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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论文多是“作文体”+“社论体”, 假话加大话指点江山

本文为2017年12月1日孙江教授在“学衡研究院硕士论文中期报告会”上的经验分享

孟子说,人生有三乐,其中一乐是“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前的研究生中期考核,让我痛感我们很多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没有找到学术的门径,还在外面晃悠,问题很严重。这些年,总有些学生向我诉苦,要么找不到题目,不知如何进行研究;要么被导师拉到某个项目中,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大学施行的是导师制,仿佛行会,每个导师是师傅,只能管自己的弟子,不能对别人的弟子指手画脚。对于前一种情况,一般我会认真地予以指导,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会举出自己的例子做示范。我的简历上写的是1988年2月毕业工作,最近发现有“伪”,应该是1987年12月。1984年底,我决定考研究生,研究严复的启蒙思想。但是,临近考试时,导师突然告诉我明年只招收秘密会党史方向的研究生。因为对这个题目有偏见,进入研究生后,趁导师去美国访问,擅自改变题目。一年后,导师回国,我告诉他论文写完了,拿出厚厚的一叠手稿。导师翻完后说,不是让你做哥老会研究吗?我说有一节就是关于哥老会的。导师宽厚地说,既然写完了,那就毕业吧。我很幸运,碰到一位好导师。如果你不争取,你就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当然,十年后我拿出了厚实的秘密结社研究专著,算是回报了导师的知遇之恩。

刚才报告的两位硕士研究生是王瀚浩和宋逸炜,一个三年级,一个二年级,他们的论文都进入了最后阶段。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二年级的逸炜这么快就要写完硕士论文了。告诉你们,他大学四年级就跟我学了。当大四的同学在讴歌本科时代最后的青春时,我命他学习法语和其他专业知识,现在和瀚浩一样,都能熟练使用二外。瀚浩本科是中文,英文之外,日文是他的强项。他俩一个研究帝国主义概念在东亚的传布与再生产,一个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重审中国历史的“近代”契机,都是最前沿的课题,都需要运用两门以上的外语。我的学生所会的外语加起来有六门以上,他们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不仅如此,两位同学的硕士论文都与将来的博士论文连在一起,再花一年多时间,就可以拿出博士论文的初稿了。正如你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他们的论文中规中矩,认真写下去,无疑会是优秀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下面,按照“学衡研究院硕士论文中期报告会”的程序,我来谈谈如何写硕士论文的问题。

学界现状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学术内卷化”(academic involution)。内卷化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爪哇农业时发明的。大家知道,有evolution(演化、进化)及其反面revolution(循环、倒转),二者的含义在近代趋同了。格尔茨用内卷化指农业生产停留在低级的简单循环状态,黄宗智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分别将其用于分析中国传统农业和政治上,现在我把它用在学术上,指人力财力投入多而产出甚少的行为。

不是吗?我们每年生产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可能比很多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成就如何呢?不言而喻。在本科生的课上,我曾举出几个关于西方古典名著误译的例子。一百多年过去了,对古典名著的翻译还存在如此简单的错误,值得反思。老老实实地把人家东西翻译过来,对之进行详细的解读和专门性的研究,似乎比嚷着创新更有意义。

中国研究方面的问题更严重。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只有将自身置于他者的位置上才能获致对自/他的深刻了解,因此提倡“同感”(sympathy)。是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看看我们的图书市场,最受欢迎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大都是外国人写的,这在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一个外国人连学汉语带研究,花上七八年时间写就的书就成了中国人书桌上的“上宾”,摩诃不可思议,我们的矜持和自信都到哪去了?谁叫我们的研究太滥的呢!这些年,我一直在省思,除了外在的原因外,是不是和我们对何谓论文的理解有误有关,即,我们的很多论文写得不是像作文,就是像社论,作文说假话,社论讲大话,均重修辞,轻论证。

