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35岁, 还可以去大学做教授吗?

本文摘编自：《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书籍作者：[美]赫布·柴尔德里斯，本文作者：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大众对大学教师的通常想象当中，在大学里教书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稳定、受人尊敬，又有寒暑假，教授们有着独立的办公室，每年都可以到处讲课。但现实里的大学，果真如此吗？

我就有一位朋友，辛苦读完博士已经34岁，一心想进入高校成为大学教授，但找了一轮教职，却只找到博后的工作。在国内高校，34岁的年龄意味着即将触碰到教职招聘35岁的年龄关卡。如果34岁去做2年的博后，博后出站后就意味着很难再在大学里找到合适的教职，唯一的选择，也许只能在学校里做一名兼职教师。

什么是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和正式教师、教授们又有什么区别？这种明明是无奈之下的选择，为什么还是会成为很多学者必经的职业道路？

对于现代教育而言，“大学”的理想目标及其现实困境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中，作者赫布·柴尔德里斯就从非终身制大学教师的角度切入，描绘了即将入行的教师如何进入到不同层级的教育体系，为我们展现出大学这座象牙塔中的金字塔结构。

“临时教师”具体包括以下身份的教职人员：兼职教师（adjunctfaculty）、兼职讲师（part-timelecturer）、访问学者（visitingscholar）、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toralfellow）、实践类教授（professorofthepractice）、驻校艺术家（artistinresidence）等。这些比例不小的临时教师，由于服从于“按需而定”的招聘制度，实际并未被容纳进大学正式的员工编制序列，而成为高校教育体系中的边缘群体。柴尔德里斯结合自己在高校兼职授课的经历，运用大量访谈与公开数据，锐利地指出了“临时教师”这份工作面对的困境。这种困境不止对兼职教师群体本身造成了难以解决的负面影响，还进一步困扰着参与到课堂中的学生、家长乃至整个教育体系。

在柴尔德里斯看来，兼职教师规模的扩大和按需而定宗旨的推广，实际上反映的是高等教育体系标准化运作这一现象，这也呈现出了教育的分层。在水平更低的学校中，兼职教师所占的比例也就越大，这些教师们通常应对的是阶层相对较低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和家长都缺乏对大学招生等专业知识的了解，这也就使得学校更能心安理得地招聘临时教师。

那么，回到我们在开篇提及的那个问题上，在这样的大学当中，学生们能够获得什么？谁应该接受大学教育？大学是什么？大学教育又是什么？大学究竟应该秉持何种理念办学？为何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师生面对着差异如此悬殊的未来？其内部的教师和学生又如何表现出阶层差异？

从横向比较来看，不同类型的高校面向的是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这就形成了差异极大的高校金字塔生态。秉行“开放式录取”原则的社区学院往往招收经济条件相对拮据、学习时长有限的学生，近四分之三的教师实际是兼职教师，教师难以向学生提供更多帮助和资源，社区学院中最终能够取得本科学位的学生比例极低；力图建设为综合性大学的州立大学主要招收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并逐步发展硕士生、博士生教育，他们也采用部分兼职教师从事教学工作，但数量相对可控，试图将学生培养为具有基础能力的通才；知名文理学院则更像是传统理想中的“大学”形象，学费高、择优录取、选课灵活性强，招收家庭条件富裕的专业学生，以全职教师为主导的“导师制”持续为学生们提供着社会资源和关系网；以常春藤联盟为代表的顶尖高校则占据了金字塔的顶端，这些学校不开设职业技能类的专业，而是在培养富有领导力的学生，其中任教的终身制教师更注重科研任务，临时教师则被安排讲授大一的写作课或跨专业的数学课，且常常在教师名单中隐身。

从纵向结构上来看，临时教师群体通常无法保证长期聘用，缺乏稳定的课程排期，同时薪水偏低、不享受福利待遇，甚至有时不得不寻求公共援助。对于这一群体而言，“终身教职”成为一种终身的奋斗方向，但又难以真正获得这一身份。

