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伦: 我的大学梦

写在前面的话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到从军40多年，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纪，“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思想深入骨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豪情壮志丝毫未减，为了自己心中的一个个梦想，不懈追求、不懈努力、不懈奋斗，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焦虑，同时也收获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成功与惊喜，有遗憾和失落，更有辉煌与荣光，终归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2024年元旦到了，我们将挥别旧年，站上新年起点，此时的我们都在用心总结过去，含笑展望未来。心怀梦想，蓄力生长，朝着全新的目标再扬帆启航。

此时的我们还记得自己儿时、少年、青年时期的梦想吗？我没有忘记，我把我那时的大学梦、作家梦、当兵梦三个梦想和那段刻骨铭心、惊心动魄的人生岁月，用文字写了出来，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父母、家人，敬爱的老师、同学、首长、战友、朋友、亲戚们。也以此致敬有理想、有梦想的人们，既要有永不言败的果敢和气魄，又要有朴素自然的作风与情怀，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去书写出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华彩绚丽的未来人生！

1977年“恢复高考”，这几乎是那个时代的农村和城市底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子弟靠自己的努力能获得正式工作的一次机会。为此，老师们经常告诫我和我的同学们：要想穿皮鞋就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否则这一辈子就只有穿草鞋的命了。高考成了“皮鞋”与“草鞋”的分水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青年要想由 “草鞋”换“皮鞋”、由 “泥饭碗”换“铁饭碗”的“正式工作”，除高考上大学外，还有三条途径。一是当兵：通过当兵考军校、提干、转志愿兵，在部队长期工作，或服役到一定年限转业到地方分配工作；二是顶替：子女顶替在工厂企事业单位退休或去世父母的“铁饭碗”、参加工作。三是招工：一般是城镇户口的孩子，接在工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的班，这项政策轮不到农村孩子。

1980年我第一次迎战高考、备战高考，深深体会到学习进步的不易，彻底改变农家子弟命运的不易。当然想上大学的学生，只要通过艰苦的努力，可以达成心愿。但在那个时期，全国中高等院校才招生几十万人，和现在的每年招900多万人比，是什么概念？竞争不可谓不激烈。前3年，我所在的西华营高中，只考上了20多人，在全县还是排在前几名的学校。这些跳出农门的校友，给在校应届生和复读生以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他们成了大家的标杆。那时，我们师生好似心照不宣，老师们教有目标，学生们学有所向。之后，我和同学们一样，为考出好成绩，不分白天黑夜，起早贪黑，在老师讲课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多学、多看、多背、多记、多思，都在争取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点。

1980年高考定在7月7、8、9日三天。文科设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各100分，英语占20分，满分520分；理科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各100分，英语占20分，满分520分。当年我考的是文科，成绩不理想，没有上分数线，距离淮阳师范录取线还有20多分差距，落榜是自然而然的，十年寒窗苦读，首次高考未能如愿，这是我预想到的结果，因为我太了解自己的底子了，我以上的几届校友，从小学到高中处在文革后期，学习的知识很不扎实，更不要说有很宽的知识点了。

我是农村孩子，1980年秋天，我的出路只有选择复读考学一条路了。那时，我们高中每年的大学录取率也不到10%，高考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由 “泥饭碗”换“铁饭碗”这是农村孩子最为捷径的路，没有其他选择，竞争是惨烈的，不管是大专还是中专，只要达到分数线，没有挑三拣四、考上了不去的。我们同学考试一次成功的几率寥寥无几，当年应届生考上的也就有7个人。因此选择复习复读、参加多次高考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同学中有的复读了5、6年才被录取。选择复习复读基本都是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既可以跳出农门，也可以跳到龙门。难怪我一个复读多年的同学说“如果能让我上西华师范，让我爬到西华（距离20公里）我也愿意”。同学们都明白，考上大学意味着身后有一串“实实在在的东西”等着你：那就是国家干部、皮鞋、西服、自行车、商品粮、城镇工作、单位分房、找个城镇户口的爱人、以后子子孙孙都是城镇户口等；考不上大学也意味着身后有一串“实实在在的东西”等着你：那就是犁、耧、锄、耙、铁锹、拉车子、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粗布衣、娶农村户口妻、子子孙孙修地球等。所以啊，在八十年代，我们同学复习复读成了当时的常态，现代版凿壁借光、悬梁刺股刻苦学习、努力复读的故事常为人见。

1980年9月，为照顾往届生考学，西华营高中根据县教育局通知，决定开办文、理科两个复习班，每班50个名额。按当年高考成绩排序录取，9月初我接到了学校通知，我被录取到文科复习班复读。

我们一个班都是往届生，最高年级是四届毕业的、最低年级是九届毕业的；最大年龄是1954、1955年出生的，最小年龄是1965、1966年出生的，上下相差10岁左右。