写论文,首先需要正气,中规中矩。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论演说家》中借克拉苏斯(L. Licinius Crassus)之口说:演说家需要具备五个品格:首先收集演说材料,其次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排列,加以衡量和判断,第三用词语进行修饰和美化,第四是记忆,最后是演讲。撇开后两点不论,前三点说的就是如何写论文,这和桐城派大家姚鼐所说的考据、义理、辞章,大同小异。

论文由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构成。在序论中,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问题意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喜欢将克罗齐(Bendetto Croce)这句话挂在嘴上,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作为研究者,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和关心出发回溯历史,就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说的“我生,故我思”。问题意识决定了切入问题的角度,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可以考虑的两个尺度。

问题意识确定后,就进入第二步先行研究的回顾了。现在的论文对先行研究的梳理大多不痛不痒,列上一长串菜单后,从此前人就“永垂不朽了”,根本没有意义。回顾先行研究,要点在于看前人研究到哪一步,还有哪些空白和不足,而你之所以觉察到这些是和你当下的问题意识有关的,是由你所使用的方法决定的,在本论部分要不断回应前人的研究,即使从修辞的角度看,这也很必要,否则论文的叙述会是平面的,缺乏内在张力。

最后是确定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讨论的问题域和论文的结构。这里我重点说问题域——研究对象。外语能力强的,可以发挥语言优势,我要求我的学生至少要懂两门外语;思辨能力强的,选题可以偏于义理;修辞能力好的,不妨选择叙事性的题目,把文章写得漂亮些。总之,要扬长避短。撇开这些个人因素,研究的题目一定要小。你们花三年时间拿博士学位,是nonsense,不可能,除非硕士三年加博士三年,用六年时间才可能写出像样的博士论文。选择大题目,仿佛穿了双大号鞋,跑不快的。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结果只能靠谎言虚言来装饰。找到好题目并不容易,如果发现不了,还是做一个比较老实的题目。

绪论大致理清楚后,就可以开始本论的研究了。注意,我用的是“大致”,因为绪论的内容要不断根据本论研究的展开而加以调整和修正,绪论不要一开始就写,只要有个大致的轮廓就可以了。受因果律思维方式的影响,你们的研究往往是线性的:原因、过程、结果。好枯燥。因果律很重要,但不要僵化地使用。历史研究是通过文字、图像等将不在的过去呈现出来,进而解释其表层的和深层的意义,给出暂时性的结论,因此,历史现象学的方法十分重要。历史现象学认为,随着观察事物的现在的地平的变动,所看到的景致(perspective)必然变化,可以揭示出对象的立体面相。一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说,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广大且高远的复数的景致(perspective)”。

历史研究是叙事,有的学生误认为叙事就是讲故事,这只是皮毛。叙事修辞的背后实则蕴含了批判性,将以往简单化、程式化、固有名词堆砌的研究消解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实则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批判了解释的“暴力”。

最后说说结论部分。我每年要看很多学生的论文,结论大都成问题:虎头蛇尾。前面码了那么多文字,居然不知道如何总结。结论部分首先要回应绪论中的问题缘起,按章节概述你从多个角度分别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其次从中提炼出一些结论性的观点,与先行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点进行讨论,阐述你的研究做出了哪些贡献,如果能进而在更广的学术语境中阐发论文的理论意义,那就更好了。结论写完后,论文还没完,还得从头再来,从整体上考虑论文的结构,重写绪论,编排章节和论述,更重要的是,要将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勾连清楚,必要的话,还要舍弃一些枝蔓。敢舍,才能得,才能使论文的内涵更加清晰。

按理,我的话到这儿就讲完了,但是,结合你们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讲讲正气之外你们所有和所缺的“贼气”和“傻气”问题。你们的论文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从形式到内容,透着一股“贼气”。

顾炎武在《窃书》一文中说,汉代人喜欢将自己的作品托名为古人所作。晋以降,学风变了,有人剽窃他人之书为己作。有明一代的著作,“无非窃盗而已”。古人作假,今人更甚,这不用我多说了。说得严厉一点,现在的论文大部分都不符合国际标准,都有作假之嫌。理由很简单,别人做过的,你又没有新发现,再做,就是作假。即使电脑“查重”,查不出来,也不行。