实际上，临时教师不仅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缺少希望，在现实的工作中也往往面临报酬不足、缺乏发言权、缺乏课程安排保障等问题。相比于终身制序列中的教师，非终身制的教师们在数量上并不算少，甚至仍在持续增加，但其数目始终是难以精确统计的，其名目称呼又相当繁杂，甚至难以联合起来。在这座等级金字塔当中，体系底端的助理教师每人提供最多的教学服务，其次是全职的非终身制教师，然后是兼职讲师，而提供教学服务最少的恰恰是全职的终身制教师，但他们又享有最高的薪资待遇。这一特点在大学低年级的基础课程、通识课、入门课和写作课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一按需而定的体系虽然使得诸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受损，但仍然维护了终身制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利益。终身制教职制度的基本理念是探索真理、自由研究，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就此进入高校的安全港；学校管理人员主要负责筹集和分配各类资源，构成了内部有别于教研人员的生态体系，大量的会议和行业协会工作带来了各个学校管理方式和目标的同质化；第三方机构则指普通州立大学需要加入的各类专业协会，这些协会各有目标，由此影响着相关高校的教学设计和安排，形成了共生利益。

然而，如果从高等教育发展的长远角度切入，这一奉行按需而定的教师选拔方式几乎对所有群体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本科生难以获得充足的辅助资源，无法从临时教师处获得更稳定的支持，社区大学获得本科学位的学生比例难以提升。而在研究生应该从事的科研工作以外，部分学校需要启用大量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工作人员进行教学工作，这类“临时工”形式的工作方式还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即将踏入学术圈的错觉，直到面对供过于求的就业市场，才发觉自己无法真正踏入高校的门槛。这种现象最终导致博士生对学术前途感到失望，纷纷各寻出路。前文提及的终身制教师也会受到师资安排的负面影响，难以达成自身的职业使命，而学校管理人员更需要面对巨大的超额工作压力。

柴尔德里斯认为，高等教育的使命应该是“一种更为系统性地提升智识水平的大学经历”，因此日趋标准化的按需而定式的师资安排更接近于对这种使命的破坏。有别于韦伯时代学者们对于学科理想的讨论和对内在精神的追求，本书提供的是工资、待遇、晋升空间等外在的参考内容，希望能为学生和预期走向学术道路的教师们提供有效的职业信息。这也展现出如今“大学”意涵与功能的明显转变——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所面对的问题逐渐与“以学术为志业”的理想脱钩，转向了对大学生就业与未来发展的现实讨论。

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今年高考结束后，以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为主要方向的讨论十六次登上热搜，大学专业选择的话题几乎牵动着所有考生家长的心弦。在本科志愿填报上，就业导向确实是多数人的第一选择。

正如柴尔德里斯所展现的美国临时教师与学生所遭遇的困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普通人手里的牌就是这么烂，除了精打细算还能做什么”的“功利主义”指南，也展现出了考生和家长们不得不面对的阶层分化现状——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分数是报考学校与专业的基本条件，专业与就业密切相关，而就业与收入才是学子们寒窗苦读的朴实追求。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所描述的美国大学在21世纪初发生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受到大环境中消费主义风潮的影响。从各行各业来看，生产的过程没有消费的过程轻松自如，消费者比制造者更能受到法律保护，生产过程中的工作者易于被替代，由此呈现出如下特点：工作时间延长。工作者被重新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设立准专业人员填充专业工作，外包非核心职能，用技术手段取代人力和空间。高校教师行业也顺应了按需而定的大环境，并在技术革新、行业竞争、人口结构变化的多重要素影响下发生改变，从业者必须要做好应对这种转型的准备。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与当下的对比、高校与教师的博弈，也能看到这一行业曾经的幻梦落下帷幕，准备迎接前方的危机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