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群里接到文金光老师去世的消息，我们几个曾经和老师关系亲密的同学就私底下交流，约好时间回老家去给老人家守灵。
文金光老师是我的初中班主任，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曾经给过我很多的帮助，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我心里都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我上学很早，五岁开始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也就刚满十岁。一个十岁的农村孩子，除了成绩突出之外，其它生活上的事情很多都不懂。
我们的乡中学离家里大概有三公里左右，中间还隔着一条大河，除了学校所在村子里的同学外，其他人都要住校。
那年代的乡中学条件相当简陋，学校虽然有两层，但楼梯和二楼地板都是木板，脚步重的人在那一头上楼梯，这一头也能听到。
而教室同时也是宿舍，同学们从家里带过去的被褥，白天就堆放在教室的最后面。每天晚自习完后，同学们各自把几张课桌拼起来，铺上被褥就能睡觉。
只有女同学才有一个集体宿舍，也还是大通铺的那种。
男同学里总有几个人高马大的，他们会抢先占了那些课桌。也总有几个小个子，这些人就只能打地铺，我也是这部分里的一个，幸好是木地板，倒也还算睡得着。
那时候，每个老师都有一间小房子当做办公室，同时也是老师的住房，一间十平米的房子，单身老师还好，结婚成家的老师也得挤在里面，过得非常的紧张。
金光老师的家就在学校的村子，这样也有个好处，就不用挤在学校那间小房子里。每天晚自习结束后，他就可以回自己家里睡觉。于是，他的那间办公室晚上就空在那里。
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的完后，我继续保持了升学考试第一的成绩，这也让金光老师对我刮目相看了。
原本以为，你这么个小屁孩，在小学时的成绩好，或许是小学老师放了水，如今到了初中，大家都不认识老师，这个成绩才算真实可信的。
因为我年龄小个子小的缘故，在班上经常被人欺侮，尤其是晚上睡觉，注定只能找个最小的角落打地铺。
文金光老师有一回晚上值班，看到我睡在门口靠窗的地上，刚好那个窗户的玻璃还掉了一块，冬天的雪风一吹，睡到半夜都睡不热。
他就把我叫起来，还帮我把地上的被褥席草卷起来抱走，让我住到他的房间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用和大家“争地皮”了，甚至还能有个安静的小窝，有时候教室里太吵，我就能回房间一个人单独学习。
当然，金光老师对我也不是无限地容忍，我虽然成绩好，但骨子里却是非常调皮的那种，只要作业做完了，自己认为老师教的知识掌握了，总要找点乐子玩一下。
比如吃完晚饭后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抓只小鸟回来，晚自习的时候在教室里放飞，弄得全班同学都一齐动手，大家都跳到课桌上抓小鸟，而我却只是在旁边拱火起哄。
那一次被金光老师抓住了，我自然不出意外地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也是我初中以来的第一次被老师骂。
之前，哥哥姐姐们得知我的班主任是文金光老师后，都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因金光老师早就“凶名在外”，是出了名的恶老师。可一年级快完了，我却一直没有受过批评，也直到这一次才真正领略到他的威力。
但也正是因为老师的呵斥，我骄躁的性格也收敛了很多，也开始懂得要主动学点知识了。于是，我的成绩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更加提升，几乎到了一骑绝尘的程度。
好几次，金光老师在房间里单独和我谈话时，总是笑着和我说，只要你能保持这个状态下去，一年多之后，考个中专那是随便玩的。
那年代，初中毕业后有两个去向，一是中专二是高中，绝大部分农村孩子都以考上中专为荣。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的，只有年级拔尖的几个才有资格填报中专志愿，三年之后就能分配工作，完全是别人眼里的天之骄子。
到初三的时候，金光老师就帮我分析并建议将来的去向了，第一选择是读高中，说以你的智力和表现，将来上大学十拿九稳，读中专虽然看上去见效更快，但发展前景远没有高中那么宽。
如果一定要读中专，老师也建议我尽量选择省部中专，那样多数是一些工科理科的中专，更适合我的性格，而一般的师范和卫校就被排在最末了。
可我父亲当时看上了医生这个行当，说做医生既受人尊重也收入稳定，让我一定要考地区卫校。
金光老师得知我的决定后，曾叹着气和我说，你和你家里的决定，老师也不好反对，但只怕你将来会后悔啊……
后来，初中毕业后，我不出意外地考上了地区卫校，成了一个准医生，家人老师都非常高兴。
在卫校的三年里，只要放假回家，我都还是回去金光老师家里走一走看一看，有时候是去学校找他，有时候干脆就去他家里玩一玩。
我们师生俩聊的话题也更宽，那种亦师亦友的情谊，让我非常的享受。我也清晰地感受得到，老师对我也确实是另眼相看的。
卫校毕业后，我也按部就班地回到本县当医生，被分配在乡卫生院，从以前的学生，到现在的“半个同事”，我还是会一有空就去拜访一下老师。
因为自己有工资收入了，这时候就不会再空手去，但每一次离开的时候，老师总会打发点什么，有时候是吃的，如果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给个小红包当压岁钱，虽然是还师生，我们的情谊已经和亲人叔侄没有差异了。
大概一年多后，我毅然辞职不当医生，大多数亲友，包括我父母都不是很理解，只有金光老师很尊重我的决定。
在我离家来广东前，老师曾和我有过一次长谈，主要就是说了当年为什么不建议我当老师或者医生的事。
老师说，你的性格过于较真，但骨子里却又有那种传统文人的浪漫情怀，这样的性格被传统文化渲染成高尚，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让你举步维艰，不能随波逐流就会让自己有一种被污染的负罪感，心里的压力甚至会超过干农活。
老师的判断确实很精准，我的经历一如他当初的预判，那番话也确实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他建议我今后尽量走技术路线，尤其适合去外企。
就那样，我在广东颠沛流连了两三年，最后真的在一家外企站稳了脚，然后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勉强算是让自己志得意满。而这一切，完全再次印证了老师当年的判断。
这些年来，我每次回家都还是会去老师家里走走，尽管他已经退休多年，两个儿子也先后在外地成家，但他还是住在农村老家，夫妻俩都是老师退休，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如今老师仙去，我连夜驱车回到老家，灵堂早就已经布置好了，老师的遗照摆放在灵柩前的桌子上，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一张旧照片，脸上带着笑容，唯一不变的是那副尖锐而深邃的眼神。
老师的两个儿子披麻戴孝地跪谢悼唁的客人，看到我来了，不约而同地相拥而泣。
三四十年来，我和老师的俩个儿子也相当熟悉，只是想不到的是，老师走得那么突然，我竟然没来得及和他做最后的话别。
看着灵堂上老师的遗容，回忆起三十五年来和老师的交往，如今斯人不再！灵堂上的亲友如潮，但对老师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吗？
或许，对老师来说，我们这些学生子弟的成长，就是他的意义。
想到这一切，我不禁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