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耿直地“对俄语举手投降”，从事翻译60年、译作多达百部的许渊冲，过分可爱地火出圈了。在一则采访中，许老被问到“俄语成绩那么好，为什么后来不用俄语进行翻译工作”。
当事人突然难掩激动，忍不住起身开启“控诉”，口若悬河之际还配合着丰富的肢体语言来宣泄。
虽然许老的俄文考过100分，但他还是逃不过“俄文的一个毛病”：吃饱饭还要看俄文书，实在太累了。
于是，许老转身投入考了99分的法文，毕竟它和英文很像，学起来“轻而易举”——法文不吃力且讨好，俄文吃力又不讨好。
不仅如此，许老继续“吐槽”：“你若是再看看托尔斯泰写的那么长，你可能简直都不想看——写那么长干嘛，我很劳累的”。
然后，许老微微抬起双手。“我想还是算了吧。”
这不是许老第一次以自己的、自在的方式出圈。先前在《朗读者》节目中，他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主持人董卿，上面写着：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董卿对许老说：“您不怕这名片递出去，别人觉得您怎么敢这么说？”这名北大教授回答：“这是事实。”“这样才能活到100岁，斤斤计较早气死了，一个人受到的骂总比受到的恭维多。”
不管是迈入百岁，还是回望年方十七八时，许渊冲似乎都是这般洒脱自在的个性。早在《西南联大求学日记》中，他就调侃自己“与众不同”，以及努力“理论联系实际”，对老师的教诲进行“探索”——
11月23日，星期日
吴陈二位先生说：没有特殊理由，不要与众不同。这是不是我的缺点呢？下午讨论学习的目的和方法。
结论是：学习的目的是要过真善美的生活，学习的方法是读我们喜欢而又应该读的书，理论联系实际并不容易，大家玩的时候一个人要读书也难。今晚大家都看电影《巴黎蜜月》，我没有特殊理由，也就不必与众不同了。
那时，许渊冲只是一名远赴异乡求学的大学生，他和所有将要踏进成年的年轻人一样，渴于求知，富于好奇心，也充满好奇心、有个性。
但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和身边同龄人所面临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他们一起组成了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一起成了纪录电影《九零后》故事里的主角。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攻占北平、天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学一个月后，南京沦陷、长沙遭轰炸，仅维持4个月的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
于是，师生们分三路从长沙经贵州进入云南：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300名左右师生则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横穿湘、黔、滇三省，一路徒步抵达昆明。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当年秋，许渊冲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入联大，成为联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
在那里，周基堃、邓汉英（后均为南开大学教授）、刘伟（后为云南公路局总工程师）是他的舍友，钱钟书教他大一英语，杨振宁是他英语课上的同桌，冯友兰给他讲中国哲学，陈省身跟他一起打过牌……17岁的许渊冲，见证并参与着一段难忘而闪光的过往。
“小”“挤”“脏”“乱”，是临时建起的联大给学生们留下的第一份难忘。比如，许渊冲觉得昆明很好，昆明人对学生们都很好，就是学校太破了。
46届机械系的潘际銮记得，他们在铁板房的教室上课，墙是干打垒的，木格的方窗子上边没有玻璃，只糊有一层竹纸。
“一下雨，水滴打在铁皮上，教室内外就叮当叮当地响。”
上课时，他们没有课桌，46届外文系的张道一忘不了那个坐了好几年的羊腿椅子——桌子和椅子为一体，羊腿把就是放书、记笔记的地方。
这样的条件，“比我中学差多了”。
他们住的宿舍是茅草房，40多个人一间，屋里没有灯，睡上铺的就跑到下铺，大家一起借着窗户外的光读书。
最最让人难忘的，当属昆明的臭虫。无论男女，不分年级，一提起它，90多岁的西南联大校友们，仿佛瞬间能回到那些与臭虫斗智斗勇的日子。
42届机械工程系的王希季一开始被它咬得睡不着觉，浑身都痒，把虫子捏死后，他看到手上全是血。有时，“就算挂上蚊帐，也不一定防得住臭虫，因为它还会往蚊帐缝里钻”。
43届外文系的刘缘子和同学用玻璃瓶子收集被逮住的虫子，久而久之，大家发现它们竟然会在瓶子里下崽儿。
后来，还是王希季掌握了对付臭虫的终极大法——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大家处于“和平共处”状态。
吃饭这件事，更没什么讲究可言了。想吃到饭，要会“抢”。男生抢饭比女生利索得多，他们会把饭盆像飞镖一样甩出，由此抢占打饭先机。
想要吃饱，更要抢得“巧”。那就是先盛半碗，赶紧吃完，然后再飞上一碗饭，一共能吃一碗半。
汪曾祺在《老味道》中回忆，女同学则是吃胡萝卜成风，一是因为大家没什么钱，二是听说胡萝卜中含有微量的砒，吃了能驻颜。
所以你能在校园里看到，女生们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聊ChristinaRossetti的诗。在联大求学的日子，也如这般吃着胡萝卜讨论诗歌一样，生活清苦，但经历绝不会不丰盈。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教师组成了联大硬核阵容：陈寅恪、华罗庚、沈从文、钱穆、闻一多、冯友兰、吴有训、朱自清、吴大猷、傅斯年……
