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母亲说，我出生时就“天降异象”，那年我们当地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就是我出生的那天下午住了雨，甚至还出了一阵太阳，接生的大婶都来我家都不用换鞋。我的第一声哭声响起，天上竟然也响起了雷声。
接生的大婶对我父亲说：可惜你生的是个丫头，要是个男娃，说不准还真是个人物。不过即使是丫头，将来也能出人头地。
我是66年出生的，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还有出生时的那番“奇遇”，从小到大就更受父母宠爱。即使后来弟弟出生了，父母对我的爱也有增无减。
而我也是个“受惯养“的孩子，从来不会恃宠而骄，从摇摇学步开始，就懂得给父母捶捶背揉下腿，再大一点，就能帮着做点家务。
后来开始上学了，我的成绩一直很不错，只要学校有考试，每一次我都能拿到奖状和奖品。每一次获奖回来，父亲就会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奖状贴在墙上。入睡前，还会和母亲再床头聊几句：小娟，可惜了，要是男孩或许真能应验那场命。
就是在父母的呵护中，即使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我一个女孩子竟然也上完初中又读了高中，时间来到1984年，我要高考了。
从小到大，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跳出农门。用当时的话来说，那叫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像我这样的农家姑娘，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
如今来到高考了，我知道，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关头，整个高三下半年，没有回过一次家。每个月，母亲都会搭班车到五十公里外的学校给我送伙食费，顺带捎点我喜欢吃的菜。
84年，像我能享受到这样待遇的学生并不多。虽然我家也在农村，家庭条件还不错。父亲是当地的赤脚医生，母亲开着代销店，家里确实能看到几个活钱。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我的成绩都很不错，但高三的几次模拟考试却很不稳定。
老师也多次和我分析，认为是我心里太紧张的缘故，老师安慰我说，只要你平常心看待，正常发挥就能考上本科。如果再这么焦虑，一旦到时候发挥失常了，只怕就危险了。
老师的话我还是听进去了的，预考的时候也确实很不错，顺利通过了预考，于是，心里也就不再太在意了。
但7月的正式高考，我竟然落榜了。清楚地记得，那年8月10号出分数，我考了490分，离录取线仅有5分之差。
我的成绩是委托乡联校的老师打电话去一中问的，得知我爆了这么大一个冷门，那个老师还特意来了我家，想要安慰我一下，一定要去复读，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年肯定十拿九稳了。
不得不说，那年代的老师，思想是多么的无私，一个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学生，人家复读与否和你何关？她将来考上了大学，你又能获得什么？
父母听到我的成绩后，连给老师泡茶都忘了，这在农村是非常失礼的。
在他们心里，我这个大女儿可从来没有让她们失望过，如今一切都成定局，心里的失落肯定更加巨大。
殊不知，自从高考结束后，我自己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不好的预感，因为那年的数学实在太难，而数学又是我最大的软肋。
后来也知道，那年的数学及格率竟然只有29%，我的数学考了63分，当然还不及格了，但绝对不算最差。
木已成舟，何去何从？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当然是继续复读。但这可不能由我自己做主，关键得看父母，尤其是母亲松口。
早在高二的时候，母亲就曾和我说过，虽然你的成绩一直就不错，但今后还要更努力学习，我们家的情况，在 别人眼里虽然光鲜，其实都是“马屎”——外表光鲜亮丽，里面不好看。
原来，这些年为了供我们姐弟上学，父母又一直舍不得亏待我俩，家里已经欠了一千多块钱。只想着我这个争气的女儿能够早点考上大学，那样就能帮到家里。
所以，我自己再如何想复读，无钱寸步难行，母亲真的要是不松口，我就得回家抹“梭铃勾（做家务）”了。
