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曝光了一种令老师们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家长和学生不断进行对老师的过度举报。这些举报往往要么是毫无根据的，要么歪曲老师的言行，要么甚至涉及到造谣中伤，老师们因此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自证清白。这种情况使得老师们越来越不敢有效地管理学生，他们会因为害怕被举报而选择不干预学生的行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些老师甚至在感到沮丧和失望的情况下选择“躺平”。
所谓的扩大化举报，就是一些家长和学生会在任何小事上找寻不顺心的地方进行举报，不顾事实的准确性，不管是通过打电话到教育局，还是拨打当地的12345投诉热线，都用来要求查处老师。在报道中，有一位女老师在短短一个学期内就遭受了十多次的举报。而这些举报的理由却是离奇异常，超出常人的想象：
穿了一条稍微短一点的裙子，被学生家长举报为“穿得妖里妖气，不像正经人”；
驾驶一辆稍微好一点的汽车，被家长投诉“太招摇”，结果只能改为骑电动车；
点外卖送到学校，竟然被家长举报，理由是“教坏了孩子”。
此外，其他一些荒谬的理由也成为了举报的对象，比如作业布置得太少、微信回复略晚，甚至是将孩子的座位排在教室后排等等，都可能成为家长和学生们进行投诉的原因。
新闻报道指出，这种扩大化的举报现象自2020年以来急剧增加。似乎只要老师的做法不符合家长的心意，不顺从他们的期望，甚至只要让他们感到不悦，就会被家长们举报到教育局或政府热线。
此外，学生们也积极参与举报，通常是出于个人私利，或者因为被老师批评或惩罚，而出于报复心理举报老师。一旦老师召集家长进行沟通，家长和学生往往联合起来对付老师，使老师们感到倍感困扰。
在这种扩大化举报的不良风气下，老师们往往被牵扯入举报的漩涡中，教学变得次要，他们必须时刻提防着家长的不合理投诉。老师们不得不格外留意自己的穿着形象，以防受到无谓的指责，同时还需要应对因此产生的抑郁情绪。
许多老师都已经受够了这种毫无道理的举报，这种状况使他们陷入了一种矛盾心态，因为无论他们是过于宽松还是过于严格，都可能成为举报的对象，老师们普遍感到自己处于自我审查的困境之中。
扩大化举报的恶果和长期影响，是不难分析的。
表面上看，老师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尽量避免与家长和学生发生冲突，减少言辞，甚至尽量保持沉默，以防止被用来进行不必要的举报。然而，真正遭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家校关系和师生关系。教育的初衷受到破坏，几乎没有人从中受益。尽管如此，扩大化举报的现象却似乎无法停止。
从老师们深受其害的反应来看，他们最大的烦恼不仅来自于频繁的举报，还来自于学校和教育局对他们的不力支持。一旦受到举报，学校通常会将责任全部推给老师，要求他们自行辩解。而教育局则往往站在一旁，不愿意站在老师这一方，反而将老师置于前线，成为受害者。在这种局面下，老师感到自己被遗弃，不受支持，不得不独自奋战。
举报的情况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一位老师的经历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现象的荒谬。她因为收到男朋友送的水果外卖，竟然被家长举报，理由是怀疑她对学生搞区别对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位老师不得不请男朋友录制视频，同时展示外卖订单，以证明是她男朋友自行下的订单。然后，她将这个视频层层上报，向学校证明自己的无辜。
还有一次，她因为去医院看病而拒绝了家长要求送孩子的请求，结果被家长举报为“老师有传染病还坚持上课”。这次的处理方式也是让她交上一份体检报告，以证明自己没有传染病。这位老师感慨地说：“现在教育就是忍辱负重”，因为学校和教育局更注重维护“安全”和“不出事”的形象，而不愿意处理家长的不实举报，生怕激化矛盾，导致舆情。因此，老师宁可忍受委屈，事后再接受心理安抚，也不愿刺激家长。
这种害怕出事的心态也滋生了一部分家长的“巨婴”心态。要遏制扩大化举报的现象，学校和教育局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不再姑息养奸，以维护老师的合法权益。
对于这种扩大化举报的现象，确实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应对。首先，对于明显的捕风捉影的举报，应该采取正面澄清，向家长和学生提供事实证据，以还原事实真相。而对于恶意造谣和污蔑的行为，更应该采取法律手段，报警处理，维护老师的合法权益。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举报，学校和教育局都应该积极行动，绝不能姑息养奸，对于恶意举报的家长，应该坚决予以惩罚，以震慑其他人。同时，学校和相关部门也应该站在老师这一边，坚决维护他们的权益，发声为老师辩护，不允许他们受到不当的指责和伤害。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扩大化举报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如果不及时遏制，可能会蔓延到更广泛的社会范围，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学校和教育部门的态度和行动将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形成，应该为老师撑腰，积极应对这一问题，以维护教育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就可能会看到扩大化举报的危害不断蔓延，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因此，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为老师撑腰，维护教育的正常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