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好思考问题的人，从小就爱沉思默想。
我在西南联大念书时，一年级是念的经济系，就因为爱追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觉得学经济不能满足我这方面的渴望，才转入哲学系，走上了哲学之路。
我从小爱读书，念中学时就尽量利用业余时间读一些中国古典的说理文章，在西南联大转入哲学系后的头一年，就通读了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等三本英文原著，还做了笔记。
我从那时起就把读书当作我思考问题的帮手，我老想从书本里找到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满足感和不满足感经常在我脑海里纠缠着。我学术研究的前期主要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后期主要研究中西哲学的结合问题，或者说结合中西，研究一些哲学问题。
在几十年的治学过程中，我笃信《论语》上的两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以为两者中，学是基础，基础不固，所思必空。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说，尤其要警惕空疏的毛病。黑格尔就说过：哲学是深思之学，于是许多人似乎以为搞哲学不需要多读书、多学知识，单凭聪明就可以对什么问题说东道西，发一通议论，这只能导致一种“模糊空疏”的学风和文风。黑格尔的这番警示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治学之人特别是治哲学的人注意。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的话和黑格尔的话，一中一西，实可交相辉映，互相发明。他们都告诉我们，治学之道，首先在“学”。“思而不学则殆”，殆者，危也，危在于空疏。
说“学”是治学的基础，按我个人的体会，似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打好最基本的人文功底，二是掌握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基本资料。
前者是指文史知识的学习，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和语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以至外文方面的训练。这些最基本的功底，主要是靠青少年时期所下的功夫来奠定的。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亲身体验：中小学期间背诵的古典诗文，特别能铭记在心，终生难忘，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以后的研究和写作。就以我这样一个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我现在的写作还受益于中小学期间所背诵的古典诗文。所以我特别主张，从事学术研究，凡属基础性的东西必须念得熟透。这是治学的根基，根基会影响枝叶的末端。
青少年时期没有在这方面打好基础，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治学，必然捉襟见肘，难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境地，所写作品，往往内容枯燥，语言干瘪，不符合人文学科作品的要求。在这方面，我个人也有亲身体验：我这些年来常常写些有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文章，在评述到某个人的哲学观点时想联系一点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史实，让文章显得更丰润一些，但由于青少年时期学的历史知识太少，又不熟透，现在用起来就有力不从心之感，只好临时抱佛脚，到处查阅文献，其实都是些基础性的东西，如果青少年时期学到了手，现在就不必费那么大的气力了，而且现买现卖的东西，放到文章里，终觉不是出自肺腑之心，未免生硬。
第二个层次的治学基础主要是指，学术研究中的创见必须有充实的资料为依据。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第二手资料。一本学术专著或一篇学术论文，其水平如何，除了看它是否有创见外，还一定要看它引用的资料是否准确扎实、是否充分。
古人说“竭泽而渔”，用到治学上来就是，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资料全面地加以掌握。当然，要做到滴水不漏地把相关资料都掌握到手，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相关资料，包括已有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情”，如果没有掌握，或者掌握得不准确，这样的研究在根本上就是不坚实的。
根不深、本不固，则枝叶不茂。所以我在写学术论著时，常常有一种如履薄冰之感：怕我讲的东西有失原著的原意，怕有的重要资料自己还不知道或者遗漏了，怕我自认为是新的论点早已有学者讲过了。所以我不仅在动笔之前，先花时间尽量多看书，多阅读资料，把读后的感悟记下来，而且在动笔的过程中也常常是写一写又翻翻书，翻翻书再写一写。
为了让学术研究的成果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了让我们掌握的相关资料尽可能全面些，我深感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面。研究一个问题，当然需要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做一些临时搜集资料的工作，但如果平日不注意知识积累，知识面不广，那就既难于选择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知道搜集资料该从何下手。
一项学术研究的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不可能把平日所积累的知识和掌握的资料全都塞进其中，但这些知识和资料是一本学术专著或一篇论文的“后盾”。我以为治学为文一定要重视“后盾”是否强固，没有“后盾”的学术研究不过是空中楼阁。
但学术研究毕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创新上来。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创新就是在学术界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前进一步，在著述前人（“必记本”注：包括已发表过研究成果的同时代人）的基础上开花结果。这才叫研究成果。
我每写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总是有不得已而言才言。没有一点一得之见，也就没有一点下笔的兴趣。这一得之见主要靠自己的思考。我们平常在评价一本高水平的论著时爱说的一句话：“发前人所未发。”这句话也许显得要求过高，但它至少启发了我们，学术研究要有自己独立的新见。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治学要“空所依傍”。“空所依傍”当然不是说不要依据资料，不要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说在思想观点上不囿于成说，更不要人云亦云。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谈到，为文作诗都要讲一个“真”字，他把“真”字解读为“互不相袭”“面貌各异”，真乃千古卓绝之论。我们现在有一种不正之风：窥测方向，闻风而动，言不由衷，千篇一律。
所以治学要做到“真”字，必须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在“学”与“思”的结合上，如果说“学”的方面应该强调“聚”，强调多读书、多搜集资料、多一些依据，那么，在“思”的方面我们就应该强调“问”，多问些为什么，少一些“依傍”；如果说在“学”的方面要多一点虚心的态度，那么，在“思”的方面我倒是提倡大胆一点，不仅对前人的东西要大胆一点问，而且对自己的东西也要勇于大胆地问。
我个人在研究一个问题、写一篇学术论文时似乎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多设疑难：一个观点、一个论断似乎已经论证和论述得够清楚了，但我往往并不贸然停笔，我又自己给自己不断提出疑难和反驳，一直要反驳到按我当时的水平来看已无可反驳为止。这也许算是我对“问以辨之”这句古训的一点体会和心得吧。
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二十多年里，我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的哲学和思想怎样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中国传统哲学确有其重大的优点，但我更多地想到它的缺欠。任何一个东西，优点再多，但如果不着重看缺点，就不会有危机感，不会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我作为一个多年研究西方哲学的专业工作者，却在这二十多年里花了更多的时间读中国传统哲学的著作，我感到如果陷在这个圈子里出不来，无论怎么研究来、研究去，也很难为中国人的哲学和思想找到一个新路子。
于是我在二十多年里又同时仔细地、认真地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我近些年的很多观点和思路或者说一得之见，都是受西方现当代思想的启发，通过自己的思考，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后才得到的。是这些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活力。同时我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优点也只有在与西方哲学结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自己的活力。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似乎尚处于沉睡中，需要用西方的思想来激活它们，而它们一旦被激活以后，就比西方的哲学思想更具魅力。“中西贯通”这个提法不应该只是对某个人的学术成就的赞美之辞，而更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的一条原则。
另外，我作为一个老年学者，在这二十多年里，还特别有意识地多读国内中青年学者的书，他们的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活跃皆非老年学者所能及。中青年人的论点和学术风采也是我思想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我也认为他们是一支能为中国人的思想与哲学开创新局面的生力军。
学术研究的成果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晶，是作者呕心沥血的创造。所以我所提出的一得之见，都是我愿意生死以之的东西。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写的哲学论著都注入了我个人的感情。
我希望我写的东西，不仅能说服人，而且能感染人。那种认为说理文不需要感情的所谓“零度风格”，我看有很大的片面性。我近些年来，不时也写一点随笔之类的东西，实际上是想通过一点文学的形式，让我的哲学思想多少能在读者中起一点感染的作用。
作者简介：张世英（1921年-2020年9月10日），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