心里那个郁闷啊，既有对自己的悔恨，也有对命运的喟叹，很多年前那个出生时的“天降异象”，如今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我在郁闷，父母同样更不好过，父亲还好一点，当医生的他，应该是更懂得“顺应天时”，性格也平和一些。
但母亲一向就是风风火火的性子，心里满怀的希望就被我落榜这盆冷水浇灭，用她自己的话说，真的恨不得给你抽几下。
我不敢和母亲说要复读，母亲也一时间不愿意和我说起这回事，母女之间就那么暂时僵着。
过几天就是中元节，我们当地的风俗，那是连续半个月要在家里“下饭”祭奠祖宗，尤其是七月初十到十五这几天更加隆重。
那天早上吃过饭，母亲终于开口和我说话了，不过却是给我安排的任务：把家里那只腊猪头，还有摘下来的枣子拿到街上去卖掉。
其实，按照我们家的风格，从来没有卖掉腊猪头的做法，屋头那颗红枣树，从来也是谁想吃就谁摘，从来没有摘下来卖过钱。
但这一回却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任务，我马上就明白，母亲这是在看我表现，算是给我一个小小的警告吧。
但我到底还是没有明白，这其实就是母亲在暗示我会去复读，要不然，会把这些东西都去换钱？
我当然不敢推脱母亲交下来的任务，尽管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还是老老实实地提着竹篮出发了。
从我们家到街上也就五六里路，提着竹篮不紧不慢地走着，走到一半，我就觉得两只手勒得火辣辣的，不得已只好把竹篮扛在肩膀上，用一个极其怪异的姿势，总算把东西拿到了街上。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市场，乡下人想要出售的土产，都是摆在街道两旁就行。我也依样画葫芦随便找个地方蹲下，猪头和枣子摆在面前，却从来不敢吆喝一声。
大概等了一两个小时吧，我面前的猪头和枣子纹丝未动，看着日头都到中午了，中午一过，买东西的人就少了很多，我的东西只怕就得又扛回家去。
不得已，即使心里一万个不情愿，我也只好站起来开始吆喝几声。
还别说，酒香也怕巷子深，我才不大不小喊了几句，就有个顾客上门了。
来的是个大婶，模样应该和我母亲差不多，只是看她的穿戴像个街上人，手腕上还带了个镯子。
大娘蹲下来看了看我篮子里的猪头，又拨弄了几下枣子，信口问我怎么卖。
我巴不得有人尽快把东西买走，直接就说了个平价：猪头五块钱，枣子两毛钱一斤，你要是一起买走，枣子还能送一半。
这价钱可真是公道，也是我这样没有经验的人才直接报出了自己的底线。
果然，大婶见我说得这么迫不及待，竟然站了起来说：你这猪头黑溜溜的，还挂着油烟尘，五块钱太贵了，给三块吧。
这还不算完，大婶还说你的枣子应该事自家树上摘的，我要是路过你家，还不得摘几颗让我尝尝？怎么还要两毛钱一斤？
其实这也就是家庭主妇讲价的话术，但我心里正郁闷着呢，要不是高考落榜了，母亲哪里舍得把我“发配”来做小生意？
于是便没好气地说了一句：那你还不如去抢好了。
大婶也没料到我根本不和她讨价还价，直接就呛了这么一句，一下子就冒火了：你这姑娘怎么这么说话，早上吃了火药？我好歹也是你的顾客，说话这么难听。
大婶在嘀咕，我也没闲着，说什么买不起就别称有钱人。其实，我平常真的不是个牙尖齿利的女孩，只是因为高考落榜而性情大变吧。
那个时候的街道，其实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我们刚刚才说几句，就有人走过来“劝架”了，不过大多都是说那个大婶的，有的劝她别和年轻人计较，有的还在外围说什么砍价太厉害，显然是欺负乡下人。
大婶应该也并不是蛮横人，有人说好话她也没了脾气，但似乎又觉得这么走了有点丢面子，嘴里念叨着什么“年轻人，我总有法子治你的”之类的话就走了
当然也有几个大爷大娘劝我，说人家是长辈，看你样子就是读书人，那就退一步当敬老好了。
甚至还有个热心大叔，主动掏钱把我的东西买走了，说都是这东西“祸害”出来的纠纷，我买走了，看你们还吵什么吵。
风波当然就过去了，这么一折腾，虽然我也怄了点气不开心，却反倒把东西卖出去了，顺坡下驴就离开回家了。
这只是我落榜后的一个小插曲，以父母对我的宠爱，自然不会真的就这么让我回家做家务。
八月底，我有顺利地回到了学校复读，第二年的高考，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大学，算是顺利上岸了。
四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回本县，原本安排在县里的一中，可刚好我们县那年组建一所新的高中，选址就在我们镇上。
于是，我绕了一个圈，竟然又回到了老家的乡镇。
