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学历之死》中，作者赫布·柴尔德里斯（HerbChildress）写下了这样的悲惨故事：一位兼职教授除了自己的车之外无家可归；另一位兼职教授在大学任教40年，合同期越来越长，却从未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而这正是美国高校教师面临的窘境：当年轻博士顺利毕业，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兼职的讲课机器，多达70%的教授疲于奔命，福利微薄且工资极低。
为何拥有最高学历的学生，如今却成为了最不稳定的劳动力？《学历之死》剖析了高等教育的内部和外部力量如何一步步推动了这种转变——比如，学生和家长是购买学分的消费者，文凭只不过是打开就业市场的敲门砖。然而，柴尔德里斯告诉我们，“每个与高等教育休戚相关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因‘按需而定’的大学制度受到伤害。有一些伤口肉眼可见、当场暴露，而另一些创伤则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
《学历之死》
[美]赫布·柴尔德里斯著杨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无一幸免的旁观者》（节选）
撰文|[美]赫布·柴尔德里斯翻译|杨益
我真的很喜欢上您的课。您还教别的什么课吗？
——大一新生向兼职教师发问，但那位教师只教那一门功课，两人此后再无交集。
按需而定的学者，像被冲刷上岸的废弃品一样，他们遭受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他人为什么也要关心生态群落的再平衡问题呢？因为每个与高等教育休戚相关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因“按需而定”受到伤害。有一些伤口肉眼可见、当场暴露，而另一些创伤则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
大学中长聘制教师不得不在人手精简的情况下开展院系的工作，包括处理日常事务、课外辅导学生、修订课程或教学大纲、汇集多年劳动成果以应对外部评审等，但各方面人手均在日益减少。更重要的是，教师人数减少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并不是真正地需要他们，他们可以被高效、价廉的临时工或在线课程模块所取代。大学教授这一概念本身受到质疑。在交易模式下的消费者文化中，教学通常是令人怀疑的对象：“有能力的人去从事科研，无能者才来教书。”而临时教师队伍的发展壮大则充分佐证了这一怀疑——大学教师是可以等价互换的内容提供者，任何比自己学生多了一些知识的人都足以胜任。
在课堂之余，为本科生答疑解惑的教师越来越少了。在一所优秀的大学校园里，本科学习就像谈恋爱一样，学生从一群人那儿修一堆课，如果走运的话，他们会找到那个激发思想、启迪人生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同一位教师的思想感染，这也是我们要让学生上40门截然不同的课程的部分原因。然而，如果半数课程由非长聘制教师任课，即使学生迷上了其中某位兼课教师的想法，也没有机会与之再度相逢，也无法把这段师生关系引向一条穿越知识花园的崭新道路。他们甚至连在课间都见不到那位教师，因为她正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所学校，上另一门课程。一旦我们把学院生活压缩成只是“授课”而已，师生之间的督导关系便无从建立。
对大学教育的一大误解就是把它简单理解成一系列课堂体验。课堂教学确实可以精彩纷呈，但把它等同于大学教育的全部却有因小失大之嫌，因为智识成长之路中不可或缺的人为因素被忽略了。我的一位朋友——姑且称他为刘易斯教授，是某个招生规模很小的专业方向的授课教师之一（该专业方向从未有超过5位教师同时任教），在他任教期间，主修这个专业的学生人数激增。在他转到行政管理岗位之后，主修人数又暴跌，甚至不及他任教之初时的学生人数。那些年的那些学生，无不奔着刘易斯教授而来，他的专业课之所以能深深吸引着他们，是因为那是他用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满怀深情的语言，并与学生一同分享了这种深情。
