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天杰
越减 负担越重
一个月之前，一位名叫“铁锤惩恶扬善”的短视频博主，举报了杭州新东方违规补课。
于是教育部门迅速介入调查，新东方关闭了杭州教学点，解散了学生与家长们。
铁头本以为自己既做了好事，又赚到了流量与口碑，结果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铁头视频发布后先是遭遇了粉丝负增长，然后在直播带货期间遭遇大量差评与嘲讽，以及海量的退单。
客服小姐姐被骂哭，商家们果断寻求自保宣布不再合作。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补课，中小学教育会往哪里去？
铁头的粉丝们分为两派，一部分认为补课就该明令禁止，另一部分家长们认为，既然有经济条件那就可以补，让有实力、有能力的先上课。
长达十几年的减负与补课循环，到底给学生、家长与学校带来了什么，没人说得清楚。
好在最近的一篇刷屏的论文，用量化模型给出了一些有趣的答案。
这篇论文标题为《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
作者们系统性地梳理了2005到2018年间各省份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政策，通过微观模型得出了结论：
1.双减后，收入处于最低10%的家庭，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9.3%，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9.19个小时。
2.收入处于最高10%的家庭，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5.3%，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10.37个小时。
简单来说就是：
双减导致两极分化更严重了。
高收入家庭投入更多，学得更好了，低收入家庭投入更少，学得更差了。
内卷与躺平一直同时存在，教育反而因为双减的出现，更加不平衡了。
减负主要是减少了校内的教育供给，高收入家庭学生可以依靠家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而低收入家庭因为经济限制，很多学生不得不被动从升学这条道路上退出。
寒门更难出贵子，除非极少数天纵奇才。
不完全统计显示，中国实行国家级、系统化、全面性的学生减负，可以追溯到三十、甚至六十年前。
1955年7月，新中国发出第一个“减负令”，即《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88年5月，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0年1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2004年6月，教育部提出新形势下减负的“五坚持，五不准”。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中小学生减负问题。
2018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培训行业至此成为历史。
以上种种调控，最后带来的结果，就和有关部门调控房地产一样：
越调越涨，越涨越贵。
从很多学生十几年的体验来说，减负早期通常是有一定作用的。
然后学校发现学生分数降了，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尝试找到既符合政策，又能提分的方式。
于是中小学每年的分数线与要求，再度印证了那句话：
一个人补课提高分数，一群人补课提高分数线。
到了2023年的今天，考研也开始内卷了，甚至出现985、211学生反向去考二本研究生的现象。
教育困境，有解吗？
如果不从单一的升学思维中跳出来，那么永远无解。
东亚 走不出教育死胡同
从幼儿园到高中，补课需求一定会长期存在。
单纯一刀切式的禁止，只会让平价补习班逐渐消失，一对一式的家庭私教横行，上得起校外课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少。
教育内卷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它是筛选模式的问题，更是社会心态的问题。
我们可以参考两个东亚邻国：韩国与日本。
日本教育部门早就意识到了，无限制的课业与作业，对学生没有好处。
于是在1977年，日本政府发布《学习指导要领》，推行“宽松教育”，逐步减少教育内容。
政策的初衷是降低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引发了校外补课的爆发式增长。
原因是东京大学、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知名学府，在宽松教育的基调下竞争更激烈了，学生只靠校内学到的知识完全不够。
想进名校，只有参加校外补习班一条路。
（生于1987年后 基本都属于宽松世代 来源：豆瓣）
日本私立高中因此大批量崛起，好成绩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官方数据显示，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班的比例，从1976年的38%迅速攀升到了1993年的59.5%。
学生本该是受益者，结果却成了受害者。
这一批宽松世代的学生进入社会，开始生活与工作的时候，也被企业雇主贴上了一系列撕不下来的标签：
无视前辈、毫无志向、不思进取、喜欢躺平、家里蹲。
日本教育界不得不再次展开反思和自救。
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韩国的情况也很类似。
1980年，韩国曾经制定政策，禁止一切教育补习行为。
结果大量的家长纷纷表示反对，全国私人补习班屡禁不止，任课老师地位收入暴涨，堪比一线明星，政策带来了更多社会问题。
整个东亚的文化氛围与教育环境，都能被总结成一句话：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华裔群体更是将内卷与鸡娃，带向全世界。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曾说：
在美国，华裔的学习负担也是最重的，唐人街上辅导班比比皆是，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纽约400余家备考中心，超过1/4都是过去四年出现的，1/2分布于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尤其是法拉盛和日落公园，都是著名的华裔聚集区。
家长和学生们，根本不想花钱买罪受。
根源问题在于，教育资源短期内还是非常稀缺的。
顶级中小学、大学全国就那么几所，只能容纳极少数人。
规规矩矩减负，一路放养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达到家长们的期待，考入一流学府。
只要中考、高考的筛选制度不变，名校资源与地理位置不变，一代又一代的家长们，只会用脚投票，表面上减负，背地里增负。
对于有关部门来说，与其用行政手段干预校外辅导，不如换个思路，在校内监督与学习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与精力。
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都要留给自己一些空间。
中小学教育的核心，首先是培养学生完整、健康、独立的人格，其次才是各科学习成绩。
在中国当学生，真的很辛苦。
上课时间长、作业多、业余时间少，还不一定能考得上高中和大学。
很多过来人，比如985、211大学生，会主动现身说法。
他们都说，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制度，考不上主要该怪自己实力不行，很多农村县城学生，确实靠高考逆天改命了。
这种逻辑最大的问题在于：
把残酷的现实与教育资源短缺，变相合理化了。
这种困境，本就不应该存在。
中国学生与家长们，是时候换一种活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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