升。
往更深处看,历史上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技术红利衰退带来的产能过剩,而每次危机的真正“消失”,都只能通过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让资本再次与科技结合,助力经济再次增长并繁荣。
换句话说,不断更迭的科技革命是我们这个世界生生不息的源动力。大萧条时期,同时也是新技术的孕育期。
所以,打破魔咒的唯一方式,就是创新,就是挤进高端产业的上游。
当缺乏创新、缺乏高端产业话语权的时候,当无法在世界的整体分工里占据上游地位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收获高利润,没有这么多高收入岗位,就只能不断内卷。
那么,该往何处突围?
答案就在“第四次工业革命”——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20年全球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经达到32.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的43.7%,已然接近半壁江山。
中国同样如此。2020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达到38.6%。
这一年,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叠加影响下,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9.7%的高位增长,这个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3倍多。
而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动用举国之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因为这就是我们在下一个时代突围的利器。
我们常说,人生发财靠康波,实际上,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我始终记得那个“至暗原理”——
天最暗的时候,就是最接近黎明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