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新京报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
在西部任职多年，严纯华对于教育区域均衡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区域经济差异决定了现阶段高校教育很难达到绝对均衡化，高校要接受差异，立足当地文化、历史、自然禀赋，找到自己的学科优势。
作为管理者，严纯华关注具体的教育问题。他建议增加国家高校奖学金金额，以适应人数增长和物价水平变化，并对大学生“空心病”、学历贬值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国家高校奖学金体系有待优化
新京报：你今年上会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严纯华：我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兰州大学所在的甘肃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发展是高校发展的基础，另一个是我最熟悉的教育科技领域。我这次提出两个建议，分别是优化高校国家奖学金体系、加强民族地区法学人才培养。总体来说，依然是立足西部，放眼全国，提出有待解决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新京报：奖学金和学生利益直接相关，你认为需要如何优化？
严纯华：国家设置的奖学金体系对学生有非常好的激励作用。这个体系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2007年提出，当时主要面向本科生，2012年增加了研究生，2019年增加了本科生和专科生的人数，但是金额没有增加。随着在校学生数量增多，相应的资助率就有明显降低，而且从2007年到现在，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所以我认为，应当适时增加高校国家奖学金金额，保持奖学金的支持力度。
新京报：加强民族地区法学人才培养，民族地区有哪些特殊的地情？
严纯华：对于甘肃、青海这样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共同的特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文化教育同样如此。西部地区想要发展经济，法学人才非常重要，譬如现在正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懂企业法、知识产权、税法、会计法等专业内容的法学人才，但在这些区域却极度短缺。
人才总是往东部地区流动，而东部地区培养的人又很难进入西部工作。所以我认为，应当通过教育先行、人才支撑，在民族地区加强法学人才培养，希望提请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在学位点上进行倾斜支持。
西部高校应突出独特文化自然禀赋，发展特色与口碑
新京报：你出生于上海，在北京工作多年，去西北地区后的感受是什么？一提到兰州大学，很多人会想到“中国最委屈的985”等标签，也会提到兰大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低调，对此你怎么看？
严纯华：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民间对兰大有不同的调侃和戏谑，但对兰大的师生校友来说，高校首先要自立自强，用自己的发展去吸引人才，用贡献去赢得社会的支持，这是高校的品格。
东西部大学的确存在巨大差距。高校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互相影响，这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我们回顾兰大的发展史。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156个重大项目有16个落地在甘肃，让西部地区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也让人才得以汇聚，区域和高校发展受益于此。几十年之后，我国迎来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西部和西部的高校没有充分赶上这样的变化，形成了“等、靠、要”的问题，大学没有及时摆脱这样的惯性，从而与社会脱节，阻滞了自身发展。
回顾历史就能看到，高校和区域发展相辅相成，也要在文化、科技、理念和思想上引领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过去这些年，中央启动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这给西部高校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高校要在反思之中有新解。
新京报：既然提到了区域发展的差异，你对教育的区域均衡化怎么看？
严纯华：我认为教育均衡化是相对的，我国东西南北跨度太大，经济发展不均衡，教育也难以做到绝对的均衡。让西部的高校达到譬如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的薪酬和硬件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差距，但西部高校也有自己的定位。
新京报：如何在这种差距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严纯华：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过度强调限制就容易忽略机会，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起直追，主动作为。
怎么找到立足点，兰州的经济与北上广有明显差距，但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如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这些在西部地区有完整体现，历史积淀厚重，文化多元悠久，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给了我们很多与众不同的资源，如果能驾驭这个不同，就能发展出特色和优势。高校在科研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夯实基础，完成创新，突出与发达地区不同的文化、历史、自然禀赋，形成区分度。
新京报：师生择业择校难免会考虑当地经济水平，人才是高校发展的基础，西部地区高校如何增加吸引力，减少人才流失？
严纯华：人要有理想，也要追求体面的生活。对于组织和管理者来说，要给师生提供的不仅是理想，还有面包和盐。
在过紧日子的背景下，我们面对教育和学生留足储备，在薪酬方面尽量让老师感到体面，提供和东部可比的工作生活待遇；在工作中改善服务，扩充资源，让老师们在重大项目、重大研究基地、重大合作等方面取得先机，建立一系列的人才序列、评选体系，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医疗、教职工子女入托等方面，尽量提供便利，并且将心比心，尊重每一位老师。
过去五年多，我们引进的人才有将近700人，过去的“孔雀东南飞”逐渐转变为“人才西北汇”。在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下，西部人才生态依然是脆弱的，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做好人才工作。
新京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优化学科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增强中西部地区高校办学实力。你对此有哪些思考？
严纯华：报告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社会需求。高校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进入到质量提升阶段，同时要求“千校千面”，而不是“千校一面”。世上没有两所大学是完全一样的，好大学只是强项更多，大学要有自己的定位和规划，与社会接轨，找到自己的不同之处，以此形成特色和口碑。
与之相应的，我相信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优化调整，给高校留出更多创新空间，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评价体系甚至同一个学科代码下的课程设置，都会更加丰富多彩，体现学校特长。
应对学生“空心病”，需要更多元的价值观
新京报：前些年，一位北大教授提出大学生“空心病”的现象，即价值观缺陷导致部分大学生心理障碍。你认为大学生应如何找到价值支撑和人生方向？学校和社会应该为学生创造怎样的成长环境？
严纯华：“空心病”是因为学生缺乏人生目标，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陷入一种空虚。一旦他有了目标，他会想尽办法、寻找一切资源、克服一切困难去做，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反而非常充实。
这种现象背后有一部分教育的原因。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就是不断考试，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到研究型教育，分数只是一个敲门砖，“进门”了知识就还给课本，学生对专业不一定有兴趣，也未必提高了实践能力。
同时，也有价值观单一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并不都是要“成为科学家”。社会是多元的，需求是多元的，人和人是不同的。而且，学生从小就应该被鼓励去寻找自己的热爱，而不是达成了“成名”“成家”这些期许后再去寻找。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不断进行观念更新，老师教育学生，学生也教育老师。以我自己为例，我带的博士生有的选择去中学做老师，我一开始心里很别扭，觉得学生应该继续搞科研，后来发现他们在岗位上做得挺好的，我也改变了认识。
新京报：为了就业，很多学生发现即便自己对学术没什么兴趣，也不得不去“卷”学历。你怎么看学历贬值的现象？
严纯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不同角度去看。我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计算，2000年前后，我国大学生的数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学六年级毕业生的数量，这是教育普及、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也给个体提出了终身学习的要求。
从实践的角度看，不是有了学历就有了能力，也不是有了学位就有了职位。只有很少的学科，学生能躲进书斋，绝大多数专业，学生毕业后都要和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打交道。那么学校就要自问，教的东西是否符合职业需求、是否真的提高了学生的能力。学生也要自问，读书是为了知识还是为了学历。其实，如果有主动学习的能力和热情，不太在意起薪的高低，有些专业是不必读研的，你在实践中能学到更多。
新京报记者戴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