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鑫宇 王钟的
对研究生来说，导师是学习科研中一言九鼎的“老板”，还是生活上关怀备至的长辈、朋友？导师与学生如何“互相成就”？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研究生培养质量，更关系到健康的科研创新环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为64.5万人，2023年达到130.2万人，9年涨幅超过一倍，这意味着不少导师要比过去带更多的研究生，也给导生关系带来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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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王昆（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师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问：目前，导师与研究生相处存在哪些问题？具体以怎样的形式表现？
董晨宇：在导师的自身定位中，有人觉得自己是“师父”，也有人觉得自己是“老板”；在学生的预期中，有人希望跟着导师读书、进入学界，也有人希望利用导师的资源在职场取得更好的发展。不同的定位、目标和思维，会导致导师和学生沟通错位。当前，我们并没有一把统一的尺子来丈量什么是适当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导师的配对，有时就像“抽奖”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导师和学生便可能对彼此感到失望。
王昆：导师与研究生相处不甚融洽，表现在信任和认知的失调，这既包括学生对导师的培养能力产生怀疑，也体现在导师对学生综合能力感到失望。在此基础上，导师对学生、学生对导师的预期和实际也存在落差，面对自我预期未达成的现状，学生也会产生挫败感。
师文：大部分情况下，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都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好坏，而是彼此适合与否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学生在选导师时，对导师的想象还是停留在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成长需求，以及什么样的导师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要让导师和学生的适配性变得更好，双方需要主动调试和管理其交流模式，高校匹配师生需求的能力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问：导师与研究生关系走向极端，可能由哪些因素导致，又能如何加以防范？
董晨宇：在导师与学生沟通错位时，导师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力。假如这种权力不受控制，导师又不能自制，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极端的悲剧。如果我们仅靠教师的私德去约束其行为，而没有制度化的监督，一定会出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学生建立反馈机制，如果导师的行为让学生感到不适，他们应该有一个安全的渠道向上投诉。整个流程走下来，应当做到不影响学生毕业，也不使他们感到危险。
王昆：多数导师都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尽其所能进行探索，学生往往将就业择业作为优先考量。科学研究本身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学业负担和同辈竞争，“学术发包制”和“末位淘汰制”，以及学术发表生态的内卷和恶化，使得追求学术的过程变得更加不可控。当我们剖析研究生师生关系“异化”案例时，能发现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师生双方都是“受害者”。
师文：我的学术经历既有文科背景，也有理科背景。有一种现象在理科领域可能更常见，那就是学生需要依附于导师的项目、资金、设备等，以至于导师在学生的开题、毕业等方面都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导师的权力因素在文科和理科教育中都存在，只是理工科更明显一些。对此，高校可以采取一些保障性措施，比如确保换导师机制畅通，让院内的学术委员会给力一些，都能帮助避免极端情况出现。
问：从导师身份出发，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怎样的关系？您对自己的学生有怎样的期待？
师文：导师和学生之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我在面试学生时，基本不太问学术知识，毕竟大家都通过了考核。我更愿意去了解他们对于读研和未来的期待。如果双方不匹配，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学生；如果大致匹配，只有一些细节需要调整，我们也可以在之后的相处中更好地“双向奔赴”。作为年轻教师，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希望能做出成绩的阶段，也有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实现学生的要求。我接受学生的多元化选择，愿意给他们提供资源，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上进。这种上进可以是传统价值体系内的，也可以是更加标新立异的，但总而言之，我希望学生有追求，不要“躺平”“摆烂”。
王昆：一是自我能力的锻造，包括职业操守、学术水平、沟通技巧、共情能力、经费保障等；二是自我预期的调整，不能只顾培养“衣钵传人”，忽视学生成才的多样性；三是平衡好短、中、长期的培养计划，根据轻重缓急，协调学生的科研和求职择业；四是对学生坦诚相待、倾囊相授，多与其他教师交流，第一时间了解学生情况；五是学会总结、学会自省，当自我能力无法满足研究生导师的各项要求时，应该主动提出暂缓、暂停招收研究生的申请。我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在顺利毕业的前提下，既有好的出路，也有面对未知挑战的勇气和能力。
