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走近中国”译丛，精选自17世纪以降，侧重18世纪至20世纪的法国作家、思想家、汉学家（含留法华人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有影响力的20多部作品，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制度等，以及当时一些在华外国人的生活图景。
这些作品的作者们, 一代又一代心仪“他乡”“远方”“别处”,不断地瞭望中国、关注中国、描述中国,出于认知“他者”和反观“自我”的内心需要，旨在借中国这面镜子来返观自己，确立自身的形象。长江日报《读+》周刊采访了丛书之《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译者，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刘文玲，以及《牡丹之辉》作者，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雷米·马修，聊聊这些具有跨世纪影响力的作品是如何成为西方人瞭望中国的经典之作的。
■ 当代法国汉学家、作家雷米·马修：
中国的文化熠熠生辉
致力传播中国思想，交流多则误解少
雷米·马修
读+：您曾在著作《牡丹之辉》中这样描述：“牡丹的颜色、芳香、富丽象征着中国的芬芳与色彩；牡丹熠熠生辉，照亮全世界的人民，而且首先照亮我们法国人。”您为什么这样形容中国？
雷米·马修：大多数法国人对古代中国、古典中国和现代中国一无所知，这让我感觉不适，甚至恼火，因此我决定撰写这本书。而法国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国，是因为中国文明（历史、文学、社会学、哲学等）在法国中小学教育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许多法国人中学毕业时对中国几乎毫不了解，他们满足于肤浅的知识，即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成见和误解。
我认为，为了努力填补这些空白而撰写这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小书是有用的。当然，我也意识到，这一贡献微薄，单靠它无法填补信息空白，毕竟这些信息空白源于受教育阶段的儿童期和少年期。但是我们在此有必要重申某些基本的无须高深的科学论证的真理。这本书的首要目的是提醒读者：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熠熠生“辉”（这种光辉以中国国花牡丹为象征）。
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促使我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通过研究和翻译向人们介绍我所钟情、爱戴的中国思想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总之，不管是面向汉学家同行，还是面向更广大的非专业读者，我都是从这一教育角度出发考虑我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在工作中传播中国思想。
“走近中国”译丛 钱林森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读+：15世纪以降东西方人相遇相识之后的漫长世纪里，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一直是个“谜”，因而一直被“误释”“误解”。您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呢？
雷米·马修：在语言、宗教和哲学上，中国是与西方希腊-拉丁世界、基督教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自19世纪以来，不管西方如何影响中国，中国依然独特，因为中国保有其书写文字、祖先崇拜与佛教，几乎没有接受基督教；最后，中国的哲学思想极少甚至没有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而我们则不同，我们一切哲学和思考世界的方式都肇始于希腊思想。多亏了雷慕沙、伯希和及其他早期学者，科学的汉学自19世纪初就在法国确立。
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谜”，只有我们不想了解的东西才会成为一个“谜”；此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会认为，欧洲人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文化和科学交流日益增多，这些误解逐渐消失，特别是清朝灭亡后，中国文人学者对西方产生了兴趣，有些甚至前往欧洲学习。与此同时，早期法国学者和大文学家在中国生活、学习了很长时间，从而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的声音及其艺术，他们有时翻译、评论从而解释了中国艺术。例如，我想到了沙畹、谢阁兰、伯希和、克洛岱尔。
了解中国的过去，更懂她的现在
读+：您在本书导言里这样明确指出：要了解中国对我们说的话，首先要倾听她的心声，接下来才谈得上理解。您为什么这样说？
雷米·马修：我在书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特别是技术上和精神上的贡献，法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反之亦然，如果没有欧洲的文化和文明贡献，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回顾了中国给人类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贡献。法国人往往忽视中国人的这些贡献，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
此外，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及宗教状况来理解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及宗教状况与我们不同，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习俗和行为与我们相去甚远。这就是现代语言中所谓的社会人类学，有助于解释人们在日常环境中的行为动机：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秉持什么样的道德观，他们有何期望，品位如何……共存显然是可能实现的，也是人心所向。但在国家之间，共存取决于个人善意以外的其他因素，即经济和政治利益，但这些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然而，提醒大家我们彼此亏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彼此对全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不仅对亚洲，也对欧洲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的。
读+：多年以来，您致力研究中国古典思想，特别是中国神话、哲学以及先秦文学。您曾表达过一个观点：现代中国是古代中国文化逐渐演化与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成果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以前的面貌与思想，就无法理解她现在的面貌与思想。怎样理解这个观点？
