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在会议上邓小平表态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为了尽快为国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邓小平向中央提出：由他分管科学、教育方面工作。
而这两块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受到冲击最大，亟待恢复和大力发展的领域。
从1966年开始，被称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考已经中断了十多年。
实际上，从1970年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之后，次年部分高校即开始陆续恢复招生，但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招生工作存在一些弊端。
按照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做出的决定，高校招生的对象为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教育部也为此提出了基本方针：
“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
可这十六字方针的具体执行却遇到了很大困难。一个是“群众推荐”流于形式，因为那时候群众都不知道推荐谁去念大学比较合适，不清楚谁的文化程度更高，“推荐”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个是“自愿报考”虽然门槛很低，但后八个字却实际上堵住了大部分人参加高考的通道。
首先“领导批准”这条就很麻烦，因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年轻人，领导不敢乱批；第二甚至有部分领导“开后门”，对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子女就十分关照，对他人则不闻不问。
因为那时候高考还没恢复，导致真正入学的学生文化程度差异很大，在1972年时，北京市11所高校有80%的学生文化程度在初中和初中以下。
这就让老师很头疼了，因为你讲一堂大学的课，80%的学生听不懂，要让他们能听懂，还得先把初中、高中的课补完，这样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
教育和考试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石，要是连念书都不能保证公平，给私人留下操作空间的话，整个社会的公平如何谈起？
就像邓小平在复出几天后对一些老教授说的那样：“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1974年-75年，邓小平在短暂复出时曾经出访过美国和法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力量令他印象深刻。
眼看人家都已经大踏步走向现代化了，社会和技术日新月异，而我们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内耗上，这令邓小平深感痛心。
国家建设需要专业人才，而现在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再过几年将会暴露出致命的问题。整顿高等教育，恢复高考，是实现科技振兴国家的第一步，也是必须踩稳踩实的第一步。
从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开始，邓小平就是雷厉风行的，7月21日他刚刚恢复工作，就找到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中科院实际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方毅，希望由他们出面组织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具体请谁来参加？邓小平明确地说：“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参加，不要行政人员。”
7月29日，刘西尧、方毅给全国的33位老专家、老教授发了邀请函，会议时间是1977年8月4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
来自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查全性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会议的组织比较突然，他也是临时接到的开会通知，而且对于会议的议题、会议时间一概没有交代。
既然这样，发言内容也就无从准备，那天查全性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江西厅，一看在座的大家他的内心不由得更紧张了。
因为当天出现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
这些老教授、老专家都是真正的国之栋梁，普遍都在六七十岁的年纪，而52岁的查全性跟他们相比只能算是“小后生”。
过了一会，邓小平从门口走了进来，会议厅顿时掌声雷动。
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他讲的开场白就给会议定了调，让大家放了心：
“ 这次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
这次会议整整开了5天，邓小平除了半天，其他四天半都在会场，从头听到尾。
查全性一开始没敢讲话，毕竟在座的都是学术界泰斗级的人物，他一个50多岁的“年轻人”冒冒失失地发言，实在是“僭越”。
但是，随着大家的讨论越来越深入，讲的问题越来越敏感，越来越透彻，引发了查全性巨大的共鸣。
高校招生入学机制有问题，学校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就像工厂的生产线，源头的材料都不合格，怎么能生产出合格的成品？
中华泱泱大国，每年有600多万青年从中学里毕业，难道连20万合格的大学生都选不出来？
如果学生们在大学里还要上初中，高中的课，那还能叫“大学”吗？不就是初中、高中！现在高等人才的培养已经断流了11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国家的科研、教育事业将再无重建之日。
8月6日下午，查全性在会上把他酝酿了整整一天的发言全都“倒”了出来。
这是一个从事教育工作27年的老教师，怀着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精神说出的肺腑之言。即使在现在看来，他的发言也十分犀利，直指问题的核心。
查全性坦言，现在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个是埋没人才，二是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不了大学，三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歪门邪路的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他痛陈：“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如果靠考试，大家都能平等，但如果上大学要靠钱、靠权、靠关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岂不是乱套了！
邓小平神情凝重地听完了查全性的发言，在本子上做了满满的笔记，他也知道现行高校招生制度有问题，但没想到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
随后，查全性又意犹未尽地提出了三点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
仅此一席话，查全性便足以青史留名。
