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学生，也就是户籍地在农村，上大学之前常年居住在农村，高考考上本科的大学生。一般本科高校都在较大的城市，农村大学生进入大学，既是学业上从中学进入大学，也是空间上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秦惠民，2014）。
最近有个话题很火热，就是探讨“为什么农村大学生过年都不出家门”“农村大学生为什么不参加传统家庭活动”。
这个话题居然有很多人上升到道德评价，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可不必的，这背后深层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过程：
一是从文化割裂到文化适应的过程；
二是对原生家庭的再认知和再平衡过程；
三是自我情商和对乡土文化认知的整合提升过程。
接下来，小博我简要结合以往文献对这个过程进行一个分析。
第一，从文化割裂到文化适应过程的阶段性迷惘。
农村大学生进入城市，习得了城市文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习得的家庭经验与城市文化相背离。
由于对社会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刻，不少农村大学生拥有“贱农主义”的价值观和“城市信仰”的价值观，它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在于大城市崇拜。
在崇拜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文化认可的差异与“文化休克”。在城乡分裂的身份体系中，他们需要剥离 “农村人”身份而获得 “城市人”身份，需要文化适应和身份融入。
这 一 过 程 不 仅 因 为文化基因流淌于个体的血液之中而十分困难（金久仁，2021）。
农村和城市不同的文化结构，再加上农村大学生对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认可度使得农村大学生在主观上对农村文化不自信（李艺晴，2021）。
第二，对原生家庭的再认识过程和再平衡过程存在阶段性适应的阵痛期。
社会底层青年要实现从底层到中上层的成功逆袭，接受教育是有效途径（曾东霞，2019）。
教育被认为是向上流动，而向上流动意味着场域的转换。这个过程中，身份重构可能伴随个人惯习的重大变化，底层学子一旦接受新身份的设定就可能抛弃旧有身份。
抛弃旧身份的过程伴随着对原生家庭的一种羞耻感。
也即任可欣所说的“原生家庭匮乏的资源与不合时宜的文化使他们对原生阶层心生羞耻与怨恨，由此激化了他们与父母的矛盾，并使亲子关系陷入冰点”（任可欣，2022）。
任可欣研究发现，求学、就业、婚恋等重大事件凸显了长期根植于城乡间的不平等，由此带来的资源差距与文化冲突使得寒门贵子对父母呈现出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与若即若离的亲子联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年时，农村大学生比较忌讳长辈问到就业和婚恋问题，因为他们自己目前的阶段没办法很好的将这些问题在短期内解决，所以有时候长辈询问这些问题虽然有关心的成分，但是实质上并没有很好的换位思考理解晚辈。
当然了，这中间有信息的代差，等到双方都互相理解对方的时候，就释然了。
第三，这是一个自我情商和对乡土文化认知的整合提升过程的必经阶段。
农家子弟无论在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在文化资本上都无法和上层阶级望其项背，人际交往中的局促感、文化上的撕裂感等问题，都需要时间去修正。
恋爱有阵痛期，同样地，认知也有阵痛期。因为你需要把已有的知识和认知去伪存真，还需要把已有的认知和现有的认知进行一个融合，这是非常难的。
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大部分农村大学生都会有一个冷静期，所以这时候自己窝在家里不出去，也是正常的。一般等到工作成家了，这个问题基本上会随之解决。
当然，也有部分人情练达的顶尖院校的农村大学生，他能很好的把乡土文化和大城市文化结合起来，并没有因为大城市精英学校生活，而脱离乡土逻辑，没有产生文化上的撕裂。
相反，这部分学生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弥合，本质上是体现这部分学生的文化容量和承载能力、运营能力的突出。可以预见的是，这部分大学生未来会获得不小的成功。
现实中，所有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化成人品或道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农村大学生很多存在融合文化的阵痛期，这个时候需要长辈给予更好的引导。
当然，高校应该在行政决策中实现城乡学生平等的制度化，尤其是要提高辅导员的素质。
因为辅导员是接触大学生的一线教职工，辅导员对学生一视同仁了，那么农村大学生的大学适应力就会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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