研究生也因学术视角的局限而苦不堪言，少有教师会对手头的论题表达出独到的见解。硕果仅存的那部分终身制教授埋首于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生并没有在集思广益的氛围中接受思想上的熏陶与挑战，却在为某位教授自己的课题项目打下手。同时，博士生也越来越认清现实——即使他们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难赢得一份教职工作，他们必须时刻关注获胜概率，即使希望渺茫，也要保持艰苦奋斗、勇敢无畏的精神。他们中约有一半的人无法坚持到最后。而那些坚持到底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梦想破灭了，渐渐地不再看好学术生涯。
管理者也深受大学教师兼职化趋势的困扰。根据入学人数的需求，在最后时刻填补职位空缺，使招聘工作成为每个学期都逃不掉的噩梦。校长和教务长疲于奔波，四处寻求财政资助与机构合作机会，今天的高等教育只是大学提供的诸多内容之一。管理者缺少足够的师资力量来推进他们不断提出的完美倡议。没有了从思想上遏制消费主义的刹车机制，大学校长心中的美好愿景无法兑现为新的学位课程，只能像烟花一样划破天空，闪耀一瞬，然后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管理者的困扰还在于兼课教师群体被排除在校园文化的重要议题（即学术层面和行为层面长久建立并不断完善的规范体系）之外。兼课教师只在“教学效果”这一个方面接受审核（课程评估是唯一可怕的考核指标），而不必接受更大范围的活动考评，包括学术能力与敬业程度等方面的评估，因此他们必须在这座狭窄的独木桥上找到学生支持与学术规范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样一来，兼职教师就有了压力，对剽窃或其他学术不端的问题显得比较“宽容”，他们更多的是向学生提供一种知识框架，而不要求学生发挥充分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兼职工作的不规律性也给各种形式的学生辅导和帮助造成困难，比如，如何报告发现学生之间的性侵或性骚扰事件等。兼职教师没有足够的日常经验来熟悉大学所提供的各类学生支持服务。
数量不断增加的专业的支持人员，貌似是整个过程中的赢家，也被迫成为解雇那些非专业的同事、职员和秘书的帮凶，这些同事和秘书已被外包服务和技术手段所取代。专业的支持人员被迫接受每周工作60—70小时的常态，并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完成大量的超额工作，而这些工作量在过去足以让学校在他身旁增加一个工位。
既然“按需而定”的工作制度对那么多人造成巨大伤害，为什么我们没有揭竿而起？为什么这种学术奴役模式如此顽固不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能为力的旁观者？
因为这一切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了。
高等教育并非孤立于我们所处的大环境，而这个大环境也在对“按需而定”施加压力。即使学校遗世独立，成为充满关爱、行事审慎的组织机构，成为抗衡商业化浪潮的中坚力量，它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无处不在的狂风暴雨。高等教育领域的“按需而定”只是更广阔天地里“按需而定”的一个缩影而已。
“希望劳力”
大学兼职教师也寄托于“希望劳力”，相信只要自己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就终有一天能坐上“正式教师”的议事桌。这种想法同样得打上一个问号。从兼职教师转正为终身制教师的概率微乎其微到毫无讨论的必要，就像一部同人小说能一炮打响成为畅销读物一样无望。兼职教职可能会转成全职的非终身制岗位，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但却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这给了兼职教师一些希望，起码是某种可能性上的希望，但不是合法性上的希望。举例来说，我所在的杜克大学博士后小组里，有4位成员作为“实践类教授”（Professorsofpractice，这一称呼是对全职的非终身制人员的诸多称谓之一）在过去20年间一直得到留任，而在他们隔壁办公室兜兜转转的那数十位学者，依然深陷在前途难料的境况中。
正是这寥寥数人成了“托儿”，把我们其他人都留在了赌桌上，荒唐至极地赌上一把毫无胜算的赌局。“希望劳力”成为一种值得推广的社会准则。互联网“暗黑系主宰者”（darkmasters）如是说：“我们每个月都有数百万的浏览量，想一想这是怎样的曝光度……等于说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成功的大门。”可如果你被太多这样的门夹过脚，你就再也没法好好走路了。
副业
高等教育领域喜欢把大部分兼职讲师归入另一个称谓——“临时工作者”。他们喜欢谈及那些退休后心心念念重返课堂的老教授，那些每逢春季学期来上合同法某一章节的在职律师，那些配偶负责养家、自己教授诗歌的兼职作家……总之，他们都是按捺不住自己、偶尔要教教书的人，因为教书简直太有趣了！他们都是强迫自己回馈社会的人！都是活跃在一线想要和学生分享真实世界体验的专业人士！