和我一同回到新学校的还有好几个年轻人，据说也是领导的安排，当年我们县接收的师范类应届毕业生，几乎全部安排到了新学校，说是把年轻有为的骨干全部交给你，期待有个好的发展。
因为回到了老家上班，我也就按部就班地当起了我的老师。很快就知道，我的同事们竟然有好几个都是本地人，只是以前不认识而已。
大家都是年轻人，自然就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反正我们一帮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
一来二去，我和一个叫吴明的男同事互有好感，很快就谈起了恋爱。
我们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了，自认为到了能见家长的时候。
首先是吴明带着礼物去了我家，父母对他非常满意，毕竟作为父母，谁也不想自己的女儿远嫁吧，能够嫁在附近，那就能经常回娘家。我和吴明是同事，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接下来就是吴明带我回家了，那是一个周末，吴明告诉我，父母准备了一桌子好菜迎接未来的儿媳妇。
因为他家就在镇上，我们就那么说说笑笑走到了他家，一进门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天下父母心，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早点成家？
坐在一起喝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吴明的母亲总是有点面熟，总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一样，却就是想不起来。
当然，作为晚辈，而且还是“准儿媳”，我自然也不便冒失地去问什么。
吴明的父母很和蔼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无非就是一些家里的情况。这些都不需要瞒，吴明应该也多少和他们说过一些。如今再当面聊聊，无非就是借此来拉近一下彼此的关系。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了，我也觉得，吴明的母亲看得眼光也有点不一样，虽然一直满脸和蔼可亲的笑容，但总觉得她眼光里有点闪烁。
我和吴明是92年国庆结婚的，但没多久，家里就发生了点不好的事，婆婆突然中风。
幸好住在镇上离医院近，抢救及时就没有生命危险，但左脚从此就失去了知觉，虽然拄着拐杖能够行走，可她老人家却经常忘记左脚不便的状况，又接连摔了两交。
刚好我们放寒假了，于是，我便自告奋勇专门服侍起婆婆来。主要就是要教她养成习惯，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粗心大意”忘记自己身子不好的事实。
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成了婆婆的贴身侍卫，整天都是陪着她，说一些宽慰的话，做点好吃的，还要扶着她去外面走走。
目的是既要让她学会自己行走，又要提醒她不能忘记左脚没有知觉的事，更要帮着做点康复，如果能恢复点知觉，即使不如以前也是好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和婆婆以前就相处得很融洽，如今我的贴心服侍，更是让她很受感动，经常对邻居们说：我的儿媳妇就乡一个女儿一般。
经过那么半年左右的康复吧，婆婆的左脚终于有了好转，能够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再也没有摔过了。
那天放过学，我们夫妻又回家看望婆婆，想不到婆婆突然拉着我的手问道：小芳，好几年前，你是不是在街上卖过东西？
听到婆婆这么问，我马上就明白：婆婆就是当年和我吵架的大婶。
想不到风水轮流转，自己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就那么冒失地得罪了她，而缘分就是如此奇妙，两个素不相识毫无关联的人，几年之后就成了婆媳。
婆婆倒是没什么，吴明在一旁傻傻地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什么意思。
婆婆意味深长地笑着对我说：小芳，你还记得当年临走前，我曾说过一句话吗？
年轻人，我总有法子治你的……
我脑海里马上就响起这句话来，一时间无言以对。
婆婆拉着我的手说：傻丫头，当年我也就是为了面子说句场面话，想不到几年之后，竟然真的用这个法子来治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