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2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代表委员行前新闻通气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长吴瑞君对自己一年来的履职情况，以及今年将带去的提案等进行介绍。
去年的全国两会，吴瑞君提出生育政策的着力点或应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家庭，重点探讨如何加强部门协同，推进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提案引发社会关注。今年，结合她所在的华东师大的教育强项，吴瑞君将生育问题细化到了教育领域。
“人口高质量发展时代，教育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口发展呈现新常态，不仅会直接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会通过人口对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对教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吴瑞君谈到，其中的问题繁杂，如学龄人口的减少，对幼儿园、小学、初中等学段的资源配置，将阶段性地产生不同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不同人口增长类型区域又有不同的表现；再如区域教育结构的调整中，要考虑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对人口、人才集聚所产生的引导作用等。
谈及具体的方法，吴瑞君建议，应对幼儿园学龄人口的减少，可以在部分幼儿园设置更多的托班来消化师资，这也有助于缓解没人给家长带孩子的社会问题。
而在生育问题上，吴瑞君也分享了一些新的思考。今年春节，吴瑞君回了一趟老家浙江余姚，在与当地亲友交流时发现，别说生娃，一些年轻人连结婚、恋爱的意愿都没有了。
“我们一开始倾向于认为，这是上海这类大城市里一部分年轻人的想法，没想到城镇地区的年轻人也开始这么想。”吴瑞君感慨，“如果说我们以前讨论低生育率问题，更多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生导致的生育率下降，那现在面临的可能是一种新的婚姻和家庭观念的革命。”
关注人口与教育，要关注人口新常态引发的三个“性”
当前中国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分化的人口发展新常态，学龄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教育资源如何更好地均衡配置，如何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基于此，吴瑞君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拟带去《关于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推进区域教育结构调整及政策优化的提案》。
吴瑞君介绍，这份提案中，一是关注区域，二是关注教育结构。从这两个角度出发，需要关注人口发展新常态引发的三个“性”。一是出生人口的周期波动性，如政府推行二孩、三孩等政策后，短期内刺激了出生人口的增加，形成的出生人口波动等。二是学龄人口增减的区域差异性，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后，全国各地大体可以划分为人口持续增长、人口相对稳定、人口持续减少三类地区，不同区域的学龄人口同样会呈现分化的特征。三是出生人口变化对教育影响的时滞性（时间滞后性），即一个孩子出生后将在生命周期按顺序经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等不同学段，因此低生育率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影响周期及时间会有所不同。
受学龄人口减少，阶段性影响最早的当属幼儿园，吴瑞君以此为例谈了她的看法。
她谈到，一方面，幼儿园学龄人口的减少，对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可能是一个正面的影响，也有助于提升幼儿园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能力建设，能更好地满足父母对子女早期阶段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幼儿园教师资源的过剩，“这可能就需要建立更为弹性的资源调整方式，比如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可以在部分幼儿园，通过设置更多的托班来消化师资，实现托幼一体化发展，这也有助于缓解没人给家长带孩子的社会问题，提升一部分‘想生不敢生’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变化，分类施策，精准施策
吴瑞君谈到，区域教育结构若要进行调整，一是要关注空间的布局结构，其中包括高等教育。“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到哪里，某种程度上，人口包括人才，可能也会集聚到哪里，有引导作用。”吴瑞君认为，人口发展的新常态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以及空间布局要作进一步优化，既要考虑区域发展战略，也要考虑区域人口尤其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规模，满足区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二是要关注教育的比例结构，关注各级各类教育衔接中的师资配比，对此进行弹性配置。
“我们以往可能关注的重点在于哪里学龄人口减少了，那师资配置就少一点，反之亦然。但因为出生人口的周期波动，可能会出现小学的师资多出来了，但初高中的师资仍然短缺，这就难以实现内部调整。”吴瑞君说，同时，她的团队还预测发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到2035年前，小学、初中、高中的学龄人口趋势不尽相同，有的地区每个学龄段人口都呈下降趋势，如人口长期导出的东北地区；也有地区，小学是增加的，初中是减少的，有的地方则倒过来。“所以要分层分类，根据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的变化，分类施策，精准施策。”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背后，是人口的流动性在增强。“所以我们建议，教育部门在做人口预测的时候，不能只预测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我们可能要对户籍学龄人口、常住学龄人口、户籍非常住学龄人口、常住非户籍的学龄人口等分类进行预测。这样可以给未来的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更精准的数据，预测结果会对教育改革实践起到更好的指导意义。”
