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大家都受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道歉。”邓小平说罢站起身来，认真地向在座的32位科学家鞠了个躬。顷刻间，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能平息。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开始后，邓小平首先鞠躬道歉，然后带领大家进入会议的主题：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究竟从何着手？”
令邓小平惊讶的是，会议主题提出之后，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惊讶过后，邓小平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十年的政治风暴对知识界的禁锢实在太厉害了。
随后，邓小平提高声音鼓励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也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
听到这里，会场的气氛活跃了起来，与会的专家们开始窃窃私语。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副教授起身发言，说十年政治风暴期间，大学的招生工作一片混乱，招来的学生没有质量，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所以他建议恢复高考。
新中国成立之初，除了清华、北大等几所高校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都采用单独招生的办法，结果造成了招生不足、报到率低等诸多问题。为此，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适当实行联合或统一招生。
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1950年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直到1952年，教育部规定从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1966年，长达十年的政治风暴开始后，统一高考制度被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取代，参加高考上大学变成了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模式很快暴露出种种弊端，教育质量发生了严重滑坡。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就想到了恢复高考，谁知政治形势的突然变化，让邓小平的想法未能实现。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因为这两方面是实现“四化”的关键，而高校招生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查全性在会上的发言，与邓小平的想法不谋而合。思忖片刻后，邓小平认为招生会议刚刚结束，今年恢复高考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查全性当即回应道。
邓小平微微点了点头，转过头问一旁的教育部长刘希尧，他认为还来不来得及。刘希尧说假如推迟开学，就还来得及。邓小平又追问报告送出去了没有，刘希尧说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
“那就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邓小平大手一挥说道。话音刚落，会场再度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从查全性讲话到邓小平表态，仅仅20分钟的时间，恢复高考基本就定下来了。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提交了请示报告，将高考定在了11月28日至12月25日，录取新生27.3万人，报到时间推迟至次年2月底前。
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突然恢复，不仅考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与高考有关的各个部门同样没有准备好。
眼看高考迫在眉睫，各省紧急调用库存纸张赶制试卷，由于没有设置保密室和专职的保密人员，送达各地的考卷需要用麻袋来封装和铅封。有的地区教育局无力解决，只得求助有关部门调用战备物资。
省领导当即拍板，高考是国家大事，责成有关部门征调麻袋，先用后补。
为了保证考生能够顺利考试，不少地方“各出奇招”。有的地方凭借准考证可以优先乘车、吃饭；有的地方副食部门则赶制熟食，直接送到考场；有的地方甚至为了不让考生迟到，载着满车的乘客直奔考场。
在阅卷过程中，老师们由于没有计算器，只能人手一只算盘，噼里啪啦靠人工计算分数。
万事开头难，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连最基本的考卷纸张都难以解决，对于考卷内容保密和考场纪律就不能过多苛求，只能做到基本的维持。在山东，每个考场要求做到“墙壁光、地面光、桌洞光”；在河北，印制考卷甚至直接搬到了监狱中，全部用铅字排版手工印刷。
即便如此，第一年的高考还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故城舞弊案”。
河北故城县县委书记有6个女儿，前三个女儿都是在十年政治风暴期间，被推荐上了大学。到了四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恰好赶上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顺利考上大学，县委书记先后通知了教育局局长、招办主任以及考点负责人，几个干部一起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安排。
为了考出好成绩，考点负责人为县委书记的女儿三次更换考号，只为将其安排在学习比较好的考生旁边，约好“互相帮助”。甚至考点负责人还告诉县委书记的女儿，有不会的地方只管出去找他。
考试当天，第一门考试才开考20分钟，县委书记就派人给女儿送药，考点负责人趁机将其叫出考场，问清楚不会的题目，随后将答案送进考场。
由于县委书记带头，全县的考场一片混乱，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场外做题的据点和交换答案的场地，甚至考场的围墙都被掏出了洞，考生可以随意进出考场。
有的考生当场拒绝考试，质问考场负责人执行的是哪个阶段的考试制度。群众也纷纷议论，说这样的考试根本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考爸爸。
邓小平听说这件事之后，立刻责成有关部门严惩相关责任人，还穷人家的孩子一条出路。经过河北地委和教育部的联合调查，发现除县委书记外，还有7名常委、20名局级以上干部、75名机关干部、老师有舞弊行为。
最终，县委书记被撤职查办，女儿们的大学录取被全部取消，其余涉案人员均受到了严肃处理。
无独有偶，在江苏淮阴灌云县，县文教局中教股股长指使县招办文考组组长，对自己的孩子“多加关照”。当阅卷结束，录分开始后，录分员在两位领导的“要求”下，直接对考分进行改动。
这件事被招办主任得知后，非但没有及时纠正，反而放任其肆意妄为。于是，有的录分员开始将自己关心考生的分数，偷偷做了改动，更有甚者，招办主任亲自出马，将老首长、老同学、老部下所托的四十多名考生，要求录分员将他们的分数提到分数线上。
就这样，灌云县有273名考生被修改了分数，其中有229名考生的考分直接被提到了分数线以上。
万幸的是，这件事被曝光后，调查组即使采取了补救措施，所有被修改分数的考生一律宣布考试无效，而涉事的违规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鉴于第一年各地发生的高考舞弊案，第二年的高考有了质的飞跃，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不仅统一命题，还以教育部的名义，在高考前发布了复习大纲，方便考生迎考。
同时出题小组被安排在青岛疗养院的两栋别墅中，命题人员在整个出题过程中，不能与外界有任何的联系，没有统一组织，不得超出规定区域。而与命题内容有关的资料，全部被存在保密室中，每次上班前，各组保密员都要到保密室领取资料，下班后再将资料交回。
高考制度取代推荐制，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转折，是影响整个教育事业，乃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事。当年受惠于恢复高考制度的大学生，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实现了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