董晨宇：首先，我会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只要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学生选择任何研究方向，我都会全力指导，帮他们避开可能存在的“坑”，这也能使我和学生相处更加融洽。同时，我非常希望能多跟学生见面，及时了解他们在自己方向上的工作进度。不过在现实中，出于工作、家庭等客观原因，这一点其实很难一直坚持下来。我对学生的期待比较“佛系”，他们能实现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期待，就是心理健康，我这几年对学生说得最多的话是“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问：在硕士扩招、教师任务繁重、就业形势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如何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王昆：首先是守住培养底线，加大对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外审和正式答辩等多个环节的约束力度，坚决杜绝学术不端问题，不折不扣地完成“规定动作”。其次是与学生充分沟通个人规划，同时根据他们的实际能力特长，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科研要求。再次是明确阶段性交流、汇报和检查的时间节点，在适当的节奏中，督促、协助研究生推进各项工作。
董晨宇：我所在的高校院系并没有明显扩招。如果要在扩招同时保证培养质量，其实是个“既要又要”的问题，客观上可能只能有所取舍。关于教师的工作压力，一名教师要处理的事务非常多，带硕士、带博士，还有自己的研究抱负，能够分给一个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但对学生而言，导师在他的求学生活中占了很大一块比例。在这个问题上，教师必须把握好平衡。
师文：以上学期为例，我每周预留一个晚上的时间给学生，单周做一些集体的知识讲解，双周每人半小时，跟他们讨论更个性化的科研问题。不过，这种精细化指导是建立在师生比良好的情况下，如果研究生数量过多，比如一年带六七个学生，3年同期在校生至少有18位，必然会影响这种模式的现实性。
问：对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学术还是选择从事实际业务，您是否有偏向？您更注重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
师文：我对学生没有特定要求，但我自己的指导能力是有一定限制的。我从学校毕业后，没有职场实践的经验，就开始教学了，所以我对实务课程一直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如果我的学生之后想做学术，我有很多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如果他想做实务，我可能只能鼓励他多跟更了解实务的老师交流，或者去实习。但我对这两类学生能力培养的重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探索力和生命力。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学生，你教给他“一”，他就只知道“一”，但那些更有探索力和生命力的学生，会自然地去学“二三四五六”，发展出更大的能力。这一方面和学生本身的性格特质有关，另一方面，我也会在价值观层面去引导他们。
董晨宇：如果我的学生选择读博，我会让他三思，确认自己有没有明白读博意味着什么。以世俗的标准，读博的性价比并不算高。这不是“劝退”学生，而是希望他们充分了解读博的意义。在培养学生时，我最重视创造性思维。我一直跟学生说，在做研究时候不要太“乖”，要锋利一点。我们的义务教育包括本科教育，总是鼓励“听话”的孩子，但社科研究常常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更多是去探索一个问题的不同切面和可能性。即使进入职场，创造性思维也会帮年轻人处理很多事情，让他们变得不一样。
王昆：我没有偏向，或者说，略微偏向于引导学生未来从事实际业务。知识往往在书外，智慧常常在民间，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成果更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我主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认知能力、思维逻辑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希望培养出优秀的“社会人”，而不仅是“学术人”。
问：导师与研究生应该如何相处？可否举例说明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理想图景？
王昆：导师与学生首先是师生，其次是朋友，理想的关系是亦师亦友、教学相长、互通有无、各自安好。我指导过的研究生们，无论是深造攻读博士学位，还是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他们都会不定期和我交流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各类难题和困惑。每年各种假期之时，我也会把所有在读和已毕业的学生聚在一起，相互交流、释放压力。相聚是缘分，师生关系的建立更是一种幸运的相遇，需要彼此体谅，在包容中追求个人的自由，在锤炼中实现境界的提升。
董晨宇：理想的导生关系首先必须建立在研究生教育培养方案的基础上，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如果有学生就想创业、不想上课了，那肯定不行。但在这个基础上，导师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发展意愿，尽可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学生。我读博时，我的研究方向和导师完全不同，但我的导师从来没有逼我去做他的东西，而是认真负责地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他在生活中非常和善，但对我的学术问题也会很不客气地指出来。这种言传身教，使我更愿意把学生当作平等的朋友来相处，但涉及学术研究时，我一定会比较严格。
师文：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觉得导师和学生应该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协作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互相成就，我们的关系是彼此协作。比如说，像我作为年轻老师，非常想要做出一些成果，我希望我的研究团队能在我的指导下，围绕一个课题做出系统化的探索，需要学生具备旺盛的探索欲，有较高的自我期待。而在学生那边，不管将来做学术还是找工作，都需要首先满足毕业要求，其次满足自己的职业规划，我也应该去积极配合他们。我不希望我和学生只是“教与学”的关系，而更希望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与学生互利互惠、协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