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教育资讯

减负三十年 结果惊人 他们 反而更难了

文/顾天杰

越减 负担越重

一个月之前,一位名叫“铁锤惩恶扬善”的短视频博主,举报了杭州新东方违规补课。

于是教育部门迅速介入调查,新东方关闭了杭州教学点,解散了学生与家长们。

铁头本以为自己既做了好事,又赚到了流量与口碑,结果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铁头视频发布后先是遭遇了粉丝负增长,然后在直播带货期间遭遇大量差评与嘲讽,以及海量的退单。

客服小姐姐被骂哭,商家们果断寻求自保宣布不再合作。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补课,中小学教育会往哪里去?

铁头的粉丝们分为两派,一部分认为补课就该明令禁止,另一部分家长们认为,既然有经济条件那就可以补,让有实力、有能力的先上课。

长达十几年的减负与补课循环,到底给学生、家长与学校带来了什么,没人说得清楚。

好在最近的一篇刷屏的论文,用量化模型给出了一些有趣的答案。

这篇论文标题为《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

作者们系统性地梳理了2005到2018年间各省份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政策,通过微观模型得出了结论:

1.双减后,收入处于最低10%的家庭,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9.3%,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9.19个小时。

2.收入处于最高10%的家庭,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5.3%,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10.37个小时。

简单来说就是:

双减导致两极分化更严重了。

高收入家庭投入更多,学得更好了,低收入家庭投入更少,学得更差了。

内卷与躺平一直同时存在,教育反而因为双减的出现,更加不平衡了。

减负主要是减少了校内的教育供给,高收入家庭学生可以依靠家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而低收入家庭因为经济限制,很多学生不得不被动从升学这条道路上退出。

寒门更难出贵子,除非极少数天纵奇才。

不完全统计显示,中国实行国家级、系统化、全面性的学生减负,可以追溯到三十、甚至六十年前。

1955年7月,新中国发出第一个“减负令”,即《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88年5月,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2000年1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2004年6月,教育部提出新形势下减负的“五坚持,五不准”。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中小学生减负问题。

2018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培训行业至此成为历史。

以上种种调控,最后带来的结果,就和有关部门调控房地产一样:

越调越涨,越涨越贵。

从很多学生十几年的体验来说,减负早期通常是有一定作用的。

然后学校发现学生分数降了,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尝试找到既符合政策,又能提分的方式。

于是中小学每年的分数线与要求,再度印证了那句话:

一个人补课提高分数,一群人补课提高分数线。

到了2023年的今天,考研也开始内卷了,甚至出现985、211学生反向去考二本研究生的现象。

教育困境,有解吗?

如果不从单一的升学思维中跳出来,那么永远无解。

东亚 走不出教育死胡同

从幼儿园到高中,补课需求一定会长期存在。

单纯一刀切式的禁止,只会让平价补习班逐渐消失,一对一式的家庭私教横行,上得起校外课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少。

教育内卷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它是筛选模式的问题,更是社会心态的问题。

我们可以参考两个东亚邻国:韩国与日本。

日本教育部门早就意识到了,无限制的课业与作业,对学生没有好处。

于是在1977年,日本政府发布《学习指导要领》,推行“宽松教育”,逐步减少教育内容。

政策的初衷是降低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引发了校外补课的爆发式增长。

原因是东京大学、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知名学府,在宽松教育的基调下竞争更激烈了,学生只靠校内学到的知识完全不够。

想进名校,只有参加校外补习班一条路。

(生于1987年后 基本都属于宽松世代 来源:豆瓣)

日本私立高中因此大批量崛起,好成绩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官方数据显示,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班的比例,从1976年的38%迅速攀升到了1993年的59.5%。

学生本该是受益者,结果却成了受害者。

这一批宽松世代的学生进入社会,开始生活与工作的时候,也被企业雇主贴上了一系列撕不下来的标签:

无视前辈、毫无志向、不思进取、喜欢躺平、家里蹲。

日本教育界不得不再次展开反思和自救。

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韩国的情况也很类似。

1980年,韩国曾经制定政策,禁止一切教育补习行为。

结果大量的家长纷纷表示反对,全国私人补习班屡禁不止,任课老师地位收入暴涨,堪比一线明星,政策带来了更多社会问题。

整个东亚的文化氛围与教育环境,都能被总结成一句话: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华裔群体更是将内卷与鸡娃,带向全世界。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曾说:

在美国,华裔的学习负担也是最重的,唐人街上辅导班比比皆是,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纽约400余家备考中心,超过1/4都是过去四年出现的,1/2分布于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尤其是法拉盛和日落公园,都是著名的华裔聚集区。

家长和学生们,根本不想花钱买罪受。

根源问题在于,教育资源短期内还是非常稀缺的。

顶级中小学、大学全国就那么几所,只能容纳极少数人。

规规矩矩减负,一路放养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达到家长们的期待,考入一流学府。

只要中考、高考的筛选制度不变,名校资源与地理位置不变,一代又一代的家长们,只会用脚投票,表面上减负,背地里增负。

对于有关部门来说,与其用行政手段干预校外辅导,不如换个思路,在校内监督与学习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与精力。

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都要留给自己一些空间。

中小学教育的核心,首先是培养学生完整、健康、独立的人格,其次才是各科学习成绩。

在中国当学生,真的很辛苦。

上课时间长、作业多、业余时间少,还不一定能考得上高中和大学。

很多过来人,比如985、211大学生,会主动现身说法。

他们都说,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制度,考不上主要该怪自己实力不行,很多农村县城学生,确实靠高考逆天改命了。

这种逻辑最大的问题在于:

把残酷的现实与教育资源短缺,变相合理化了。

这种困境,本就不应该存在。

中国学生与家长们,是时候换一种活法了。

(免责声明:本文为叶檀财经据公开资料做出的客观分析,不构成投资建议,请勿以此作为投资依据。)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教育资讯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