雷米·马修：现在的中法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化的教学在法国获得长足发展。现在，许多法国的大学开设汉学课程，其中多所大学甚至有博士课程。我不知道中国的法语语言文化教学情况如何，但我相信情况不会太糟！这显然是中法两国增进相互了解的必要条件，因为受过如此教育的专业人士将向公众宣传他国的文化（艺术、技术、文学等方面）成就与成果。就我而言，我希望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的教学和传播。这样，当我们谈论全人类的历史时，才不会忽略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是伟大的法国学者也将“人类”概括为地中海世界，这并不罕见，因为他们从未认真阅读过有关中国的研究，因此也就无从得知，存在着一个与希腊—罗马世界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文明世界。希腊—罗马世界本身不应该被视为世界中心！
■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刘文玲：
跨越世纪的“中国热”，推动世界文化交融
欧洲的“中国热”，离不开这些力作
刘文玲
读+：17、18世纪来华外国人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信息、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思想资源。请介绍一下这其中有哪些著名的作品？这些作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文玲：18世纪在欧洲形成的“中国热”不是一个突然凭空出现的潮流，而是甚至可以追溯至早期13世纪时马可·波罗、鲁布鲁克等人的游记所产生的后续影响。从16世纪末期开始，就出现了第一批汉学著作，使中国在欧洲形成了一股“时髦”之风，中华文明成为欧洲学者研究的主题之一。
17—18世纪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鼎盛时期，他们的在华活动带动了大批西方宗教和非宗教的旅行者与中国的交往，为中学西进开辟了新局面，同时也开启了欧洲汉学发展的新时期。
西方派遣大量的传教士来中国，其目的是要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归化中国。然而，结果正如已故学者耿昇所言：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入华后的所作所为，与其宗旨不大相符，形成了“渡人反被人渡”的局面。他们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绩，反而不如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成绩那么斐然。
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形象，主要表现在对汉语语言文字词典的编撰，中国古典文明、中国历史、地理（地图学）以及音乐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和介绍。
其中，在汉语学习和词典编撰方面，比如利玛窦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迹》，金尼阁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叶尊孝编写的《汉字西译》，马若瑟编写的《汉语札记》等，他们的记载和研究为19世纪以后西方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为法兰西学术院第一位汉语语言文学教席主任雷慕沙完成《汉语语法基础》提供了基础。
另外，还有关于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比如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对中国进行了丰富详尽的报道，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军事、瓷器、建筑等内容，成为18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对伏尔泰、魁奈、莱布尼茨等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杜赫德编辑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并根据这些书信编撰了《中华帝国志》，启发了西方思想——比如孟德斯鸠确定了法律与道德风尚之间的原则，伏尔泰看到的理想政府模式，还有魁奈的经济理论，都是从《中华帝国志》中找到其思想源泉和依据。
还有钱德明和韩国英编著的《中华杂纂》，它的法文全称是《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回忆录》。这本著作被认为是启蒙时代耶稣会士汉学的一座真正历史丰碑，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汉学研究。《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志》和《中华杂纂》构成18世纪欧洲三大汉学巨著，在半个世纪间相继于巴黎出版，将法国人的中国研究推向鼎盛。
同时，耶稣会士也关注中国历史的研究，比如宋君荣撰写了《中国史论集》《蒙古史》以及《中国天文学史》。他是以一种客观的精神来揭示中国，为中西方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他还翻译了《礼记》《易经》《书经》。
这一时期，除了传教士汉学以外，还出现世俗汉学，比如黄嘉略在弗雷莱的协助下首先翻译了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虽然黄的译本未能刊印，却成为开启中国文学西进的先驱之作。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诗经》，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传教士译介到西方的。宋君荣不仅译注《诗经》，还运用其中的资料来研究中国的天文历史。
另外，18世纪传教士不仅向法国介绍中国诗歌，还将中国戏剧也介绍到法国。最早的一部就是元杂剧《赵氏孤儿》，它是由马若瑟神甫翻译的，于1736年在巴黎问世，随后在西方出现了英、俄、德译本，被广为流传，引起一些作家、批判家和剧作家的关注，其中反响最大的是伏尔泰，他认为这部中国戏剧使人了解中国精神，并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于巴黎公演，借此将中国形象搬上法国戏剧舞台，拉开了中法文化文学交流的历史序幕。这一期间还有很多文学译本，比如钱德明的《盛京赋》、殷弘绪的《今古奇观》、赫苍璧的《古文渊鉴》《列女传》等。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中国绘画、音乐、艺术方面的介绍，总之，我们借用安田朴的论述：17—18世纪“中国热”风潮期间产生大量关于中国的论著，使西方哲学家可以利用中国形象向保守的天主教挑战。换句话说，欧洲思想家将中国作为工具，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服务，而不完全是学术方面的。
读+：在您翻译的《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我们看到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对《诗经·国风》的研究。他对中国古典文集进行新价值挖掘，为法国乃至西方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力？
