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7年12月1日孙江教授在“学衡研究院硕士论文中期报告会”上的经验分享
孟子说，人生有三乐，其中一乐是“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前的研究生中期考核，让我痛感我们很多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没有找到学术的门径，还在外面晃悠，问题很严重。这些年，总有些学生向我诉苦，要么找不到题目，不知如何进行研究；要么被导师拉到某个项目中，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大学施行的是导师制，仿佛行会，每个导师是师傅，只能管自己的弟子，不能对别人的弟子指手画脚。对于前一种情况，一般我会认真地予以指导，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会举出自己的例子做示范。我的简历上写的是1988年2月毕业工作，最近发现有“伪”，应该是1987年12月。1984年底，我决定考研究生，研究严复的启蒙思想。但是，临近考试时，导师突然告诉我明年只招收秘密会党史方向的研究生。因为对这个题目有偏见，进入研究生后，趁导师去美国访问，擅自改变题目。一年后，导师回国，我告诉他论文写完了，拿出厚厚的一叠手稿。导师翻完后说，不是让你做哥老会研究吗？我说有一节就是关于哥老会的。导师宽厚地说，既然写完了，那就毕业吧。我很幸运，碰到一位好导师。如果你不争取，你就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当然，十年后我拿出了厚实的秘密结社研究专著，算是回报了导师的知遇之恩。
刚才报告的两位硕士研究生是王瀚浩和宋逸炜，一个三年级，一个二年级，他们的论文都进入了最后阶段。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二年级的逸炜这么快就要写完硕士论文了。告诉你们，他大学四年级就跟我学了。当大四的同学在讴歌本科时代最后的青春时，我命他学习法语和其他专业知识，现在和瀚浩一样，都能熟练使用二外。瀚浩本科是中文，英文之外，日文是他的强项。他俩一个研究帝国主义概念在东亚的传布与再生产，一个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重审中国历史的“近代”契机，都是最前沿的课题，都需要运用两门以上的外语。我的学生所会的外语加起来有六门以上，他们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不仅如此，两位同学的硕士论文都与将来的博士论文连在一起，再花一年多时间，就可以拿出博士论文的初稿了。正如你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他们的论文中规中矩，认真写下去，无疑会是优秀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下面，按照“学衡研究院硕士论文中期报告会”的程序，我来谈谈如何写硕士论文的问题。
学界现状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学术内卷化”（academic involution）。内卷化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爪哇农业时发明的。大家知道，有evolution（演化、进化）及其反面revolution（循环、倒转），二者的含义在近代趋同了。格尔茨用内卷化指农业生产停留在低级的简单循环状态，黄宗智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分别将其用于分析中国传统农业和政治上，现在我把它用在学术上，指人力财力投入多而产出甚少的行为。
不是吗？我们每年生产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可能比很多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成就如何呢？不言而喻。在本科生的课上，我曾举出几个关于西方古典名著误译的例子。一百多年过去了，对古典名著的翻译还存在如此简单的错误，值得反思。老老实实地把人家东西翻译过来，对之进行详细的解读和专门性的研究，似乎比嚷着创新更有意义。
中国研究方面的问题更严重。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只有将自身置于他者的位置上才能获致对自/他的深刻了解，因此提倡“同感”（sympathy）。是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看看我们的图书市场，最受欢迎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大都是外国人写的，这在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一个外国人连学汉语带研究，花上七八年时间写就的书就成了中国人书桌上的“上宾”，摩诃不可思议，我们的矜持和自信都到哪去了？谁叫我们的研究太滥的呢！这些年，我一直在省思，除了外在的原因外，是不是和我们对何谓论文的理解有误有关，即，我们的很多论文写得不是像作文，就是像社论，作文说假话，社论讲大话，均重修辞，轻论证。