我参加复读班、准备高考，和所有同学一样精神压力非常大，一个是学习的压力，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夜里11点才睡觉，从早到晚就是做题、背题；二是生活的压力，每周末回家一次都得给父母要钱和要粮，想着原本并不宽裕的父母还得从牙缝里省吃俭用、挤出来一点钱和粮供自己复读，愧对父母的一片苦心；三是怕自己跳龙门的目标和梦想实现不了，无颜见乡亲父老，怕给父母丢脸。我也有懈怠、迷茫时，不过我会用啊Q精神胜利法来疗伤，想想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切的一切也就忍了，心想煎熬一年怕啥？大学梦万一实现了呢！不试试谁知道？

1981年高考制度进行了改革，以考生多、考场分散、统考工作量大、评卷难为由，规定由各省市以区县为单位自行组织高考前的预考，统一划线，按一定比例淘汰考生，淘汰者不予再参加高考。河南的预考是在麦收之前的5月15日至17日进行的，当月25日就出了结果。在预考之前，同学们都是挑灯夜战、加倍努力，我也一样，辛辛苦苦努力了一年、苦读了一年、准备了一年、奋斗了一年、煎熬了一年、父母苦苦供养支撑了一年的我，正准备为跃龙门一搏时，却因预考发挥失常，成绩不太理想，未达到预考分数线，提前出局，无缘参加当年全国高考，残酷地将我挡在大学校门之外，我很失落和伤感，遇到这么大的挫折，对我的打击很大。

1981年5月下旬以后，对于我来说是最为灰暗的日子，我每一天都如同行尸走肉、寝食难安、黯然神伤。回到家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的乡里乡亲。当我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躺在床上，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往哪里走？做什么事？干什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何才能扭转人生困局？我曾多次跟父母提出去新疆闯一闯，父母嫌路远、说我目标不明确，死活不同意，没成行。

同时，我也再三质疑预考制度。这项制度到底是什么鸟人出的馊主意。推行这项制度，不知道伤害了全国多少普通民众的孩子！不知道耽误了多少考生的前途！很多考生平时成绩不错，本来在临近高考一个多月、通过最后冲刺，可以考上大学，出人头地，改变命运，而因一个区县级小小的统一预考发挥失常、被提前取消了参加全国公开、公平竞争的高考资格，对他们心理的打击比高考落榜要悲伤百倍、痛苦百倍、绝望百倍，千千万万个考生因此而失去了亲人们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不能再复读再高考，伤心至极！千千万万个考生也因此受到严重挫折打击、一辈子再也没有进过高考考场，绝望至极！千千万万个考生也因此断送了大好前程，命运多舛，遗憾至极！给千千万万个考生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打碎了千千万万个考生无数次的大学梦想和铁饭碗憧憬！直接否决了千千万万个考生十年寒窗的努力奋斗！人为制造了千千万万个预考淘汰考生的人生悲剧啊！甚至把千千万万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考生家长直接推向了窘况和绝望的深渊！设计这项制度的人啊，你是这些考生和家长的千古罪人，也是国家和那个时代的千古罪人！

当年9月初，高考复习班又开始了，西华营高中撤销，合并到临近一个公社聂堆高中。当时，我在悲伤之余，一种不服输的情绪一直在我心中涌动，我不相信大学梦遥不可及，为了解决自己的出路问题，我还是想再复读一年，再参加一次高考。但终因两个哥哥刚分开家，加上这两年水涝严重，收成不好，原本就贫困的家、经济更加困难，我下面还有四个妹妹要上学，靠父母支撑、维持我到复习班的钱和粮成了大问题，父母没有这个能力，我真的也不想给父母增加经济负担。

村里的其他几个同学都去聂堆高中复习去了，就剩下我一个，10月中旬过后，我当兵无望，感觉自己像只孤独的羔羊，茫然不知所措。10月下旬，我父母架不住几个已经去复习班同学三番五次地做工作：农村孩子要考学才有出息，考学才能改变命运，不让成伦复读就耽误了他一生啊！父母也为了我有个出路，勉强同意我去复习班，但父母说钱和粮由我自己想办法。23日至30日，同学们要我和他们一起到学校，找我原高中的唐校长（在聂堆高中任副校长），他安排我在文科班试听了一个礼拜。

了解到上复习班学费就得交23.5元，我给母亲一说，母亲带我在堂屋里走一圈，指着3个竖着的布袋说“这是刚刚打下来的豆子，你拉一布袋去卖掉换成钱，除交学费，你再买块布我给你做条新裤子。”第二天我含着泪、拉着一布袋大豆到聂堆粮管所卖了40几块钱，我买了一块浅驼色布、留下学费和一个月的零用钱，余下的10几块钱给了母亲。

