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五育并举”方针，影响了部分教育家对教育宗旨的看法——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自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后，晚清政府便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巨额的赔款带来经济的崩塌，进一步引发了政治危机，革命形势风起云涌。
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试图建立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对晚清政府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废止。1912年1月3日，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随后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对民初教育宗旨进行了初步的构想，引起了广泛讨论。
随后蔡在《东方杂志》发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针对清末学部教育宗旨进行反击，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9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学制系统结构图，随后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等一系列文件，形成完整的学制系统，并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针对不同阶段确立了相应的宗旨，影响了课程的设置和经学教育的转型。
袁世凯复辟以后，恢复尊孔祀孔，改订教育方针，恢复儒学课程，成为封建教育的短暂回潮，最终随着袁世凯的去世而烟消云散。
蔡元培与“五育并举”教育宗旨的确立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北京大学改革中成效卓著。教育宗旨的改革是蔡元培教育改革的重心，蔡元培于民国元年出任教育总长以后，在晚清学部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的基础上，增设社会教育司，推行民众教育和补习教育。
清末学制中曾仿照各国的神学科设立经学科，作为中国学堂中的宗教科目。他将晚清学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宗旨进行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却完全不同。
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
美育是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厉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
用中国传统思想来说，自由即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平等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恕”与“仁”三种核心价值。
蔡元培对“五育并举”的论述
1912年，蔡元培在《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在该文中，蔡元培系统地阐发了其“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被民国临时政府所采纳，成为民初教育宗旨的核心文件。
蔡元培将教育分为属于政治者和超越政治者两类。在专制时期，教育家按照政府方针确立教育标准，纯粹隶属于政治。共和时期，教育家以人民的地位确立标准，于是有了超越政治的教育。晚清教育是隶属于政治的教育，教育家称之为军国民教育。
根据中国的国情，列强环伺，强邻交逼，需要一个军人执政时期作为缓冲，所以军国民教育不得不采纳。但是世界民族竞争不仅在于武力，还在于财力，而且武力也由财力所支撑。
隶属于政治的实利主义教育成为普通教育的中坚，实利主义教育主要致力于人民生计，将学术寓于树艺、烹饪、金、木、土工等实用技艺中。他认为人民失业较多，国家贫困皆因实利主义教育不发达的缘故。
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可以实现富国强兵，但亦会导致弱肉强食、侵略私斗，需要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来调节。公民道德教育就是践行法国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友爱三种理念。
平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既要保障自己，也要尊重别人。这三种理念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成为公民道德教育的核心。
教育达到公民道德教育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现世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比如丰衣足食、无灾无害等。这也是现实政治的主要追求，立法、行政、司法等都是为了这样一种现世的幸福生活为目的。
蔡元培由此认为世界分现象和实体两方面，现象世界以现世幸福为目的；实体世界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现象世界成为实体世界障碍的主要因素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强弱贫富的差别导致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争斗，而痛苦伴随于这些追求之中。
要解决这些观念的问题，蔡元培主张进行世界观教育。要实现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完美结合，而不是用哲学的枯燥语言进行劝解，这就需要美感教育。现象世界的事物如人的七情六欲都需要发现美的眼睛来感受，用诗歌、绘画等形式来表现。这种情感能够让人接触到实体世界的观念，从现象世界达到实体世界。
从蔡元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受到佛教、康德哲学等思想观念的影响，引入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分类，在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之外，引入了超越政治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用世界观教育、美育来代替宗教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世的幸福生活，提倡“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观，宗教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一直没有相应的空间，蔡元培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文化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转化。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夔典乐教胄子九德就是德育和美育。
周官以卿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就是德育。六艺中的射御是军国民教育，书数是实利主义教育。礼是德育，乐是美育。希腊的体操和美术就是军国民主义和美育。
“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落实到学校教育中，则要通过不同科目的开设来实现。国语、国文、修身、历史、地理共同实现这些宗旨。例如：“历史的英雄，地理的险要和战绩是军国民主义；记录美术家、历史沿革，各地风景和美术品的算是美育；记录圣贤、风俗的算德育；历史的时间宏观意识、地理的空间极限，哲人、宗教家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引导世界观教育。
算学是实利主义，纯粹抽象的数则是世界观教育的一部分，几何图形的美感则算美育；物理、化学都算实利主义，原子、电子、能量等方面则可以引导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博物学一方面算实利主义，一方面又可以算美育。
图画、唱歌、游戏、手工、体操等都有美育、实利主义等方面的功能。”蔡元培认为孔子的学术与后世的儒教和孔教有很大不同，儒教与孔教是封建政体下的衍生品。忠君和尊孔是为了维护封建政体，与民主共和、宗教自由都相违背。
尚公与公民道德、尚武与军国民主义、尚实与实利主义有相通的地方，但是仍然非常狭隘。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在晚清学部的教育宗旨中没有呈现，是其比较重视的方面。
从蔡元培的教育宗旨和学科比附来看，已经没有经学的空间。他曾认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以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再无设经科之必要，废止之”。
蔡元培早年接受了十年的私塾教育，并且获得进士功名，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其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无可希望”，坚定的走向了反对清廷的革命道路。废止中小学读经，大学阶段去除经科是其在民初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其教育宗旨在学校教学中的反映。
民初部分教育家对教育宗旨的看法
在清廷灭亡、民国初建之际，当时的《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等一批报刊发表了时人对教育宗旨的看法，陆费逵、庄俞、蒋维乔等教育名家对于当时的教育方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成为了解民初教育宗旨变化的另一个视角。
1909年，《教育杂志》针对“中国当采之教育方针”问题进行征文，得到积极响应。通州师范学校的缪文功在《中国当采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清末兴学十年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方针没有确立。他由此提出了教育的八种主义。
道德主义主要是康德和赫尔巴特所主张，认为人的最高价值在于坚守道德要素，以心理学定教育方法，以伦理学定教育方针。
实用主义主要是洛克、斯宾塞主张，宣扬学校应授予实用之学。武士主义主要以斯巴达和日本为例，在欧洲中世纪盛行，推重武力和纪律等。自然主义主要以卢梭为代表，主张人性自然发展，教育的作用在于排除儿童自然发展的障碍。
审美主义主要是柏拉图所主张，重视文学、美术等。其次还有人道主义、宗教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每种主义都各有得失，需要根据不同教育阶段进行调和。普通教育主要在中小学阶段，以陶冶心意，发展智能和身体为主，所以要以道德主义为最好。大学阶段则根据学校性质选取相应的主义。
结语
总的来说，对于清末的教育宗旨，缪文功认为“忠君”可以改为爱国，最终用世界主义、人道主义来整合。从其论述来看，作为赴日留学生和从事教育的专业人士，缪文功对于西方的教育理念比较了解，也阐发了对官方教育方针的不同意见，但是还没有结合中国本土立场建立教育宗旨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