反过来说,要写出一篇好论文,在遵守正气原则之外,还是需要一点“贼气”的。所谓贼气,就是偷师学艺。论文是对某一问题阐释个人见解,需要调查研究和合理的证明。从先贤研究的缝隙中找寻自己可以发声的机会,要重视以往研究之间的差异,从差异性中找切入口。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宣称“作者死了”,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颠倒过来,它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读者不是消费者,读者也成为死去的作者留下的文本的生产者,可以对其进行再阐释、再生产。这是一条好的路径。我希望你们在阅读时,能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倒过来,发挥你们的主体性。如此一来,你们所收集到的史料,就不再是只要简单地进行排列组合就可以了,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所有的史料都有制作时的局限。

对于先行研究,不要纠缠于人家的表述——修辞上的毛病,这是比较低级的挑刺,境界不高,要追究思想性的内容。当然,现在历史学论文修辞实在糟糕。高尔基亚斯(Gorgias)在《海伦颂》中为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恶女辩护,辩词之漂亮,四段推理之严密,纵然今人嘲笑智者诡辩,但仍是我们远远不能企及的,更何况从今人的角度看,一个女人成了一场战争的罪魁,实在可笑。还要注意,对于前人辛苦研究出来的成果不能简单地给一个注释就了事,决不能把人家的史料翻出来重新铺陈一遍,要尊重人家的劳动,只有尊重前人的劳动,后人才会尊重你的劳动。千万不要随便越界,我们的学术界喜欢随意引用不相关名家的警句,很糟糕,要坚守论文所涉及的范围。

最后说说“傻气”,这是我们学生最缺乏的。庄子嘲笑儒生“作言造语、妄称文武”。我们的论文多是作文体加社论体,假话加大话,动辄指点江山,好生了得。

“傻气”就是正心诚意,踏踏实实地研究,心无旁骛。不做非过分的事情,做与你的能力相配的研究。我要求学生都要做实证研究。只有在学生阶段你们才能专心做实证研究,这是你们进入学界的第一桶金。开始工作了,可能就没有完整的时间围绕一个问题做实证研究。我至今坚持实证研究,但很痛苦,时间被各种杂事切割掉了,还要应付各方面的约稿和会议论文,无法集中持续地做一个题目。

实证研究可以避免知识不够、见识有限、驾驭文字能力的不足的短处。注意,实证研究不是把史料拿来拼接,所有的史料都存在问题,如果以为看到第一手资料,就把握了事实,很可能从事的是“虚之又虚”的能指游戏。所谓历史事实,其实都是“事件”,事件是经过人的情感和思想过滤过的。窗外的树、风、雨、阳光,是事实。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很冷,你们看到阳光,会感到温暖,尽管并没有沐浴在阳光里,对阳光感受就是事件。但是,有人偏偏就不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中文系的好友,是个鬼才,他在诗里写的一段话,三十年了,我至今记得:看着广场上的阳光/久久的,我的心像一座医院/那么,你来了/嘴唇红红的,像拨开橘子的皮。事件是由某个人建构的事实,本质上在观察者的理解行为中,不能完全客观化。而且,事件的意义随着观察者所处的意义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事件留下的痕迹——文字等,构成了事件的语义学的要素。基于这一点,我们要对所收集的史料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不是史料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们不是代言人。有人推崇档案如何“高”,我的研究告诉你们档案有多“伪”。要正面反面来回看,这叫“档案的复仇”。现在历史学界最流行的是人文数字研究、全球史研究,我很支持,但要注意各有弱点。前者有匀质化的危险,即把收集到的数据等值化了。梁启超说一句话可能顶其他人说十句话,反过来,有的人说十句话,可能什么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相信。全球史在反对欧洲中心的历史叙述——历史“等级化”上厥功甚伟,但作为历史学的现代乌托邦,依然存在“等级化”的陷阱。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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