写论文，首先需要正气，中规中矩。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论演说家》中借克拉苏斯（L. Licinius Crassus）之口说：演说家需要具备五个品格：首先收集演说材料，其次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排列，加以衡量和判断，第三用词语进行修饰和美化，第四是记忆，最后是演讲。撇开后两点不论，前三点说的就是如何写论文，这和桐城派大家姚鼐所说的考据、义理、辞章，大同小异。
论文由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构成。在序论中，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问题意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喜欢将克罗齐（Bendetto Croce）这句话挂在嘴上，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作为研究者，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和关心出发回溯历史，就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说的“我生，故我思”。问题意识决定了切入问题的角度，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可以考虑的两个尺度。
问题意识确定后，就进入第二步先行研究的回顾了。现在的论文对先行研究的梳理大多不痛不痒，列上一长串菜单后，从此前人就“永垂不朽了”，根本没有意义。回顾先行研究，要点在于看前人研究到哪一步，还有哪些空白和不足，而你之所以觉察到这些是和你当下的问题意识有关的，是由你所使用的方法决定的，在本论部分要不断回应前人的研究，即使从修辞的角度看，这也很必要，否则论文的叙述会是平面的，缺乏内在张力。
最后是确定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讨论的问题域和论文的结构。这里我重点说问题域——研究对象。外语能力强的，可以发挥语言优势，我要求我的学生至少要懂两门外语；思辨能力强的，选题可以偏于义理；修辞能力好的，不妨选择叙事性的题目，把文章写得漂亮些。总之，要扬长避短。撇开这些个人因素，研究的题目一定要小。你们花三年时间拿博士学位，是nonsense，不可能，除非硕士三年加博士三年，用六年时间才可能写出像样的博士论文。选择大题目，仿佛穿了双大号鞋，跑不快的。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结果只能靠谎言虚言来装饰。找到好题目并不容易，如果发现不了，还是做一个比较老实的题目。
绪论大致理清楚后，就可以开始本论的研究了。注意，我用的是“大致”，因为绪论的内容要不断根据本论研究的展开而加以调整和修正，绪论不要一开始就写，只要有个大致的轮廓就可以了。受因果律思维方式的影响，你们的研究往往是线性的：原因、过程、结果。好枯燥。因果律很重要，但不要僵化地使用。历史研究是通过文字、图像等将不在的过去呈现出来，进而解释其表层的和深层的意义，给出暂时性的结论，因此，历史现象学的方法十分重要。历史现象学认为，随着观察事物的现在的地平的变动，所看到的景致（perspective）必然变化，可以揭示出对象的立体面相。一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说，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广大且高远的复数的景致（perspective）”。
历史研究是叙事，有的学生误认为叙事就是讲故事，这只是皮毛。叙事修辞的背后实则蕴含了批判性，将以往简单化、程式化、固有名词堆砌的研究消解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实则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批判了解释的“暴力”。
最后说说结论部分。我每年要看很多学生的论文，结论大都成问题：虎头蛇尾。前面码了那么多文字，居然不知道如何总结。结论部分首先要回应绪论中的问题缘起，按章节概述你从多个角度分别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其次从中提炼出一些结论性的观点，与先行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点进行讨论，阐述你的研究做出了哪些贡献，如果能进而在更广的学术语境中阐发论文的理论意义，那就更好了。结论写完后，论文还没完，还得从头再来，从整体上考虑论文的结构，重写绪论，编排章节和论述，更重要的是，要将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勾连清楚，必要的话，还要舍弃一些枝蔓。敢舍，才能得，才能使论文的内涵更加清晰。