三是要关注不同时间及前后不同学段师资的均衡配置问题。在制定教育资源需求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时，除了全国层面要考虑时间和空间的节律外，吴瑞君认为，还要充分关注省域、区域的差异性。“现阶段基础教育仍实现县级统筹，我们在这份提案中提出，要提高统筹的层级。基于人口的周期波动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需要通过资源的弹性配置来实现区域之间教师编制的余缺调整，但如果以县为层级来统筹，可能不利于促进教师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合理流动。早在2010年，教育部就在北京、上海等6个省市试点省级统筹，但目前还没有全面推广。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应该有更多的省市尤其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省域建立教师资源，教师编制余缺的调剂机制。”
生育问题的需求点，可能存在较大的个性化差异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吴瑞君带来了《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谈到生育问题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两类来探讨，按照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长远结合，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部门协同，现阶段则应该将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为其减负赋能。
这份提案彼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探讨，吴瑞君介绍，自己去年还参与了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专题座谈，其中一场的主题即关于如何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2023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这也意味着，中国已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2月27日的通气会上，吴瑞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谈到了生育率相关的问题。
吴瑞君认为，“不能生”和“想生不敢生”的群体，通过技术或者政策手段，总有希望对“症”找到办法；但如果是不想生的群体，办法确实比较有限，“发钱也只体现一种政策导向，其实很难起到实质的推动作用。”
“在我们的调研中，问及为什么不愿意生，有人会直接说不想生，有人会说养不起或者没人带孩子，但进一步的调研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其实还是不想生。”这种“误导”有时可能令政府的资源配置错位，出现供需并不匹配的情况。
供需不匹配的情况，也在于老百姓真正的需求点，可能存在较大的个性化差异。同时，当代人的生育意愿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会发生动态变化，“你去调研大学生、离婚的群体、结婚的群体、已婚的群体、已婚有一个孩子的群体，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关系中，意愿是在变化的。并且意愿到行为之间还有一个过程，影响因素也很多，所以这其实是很复杂的。”吴瑞君认为，政策的出台，要加强群体的分析，要系统化推进，要引导群众的需求。
“一种新的婚姻和家庭观念的革命”
生育以外，婚姻观念的变化也是难以忽视的。今年春节，吴瑞君回了一趟老家浙江余姚，在和亲友的交流中发现，别说生娃，一些年轻人连结婚、恋爱的意愿都没有了。“我们一开始倾向于认为，这是上海这类大城市里一部分年轻人的想法，没想到浙江城镇地区的年轻人也开始这么想。”吴瑞君感慨，“如果说我们以前讨论低生育问题，更多是大家不愿意生导致的生育率下降，那现在新面临的可能是一种新的婚姻和家庭观念的革命。”
“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现在自己生活都很艰难，如何考虑以后老了的事情？而且社会养老保障也不错，生育对养儿防老这样的需求也越来越小。很多年轻人会算：生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低，如果从利益导向来讲，为什么要去做高成本低收益的事情？”
吴瑞君认为，“不想生”的问题，现在看来，可能要涉及生育价值观的重塑，比如弘扬孝文化，比如从小就要教育孩子承担家庭责任，同时还要加大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高社会对生育的价值认可等。“但在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下，这也只能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
“不过，也不必过于焦虑。”吴瑞君表示，一方面，政府要去引导和宣传提振生育率，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应对出生人口降低的方法。“原先我们说提振生育率，保持人口红利是很大的一个内生驱动力，但数智化时代到来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口红利会不会转向机器人红利？我个人认为，跨越了这个阶段，此后进入真正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对生育的社会价值可能会有重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