上复习班吃的粮食怎么办呢？家里的小麦除了种子所剩无几，无奈，我骑着自行车，把布袋往后座上一夹，开始了一天借粮行动。我从杨桥、张庄、五二农场，到春树王，走了几个地方去了几个熟人家里，到了太阳照着头顶了也没敢张开口说借粮的事，正午了，同学他妈给我做了一碗捞面条，吃完饭，我又到盖庙村舅舅家，天快黑了到了毛桥村，去了几家仍然没好意思开口，明天就要去学校报到，交不上粮、吃不上饭怎么办？我路过一个小学老师家门口，徘徊好久才硬着头皮进了门，与他聊了很长时间才斗着胆提出向他借粮去聂堆复习的事，他爽快的同意了，他爱人年轻时得了一场重病，差点没有了命，他给爱人都准备好了后事，做了“喜板”（棺材），他把“喜板”当粮仓盛小麦了，他把“喜板”推开，从“喜板”里给我灌了一布袋小麦，我连连答谢他后，心里像装了个五味瓶似的回到家。这一布袋小麦，我当兵几年后，父母才还上他。到现在我都十分感谢他。

11月初，我刚到复习班时，正赶上女排世界杯赛在日本东京开幕，10多天里，整个校园都沉浸在对中国女排的狂热之中，学习“女排拼搏精神”“振兴中华、匹夫有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成了校园的主旋律，知识能改变命运深入骨髓，勤奋读书蔚然成风。

校长姓宋，我听过他一次讲话，是12月9日给学生们作报告，我记得是传达胡乔木关于加强全国教育工作方面的讲话。

文科复习班班主任是张老师，他高高的个儿，四方脸，头发光亮向后梳着，戴着一副眼镜，一直穿着灰色中山装，他担任班主任还教我们班的语文课。在校期间，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两次，都是谈写作、创作，后面一次，他还指点我，要我学习不要浮着，要沉下心来。元旦前，我最后一次到他办公室，告诉他我不再复读了，我要离开学校，我要选择其他生存的路，他劝我很久，讲了很多道理，我还是要退学。

在复习班，我的同桌田等才，他前两年攻的是理科，今年开学刚改的文科。在聂堆这段时间，我俩几乎天天在一起，无所不谈，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连参加学校劳动任务、为聂堆修大街垫路基，我俩都是一辆架子车，来回拉了四车土。有时晚上我们一起在聂堆街上来回走，边走边对我们的前途命运和现实感叹，在梦想中展望，在现实中击碎，又在无望中沉默，在复习的挣扎中，有很多无奈都压在心里。

在复习班，我俩前面两排座位都是女生。晚自习时，我倆经常看课外书刊，如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当代、奔流等，读刘心武等作家的作品，谈论书中的情节和人物，谈我自己创作的小说，女生们对我俩的谈话很感兴趣，时不时回头与我们搭讪，有时还直接把我们的书拿去看。

在复习班，我看到同学们都在专心复习、积累知识点、准备迎战高考，都在为搏击高考废寝忘食、超负荷运转，老师们都在为多出大学生精心辅导、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可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白天上课，晚上自习时间有时我就写小说打发时光，此间，我写了两篇小说。说实在的我坐不住，也静不下心，我一直在想着，这个月过去，还不知道下个月所需的钱和粮在哪里？复读时间要持续到明年7月高考结束才能告一段落，钱和粮的问题如何解决呢？一个多月的钱和粮用光了，我焦急得不行，想了无数个方案都没有着落，有时候真是哭天无泪、入地无门。在学校我是呆不下去了，要不就彻底放弃复读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算了。

1982年元旦就要到了，我借着县文化馆文化干事来信让我去馆里谈谈下一年创作想法的机会，我与老师和同学们做了个简单告别，就离开了聂堆高中，离开了复习班，待我快走出学校大门口时，回过头看到一群同学还在班级门口站着、望着我、目送我，我很感动、默默蓄满了两眼泪水。

我骑着自行车从走出聂堆高中校门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在西华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机会上学了，再也没有机会复读、参加高考了，考大学的机会与我永远无缘了。我的出路在哪里？人生的方向在何方？在去县城的16公里路程中，我回顾了自己艰难、残酷的高考岁月，三个年头对大学梦的追求，经历了高考落榜、高考预考淘汰、无钱粮继续复读下去的三次致命打击，我心情很阴郁、很沮丧、很无奈、很压抑、很愤懑，难以言说、难以诉求，我好似大海上的一片树叶，茫然不知所措，孤独不见救助。

从县文化馆出来，我懵懵懂懂、漫无目的在县城转了一圈，松松垮垮、踉踉跄跄地骑了20公里的自行车，回到自己的村庄、回到我家，我把自己重重地撩倒在床上，踏踏实实地酣睡了一觉。

从床上爬起来天已经黑透了，我向父母叙述了彻底从学校回家的来龙去脉，亮明了自己的想法，我说：没有钱没有粮，在复习班我一天也没法呆下去，想复读考大学已经没有一点可能，看来大学梦是彻底破灭了，也别想了，眼下就老老实实在家边干农活边搞业余文学创作吧，兴许这也是个路子，要是能写出点名堂，说不定被镇里文化站、县里文化馆看上，还有可能到那里工作呢（天真地想），再不然，明年再争取去当兵吧，也许就这命，我认了。父母没有说“中”、也没有说“不中”，没有参与太多意见，只是默然、默认，也无可奈何。以后的日子也就任由我意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