刘文玲：作为法国20世纪的汉学家，葛兰言、伯希和马伯乐均为法国汉学大师沙畹的弟子，但却走了一条与其两位同门截然不同的学术道路。或者说，从一开始，他就对19世纪法国汉学研究特征持有批评观点，而表现出一种返归18世纪汉学家传统的意愿。
沙畹是司马迁《史记》的译者和研究者，他在法国汉学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或许正是在沙畹的影响和启发之下，葛兰言在北京亲自“考察”了17个月（1911年—1913年）。对于葛兰言来说，中国是他理论“验证”的田野，葛兰言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古老文本。
葛兰言在文献中寻找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素材，比如农民季节性节庆婚葬、出生习俗，民间和贵族阶级的信仰，礼仪分类和规定，中国的神话、语言以及思维方式等等，追溯其根源。但在方法上，他已经意识到当时中西方语文学家所重视的文献学方法，也就是说，对文献进行词汇或句法的批注、索引等分析方法不再可能适用于中国研究。
他认为，从民族学的角度上看，中国学者就像民族志研究中的信息提供者一样，他们过于偏重将文献中的事实理性化，以他们所处时代的道德意识来阐释事实；而他所侧重的是思想事实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要真正理解历史文献史料，从文献中发掘古代特征，就要摆脱传统的释古学体系。所以，葛兰言从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出发，采用一种创新性的阅读方法，通过这种颠覆性阐释，来重新书写中国古代历史，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挖掘古代中国社会制度和民俗的事实。
葛兰言的汉学研究方法，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学者的方法，建立一套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进化论。西方有不少学者，比如美国普鸣就曾在其两部著作《成神》《作与不作》中重新考察了葛兰言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研究的价值，指出“若能够剥离其进化论框架，在分析这些（文本）张力的本质之时，葛兰言对解读早期中国叙事的具体建议极为有益”。
“走出去”，实现世界文化和谐交融
读+：在历史长河中，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碰撞，都曾给对方深刻刺激和影响。尽管东西方文明在价值硬核上并不相同，但都是人类美和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如何在中西方文明交流交往中实现和谐共生的？
刘文玲：东西方文明由于各自的文化差异，在交流和碰撞中难免会给彼此原始状态带来冲击和影响，正如17—18世纪中国文化精英与传教士之间，是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上，达成表面的共识。这说明文化双方首先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沟通，通过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开展深入对话；其次要心怀尊重和包容，以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保持开放心态，避免偏见和歧视的存在；三是要懂得吸收和融合不同文明中的优秀元素为我所用，促进中华文化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四是积极保护和继承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传统，同时进行创新发展，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提升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最后要开展合作共赢，建立多元文化交流平台与机制，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促进文化互鉴，实现和谐共处。
中华文化在中西方文明中，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张力，同时也需要注意与其他文明进行有益的交流与融合。
读+：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您看来，推动文化“走出去”最关键的是什么？
刘文玲：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首先从思想上，应当有文化自信和价值感。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应该对中华自身文化有充分清醒的认知和理解。也应借他山之石、借外来之镜加以关照——即坚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同时也需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我们需要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通过交流，促进多元文化共存。
其次，我们要考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走出去”？一般来说，这种文化需要具有中华文明特性，能够体现普遍的人文关怀，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引起情感共鸣，推动世界跨文化沟通与理解，是以人为本的积极向上的一种文化；另外，这种文化需要具有传承创新并重的特性，既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具有创新性，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第三，这种文化能够融通中西方思想，在保留中国思想文化深刻内涵的同时，还能够形成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对话交流机制，实现世界文化的和谐交融。
另外在实践方面，要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通过文化产品、文化项目等方式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借助新兴的传播技术手段，形成多模态文化传播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从西方汉学史发展来看，语言是一个重要的基石，它在文化文明交流方面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尽管目前机器翻译等技术手段可以替代人工翻译，实现跨语言交流，但这也只是表层符码交换，无法实现深层的解读和表达。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我们依然需要一批通外语懂专业的国际化外语人才。因为世界的交流与沟通是通过人的情感互动来实现的，而不是依靠机器来完成的。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