闻一多先生在联大开了十门课，其中最叫座的是古代神话。不仅有文学院的学生来听，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感兴趣，后者更是要从拓东路走到大西门，穿过一整座昆明城来听一堂课。
朱自清教国文，他有助教，但从不让助教批改学生的作文，所有文章都由先生亲自修改。
杨苡回忆沈从文，当时她的宿舍和沈从文先生的宿舍在同个小院，“沈先生特别逗，每晚睡前，看到对面我屋里灯还亮着，第二天他就会跟我说，‘小姑娘不错，还比较用功’。可是如果我比他先熄了灯，第二天他一定会告诉我，‘这样不行，要用功’。”
44届化学系的关英记得，曾昭抡先生走路时习惯趿着鞋子，时间久了，先生的鞋子后跟总是破的，衣服的扣子也常常扣错。但“先生讲课那真的是非常好，一上台就能开讲，从来不带稿子，板书也很漂亮”。
不像不太修边幅的曾昭抡先生，经济系的陈岱孙先生在学生眼中可以说是“最帅老师”的名列前茅者——他永远穿着西装，每逢节假日，他会在西装的口袋里别一朵红玫瑰花。
这位老师的课堂是端正的严肃风，“讲课没有一丝废话，把它们记下来，直接就是一本著作”。在一年级不分院系阶段，国文课还尝试了一种“轮流教学法”，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金岳霖每人教两周，是为轮流。
学生们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创新”的？在《九零后》中，导演徐蓓记录下了两个“各抒己见”的画面。
许渊冲觉得，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杨振宁却说，这样上课其实没有系统性，不可取。
自由自在、开放平等、真诚可爱，这是联大学子身上的印记，也是洋溢在联大校园里的日常气氛。
就像作家鹿桥在《未央歌》中写的那样：
……傍晚将临时……大家都觉得要回到温暖的窝里去，便都站起身来拍落身上的土……告别，散开。
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或是因为手中一本好书尚未看到一个段落，或是为了一场可意的闲谈不忍结束，他们很少站起身来的。
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得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
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衣单，忘了无家，也忘了饥肠，确实快乐得和王子一样。
多变的时代碰上向荣的年岁，联大用8年时间，创造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的传奇。
1948年，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获博士学位时摄于美国普度大学。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
朱光亚在窗前看书。
在这成绩背后，还有更多更珍贵的东西，恒久地留在了个体的人生里。
导演徐蓓希望能以西南联大学子的个体生命的角度，从他们的故事、他们经历的变与不变，来试着回答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2020年，徐蓓拜访到了三年前因生病无法进行采访，后来奇迹般康复了的马识途。见面后，马先生上来就说：“我今年105岁了，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好在我的脑子没有糊涂。”
当过文书、工人、教师、记者的斜杠青年马识途。
湘黔滇旅行团中的一员吴大昌，当年拿下了步行团的步行矫健者奖牌，他今年101岁，仍然坚持在校园操场中散步。
“湘黔滇步行团”途中小憩。
徐蓓到杨苡先生家里采访时，发现杨苡正在听音乐，于是问老人在听什么。
杨苡调皮地笑了一下，“这是我的小快乐”，说着，她将耳机塞进徐蓓的耳朵——是《OneDayWhenWeWereYoung》，上大学时就爱听的那首。
1999年，老伴儿去世了，杨苡的二十多年就像这首歌一样轻松地一晃而过。“我很独立的，一个人也可以很好。”
赵瑞蕻杨苡夫妇。
“对俄语举手投降”的许渊冲，还在写，还在译，还在出书，100岁这一年，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是《伊人倩影》。
一个人住在老旧的两居室里，许渊冲会在朝南的房间书桌上做翻译，然后去朝北的房间，把译文逐字打到电脑里。
他需要一会儿眯着眼挨着键盘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一会儿转向屏幕，有时完成一个字要花三分钟，他没有助理，整整一屋子的书，每个字都由自己输入。
翻译家童元方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待过许老，聊天时，她总能感受到一股热忱：“一讲起翻译，那种天真的得意，真的是手舞足蹈，我觉得他好可爱，我也跟着他一块儿高兴，跟着他手舞足蹈。”
年轻时的许渊冲在法国。
当年十七八岁的大学生，如今成了一名名真正的“九零后”，那又怎么样呢？他们依然还像“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那样简单纯粹，像“王子”那样快乐无畏。
参考资料：
1.《西南联大》系列纪录片之大学之大，2018.11
2.人物，许渊冲与平庸作战,2021.03
3.澎湃新闻，纪录片《九零后》：为什么西南联大是了不起的大学，202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