按理，我的话到这儿就讲完了，但是，结合你们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讲讲正气之外你们所有和所缺的“贼气”和“傻气”问题。你们的论文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从形式到内容，透着一股“贼气”。
顾炎武在《窃书》一文中说，汉代人喜欢将自己的作品托名为古人所作。晋以降，学风变了，有人剽窃他人之书为己作。有明一代的著作，“无非窃盗而已”。古人作假，今人更甚，这不用我多说了。说得严厉一点，现在的论文大部分都不符合国际标准，都有作假之嫌。理由很简单，别人做过的，你又没有新发现，再做，就是作假。即使电脑“查重”，查不出来，也不行。
反过来说，要写出一篇好论文，在遵守正气原则之外，还是需要一点“贼气”的。所谓贼气，就是偷师学艺。论文是对某一问题阐释个人见解，需要调查研究和合理的证明。从先贤研究的缝隙中找寻自己可以发声的机会，要重视以往研究之间的差异，从差异性中找切入口。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宣称“作者死了”，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颠倒过来，它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读者不是消费者，读者也成为死去的作者留下的文本的生产者，可以对其进行再阐释、再生产。这是一条好的路径。我希望你们在阅读时，能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倒过来，发挥你们的主体性。如此一来，你们所收集到的史料，就不再是只要简单地进行排列组合就可以了，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所有的史料都有制作时的局限。
对于先行研究，不要纠缠于人家的表述——修辞上的毛病，这是比较低级的挑刺，境界不高，要追究思想性的内容。当然，现在历史学论文修辞实在糟糕。高尔基亚斯（Gorgias）在《海伦颂》中为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恶女辩护，辩词之漂亮，四段推理之严密，纵然今人嘲笑智者诡辩，但仍是我们远远不能企及的，更何况从今人的角度看，一个女人成了一场战争的罪魁，实在可笑。还要注意，对于前人辛苦研究出来的成果不能简单地给一个注释就了事，决不能把人家的史料翻出来重新铺陈一遍，要尊重人家的劳动，只有尊重前人的劳动，后人才会尊重你的劳动。千万不要随便越界，我们的学术界喜欢随意引用不相关名家的警句，很糟糕，要坚守论文所涉及的范围。
最后说说“傻气”，这是我们学生最缺乏的。庄子嘲笑儒生“作言造语、妄称文武”。我们的论文多是作文体加社论体，假话加大话，动辄指点江山，好生了得。
“傻气”就是正心诚意，踏踏实实地研究，心无旁骛。不做非过分的事情，做与你的能力相配的研究。我要求学生都要做实证研究。只有在学生阶段你们才能专心做实证研究，这是你们进入学界的第一桶金。开始工作了，可能就没有完整的时间围绕一个问题做实证研究。我至今坚持实证研究，但很痛苦，时间被各种杂事切割掉了，还要应付各方面的约稿和会议论文，无法集中持续地做一个题目。
实证研究可以避免知识不够、见识有限、驾驭文字能力的不足的短处。注意，实证研究不是把史料拿来拼接，所有的史料都存在问题，如果以为看到第一手资料，就把握了事实，很可能从事的是“虚之又虚”的能指游戏。所谓历史事实，其实都是“事件”，事件是经过人的情感和思想过滤过的。窗外的树、风、雨、阳光，是事实。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很冷，你们看到阳光，会感到温暖，尽管并没有沐浴在阳光里，对阳光感受就是事件。但是，有人偏偏就不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中文系的好友，是个鬼才，他在诗里写的一段话，三十年了，我至今记得：看着广场上的阳光/久久的，我的心像一座医院/那么，你来了/嘴唇红红的，像拨开橘子的皮。事件是由某个人建构的事实，本质上在观察者的理解行为中，不能完全客观化。而且，事件的意义随着观察者所处的意义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事件留下的痕迹——文字等，构成了事件的语义学的要素。基于这一点，我们要对所收集的史料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不是史料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们不是代言人。有人推崇档案如何“高”，我的研究告诉你们档案有多“伪”。要正面反面来回看，这叫“档案的复仇”。现在历史学界最流行的是人文数字研究、全球史研究，我很支持，但要注意各有弱点。前者有匀质化的危险，即把收集到的数据等值化了。梁启超说一句话可能顶其他人说十句话，反过来，有的人说十句话，可能什么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相信。全球史在反对欧洲中心的历史叙述——历史“等级化”上厥功甚伟，但作为历史学的现代乌托邦，依然存在“等级化”的陷阱。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