这些兼职讲师队伍里的“临时工作者”使高等教育行业把“按需工作”的本质包装成了个人与社会福利，声称向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机会。但这些故事都有误导之嫌，都是有失偏颇的。还有第三类群体——经济拮据者，是那些临时“捡”到一门课来弥补其他工作收入的不足或不稳定的兼职教师。有时他们是学校里尚在职的员工，比如，一位通过教授力量训练课程来贴补家用的棒球教练。还有些时候，通过教课来平衡尚不平顺的职业生涯，或以此贴补两个成年人的工资都不足以应付的现代必需品的耗费（如育儿经费）。
女性就业
长久以来，教授身份一直是体现男性专业知识的象征，代表着卓尔不群的专业人士。然而，这一人设正在崩塌，从性别和角色两个维度瓦解。如今，大学教师的工作更多被定义为一个支持性的角色，不再是“舞台上的圣贤”，而成为“路旁的向导”。技术型劳动力（专业技能）总是能比交际型劳动力（沟通协调）获得更多的收入与回报，一度活跃在讲台上的那些收入颇丰、备受尊敬的男教授，被收入较低、地位不高的女教师所替代，因为她们更多地参与支持学生的一线工作。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2013年秋季学期，在职教授中，男性占69%；副教授中，男性占56%；助理教授中，男性占48%。这是近年来招聘过程中性别平等的力证，同时也反映了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人数有所上升。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非终身制教师中女性占绝大多数这一事实。高校教师职业向女性开放，在该职业模式向服务型转变的同时，它也变得更脆弱、更按需而定和更缺乏绑定性。这是巧合吗？从大量经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来看，这并非巧合。比如说，哈达斯·曼德尔在她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上下楼梯”现象，即“对女性作为个体劳动者的歧视减少，但当女性入行之后，职业歧视则会增加”。约西帕·罗斯卡的研究表明，进入男性主导领域的大学毕业生起薪远高于进入女性主导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安妮·林肯对兽医实践领域“女性化倾向”的研究说明，男性开始回避那些女性参与度逐渐提高的学科。而莱瓦农、英格兰和艾莉森的研究更清楚地支持了要贬低“女性化职业”，而不是将女性排除在“男性化职业”之外。
我们目睹这种“职业贬低”正在不同的行业间扩散。当女性进入医疗行业时，对医生的个人判断就会引入更多监督和规范操作方面的考量，由女性主导的一系列“准专业人员”应运而生。当女性进入法律领域时，律师助理横空出世，但三分之二的执业律师是男性，而至少85%的律师助理是女性。当女性进入大学教授的行列时，我们便剥去了这一专职教学岗位的社会地位、职业安全及完整的角色内涵。
竞争激烈的行业营销
所有这些技术手段至少有三大用途：使生活更便捷；使学术工作更高效；并从学生择校的角度说，无论是为本科还是研究生院校，都提供了颇见成效的招生工具。
正如我们的经济似乎日益与“眼球”“点赞”“推荐”和“转发”联系在一起，在现今这样的大环境下，高校的一举一动也多少与招生有关，以获得更多不经意的浏览者，使学生能从一堆眼花缭乱的介绍中挑选出一所特定的学校。由于竞争空前激烈，学校常常设法从对手那里“偷猎”一些生源。
如果高校想要在日趋开放的市场上成功填补招生空缺的话，那么它必须让自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高校还需要适应各种“达标”的压力：学科与机构认证、学分转换、本科学位的商品化运作等。所以，当它们无法在学术上体现区分度时，就需要在其他方面另作文章——通常是容易被相机捕捉的画面、便于参观的校园设施条件，如学生中心、科学实验楼、体育项目以及酷炫的科技装备等。由于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院校的本科教育主要成为女生的活动领地，学校开始大力发展体育项目以吸引更多的男生前来就读。就连位于后工业时代的东密歇根州的圣克莱尔县社区学院都建造了规模如此庞大的体育馆，不仅是为了提升在校生的切实体验，也是为了在招生时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学历之死》第七章，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除书封之外图片均来自图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