他的发言引发了新一轮讨论的热潮，许多深有同感的老教授纷纷补充发言，赞同恢复高校招生入学考试制度的主张。
大家的意见是：“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这可让教育部的同志们犯了难：因为1977年的高校招生方案早在7月中旬就已经做好并报送国务院了，而且这份方案里前几年的“十六字方针”没有大的变化。
而根据邓小平的打算，要恢复高考还得分两步走，用一年时间完成准备工作，1978年开始循序渐进，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
至于“别的路子”主要是前几年没有恢复高考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
时年31岁，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温元凯（他也是参加本次会议最年轻的代表）被会议的气氛感染，大着胆子说：
“小平同志，我也提个‘十六字方针’吧，叫‘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他的发言立刻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
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呢？小平同志又说：“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考大学，不需要领导批准。”
众人大笑，掌声再次响起。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恢复高考，因为今年恢复教育部有压力，但如果不恢复，1977年还要招进来良莠不齐的20多万人，造成的损失更大。
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題。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8月8日是这次讨论会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说：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哪里着手呢？我想要从教育和科学着手。”
根据邓小平重新制定高校招生和考试方案的要求，教育部从8月中旬再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但调整工作却是出乎意料的艰难，这个会一连开了44天。招生方案迟迟定不下来。
9月19日，邓小平再次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给大家吃“定心丸”，提出要大胆解放思想，争取主动，六天后新方案终于完成，并在10月5日过审。
10月12日，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刊载了恢复高考的轰动性消息，并配发了社论《全面衡量 择优录取》。
与此同时，全国的收音机里也响起了悦耳的女声：
“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有了重大改革。”“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招生工作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新生将于明年二月底以前入学”……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起重机厂，这里有一批高中毕业，错过了念大学的机会就来到工厂里工作的年轻人。
虽然他们已经在岗位上干了七年、八年，甚至九年十年，但他们心中继续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火苗却从未熄灭。
这年，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已经26岁了，在起重机厂当铆焊工也已经有两年，再往前六年，他在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插队”，每天的工分只有几毛钱，饿极了的时候只能去山上捕田鼠、挖野菜充饥。
从收音机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后，刘源也在参加高考的报名表上填了自己的名字，报名表送上去之后，他盼星星、盼月亮，可是消息却迟迟没有下来。
要说经历，刘源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属于“工农兵”经历于一身的，报这个名没有问题。
结果有一天，厂里把他的报名表给退了回来，不同意的意见是“超龄”。
因为“超龄”而被退回来的不止刘源一个人，同厂还有另外9名25岁以上的工友也被刷了下来。
当时教育部规定的政策上只写了“原则上报考人员年龄应当在25岁以下”，但是并没有说25岁以上的就一定不能报考。
刘源不想放弃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因为错过今年到明年他就27岁了，想要通过报名更加没有希望。
思前想后，他大着胆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
“小平叔叔，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说是封信，其实连一百个字都不到，相当于一张便条，只用一张厂里的信笺就写完了。
至于这封信能否交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会如何处理这件事，刘源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反正已经争取过了，他此生无憾。
眼看着日历一张张地撕下来，转眼就到了11月中旬，刘源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复习，他那些因为“超龄”被刷下来的工友们有的已经放弃了。
他们觉得没有希望，有时也会劝刘源认命，毕竟距离高考只剩下十几天时间，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
11月21日，距离高考还有一星期的时候，刘源居然收到了工厂教育处的通知：同意报名参加高考。不仅刘源，连带其他的9个人也最终放行了。
因为准予报考的通知来得实在太晚，所以他们的考号是北京高考考场的最后10个号。
高考在冬季，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1977年冬季高考共有570多万人报名参加，最终录取新生27.3万人。
最终，刘源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专业，而邓小平却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这件事，就算是刘源的母亲来表示感谢，他也只是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他并不是给刘源一个人机会，而是想通过高考给天下的年轻人一个机会：高考只讲学识，不讲门第。只要你努力学习，有才华、有智慧，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时至今日，高考依然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公平、最公正的机制。
恢复高考40多年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普通本专科招生数累计1.4亿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7年的2.6%增长到2020年的54.4%，并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
可以说，有上亿人的命运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
这一切都源自于小平同志46年前以大魄力和大格局支撑起来的担当和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