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仅关乎着个人家庭的未来，更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繁荣与进步，如今再次回顾那句“教育从娃娃抓起”时，我们更能深刻体会教育和个人家国之间的关系，在试图回答“中国教育最需要什么”这样的宏大命题的时候，我们所渴求的，不应该是试图理解它，而是应该问，为什么会这样？它又是如何变成这样的？
教育，是最能体现长期主义的投资。
就在上个月，2022年北京中考成绩公布，海淀区655分以上的人数为517人，一举超过北京其他几区的总和，要知道，北京中考总分也只有660分，海淀区也因此冠上了“王牌区”的称号。
正在人们惊叹于海淀区父母的“用心良苦”以及神童之时，明星考编又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考编的普通人被称之为“小镇做题家”，时隔多年，“小镇做题家”再度被人提起。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考试。
自从科举在隋朝被全球首创之后，在宋代一度发展到顶峰，也正是在那时，考试似乎便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
在国内，考试一直以来都被普通人视作是跨越阶层、改变命运最有效、也最公平的途径，甚至没有之一。
这本是最行之有效的筛选机制，在普通人中发掘人才，为家族、公众和社会谋取更大的福利，以公平的试卷来确保每个人的起点都是一样的。
但当教育开始逐渐让步于“应试”，所有的学子都在教育中争夺那有限的资源时，教育离“人”的概念反而越来越远，“有教无类”也越来越模糊。
此刻，教育最需要什么？
我们是应该焦虑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还是应该焦虑如何让孩子在层层考试中，进入到那个更好的学校？亦或是，选对一个更好的专业，或进入一个铁饭碗当中？
好学校提供的是更好的教育，还是更有优势的社会资源？教育的目标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是竞争中的优胜者？
谈到教育，我们一定绕不开考试，谈到考试，我们又必然会聊到师资力量，聊到各省市的地区差异，聊到城市和乡村的教学资源。
这是教育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教学资源的结构性失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四五线城市的人口不断流向大城市，教学资源的差异性，似乎愈演愈烈。
即便是在依靠补贴的公立学校中，也依然存在着基本的供需原理。大城市的学生越多，学校就越有动力去重视师资力量、重视教学成果，天然地，由于大城市人口更多，经济更好，大城市的公立学校所获得的补贴，和县城乡镇公立学校所获得的补贴，也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师资力量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一个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这又进一步决定着，这位孩子考上怎样的大学，进入怎样的公司，拿到怎样的薪资。
过去我们还时常听到或看到“寒门出贵子”这样的新闻，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财富的不断积累和再分配，一些东西开始固化，地区间的教育差异越来越大，“寒门出贵子”的比例也被大大降低。
金钱不仅仅是教育的结晶，某种意义上金钱还是二代、三代后人的结晶，这可以让你从小接受更好的兴趣班、更贵的私立学校，培养更大的眼界，理论上，你会变得更为优秀。
这种优秀，又挤压了从四五线城市来到大城市读大学的“小镇做题家”。
因而，今天教育的城乡差异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各省市经济差异化的体现。
尽管短期内这很难解决，但教育依然是最能体现长期主义的投资。
从90年代开始，便一直就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分，但现在的素质教育也慢慢变形了，服务于新一轮的功利主义，父母在诸多兴趣班中择优报名，对学生来说，兴趣班成为新的负担，而学习的压力又并没有减轻。
这是父母对未来的焦虑，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到孩子身上的一种措施。
但另一方面，这似乎又是时代的通病。
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相对充沛、城市教育水平相对高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物质时代下，“人的生产力”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考试分数的高低，以此来判断区分人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以学历的高低，来区分竞争门槛以及个人能力的优劣，最终的体现则是收入的不同。
父母鸡娃的根源，既源于竞争，又源于对“胜败”的在乎。
在唯考试论的大背景之下，提前卷起来，更早卷起来，成为了一种共鸣。
内卷源自优质资源的稀缺，好工作是稀缺的、好的行业是稀缺的，这很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现状。
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们有着广阔的疆域，但具体到个人，对一个想要未来更好发展的应届毕业生来说，他的选择可能就只有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以及一些二线城市。
当每个人都抱着这样一种共识时，我们广阔的疆域，就变成了在几个城市之间的内部竞争，于是就形成了内卷，大城市的资源面尽管很广，机会也很多，但即便如此，也依然架不住每年上千万的毕业生。
当我们在说内卷的时候，卷的其实只是一二线城市。
由于资源的高度集中，资源的稀缺，反过来导致了人口的集中，加剧了教育的内卷化。
而要想反内卷，以目前的结构性问题来看，似乎也是一个不那么现实的问题。即便是随着总人口的下滑，内卷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大概率会是一个常态。
唯考试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应试的确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很好地选拔了人才，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但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财富的再分配作用越来越小，固化越来越多，而更好的经济能力，又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教育资源。
基于此，我们也就更能够理解海淀区中考四百多位近满分的学生是如何“卷”出来的。
当应试教育的公平性差异越来越大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教育的多样化正在显现。
一个最明显的差异是，今天的职业化教育越来越多，中考分流和高考分流，把一部分应试教育中优势不那么明显的孩子，开始输送到职业教育中。
他们不再接受系统性的学科教育，而是专注于某一职业，进行培训、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践，而事实上，这正是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
把教育分为两个大的方向，让能够考大学的人继续考大学，让不能够考大学的人早点选择职业教育，早一点踏入社会参加工作。
这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低学历者的就业问题。
教育和就业挂钩，而就业又和市场能够做到大挂钩；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教育的问题可能更多，职业教育没有普及、更多的人读完初中就进厂，但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很好地掩盖一部分问题。
在今天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时，一些问题开始重新回到我们的视线中来，教育在面对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教育必然也要学会多样化。
但父母的鸡娃在短期内可能还是难以改变，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诸如德国这样的国家，蓝领和白领的薪资差异并不是特别大，读不读大学都有不错的收入。
但我们不同，劳动力成本依然较低，这势必导致，读大学和接受职业教育，可能会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
收入的差异化，导致了就业选择的差异，就业选择的差异，则反过来影响教育的内卷。
以眼下越来越低的出生率而言，除了年轻人推迟结婚生育年龄之外，另一个原因就在于，生育的成本越来越高。
我们可以看到，“双减”的出台让教培行业成为昨日黄花，各地也不断出台让教育减负的目标，既是为了减轻教育的压力，也是为了减轻父母的鸡娃焦虑心态。
虽说眼下来看这更多是一种治标而非治本，但就像我说的，教育是最能体现长期主义的投资，要想改变教育的应试性、职业性、内卷性，我们指望一夜改变，并不现实，这需要长期的付出和一步步的改变。
提到教育，我们会想到中考和高考，会想到功利化和考试，还会想到每年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人数，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表达一个事实：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正变得越来越艰难。
尽管我们都会承认教育的多样性很重要，我们可能也不会真正需要那么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但资源的稀缺性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又让这“独木桥”显得拥挤不堪。
父母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背后，显然还没有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人，他/她们都是平等且一样的，而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和权利，既然如此，又何来有人成龙、有人成凤一说呢？
本质上，我们的思维和社会文化，依然还处在一个丛林法则的时代，还处在一个你高我低、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中。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