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已到，对于绝大部分高三学子来说，三年的苦读，就到了检测成绩的一刻，其中充满了艰辛和考验，回溯历史，国人“考试”的历史已经传承了千年，早在隋唐时期，科举就已经出现并且趋于成熟，但是古代人的高考，又有多么的艰难呢？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一共分为5级，包括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如果说哪一场考试和高考最为类似，应该算是第三等级的乡试。
乡试通常是三年一届，而获得参考资格的人，必须是在院试当中脱颖而出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乡试的录取比例极低，参加乡试的人平均达到了10万以上，但是每三年却只有1000左右的名额，每个省份摊派下来也才只有一百或者数十不到。
而如果通过了乡试，也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举人，读书人这才算得上真正的鲤鱼跃龙门，飞黄腾达了，以人们熟知的范进举例，范进在中举之前，刚刚考中了秀才，但是岳父胡屠夫的反应，也不过是拿一副猪大肠给他庆祝，成了举人之后，乡里乡间的态度立刻来了一个大转弯，举人拥有免除税赋的权利，即便不继续参加后面的考试，也进了候补官员的名单，能够和县令平起平坐，还有朝廷所发放的津贴，然而这个举人，也不是那么好当，乡试的考场，正是他们最后的考验。
除非有重大事故导致的变动，乡试通常在秋天八月初八举行，因此又被称之为“秋闱”，初八考生进入考场，分别在初九、十二以及十五进行三场考试，一共为期九天。
然而过去可没有现在这么智能化的信息检测手段，为了防止舞弊、泄题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考生不单单要在考场答题，这里也就成为了他们暂时的旅舍。
考试的地点，被称为贡院，一般在每个省会城市的东南区域，想要承载数千人的吃喝拉撒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科考大省山东举例，道光五年（1825），坐落于济南的贡院一共有号舍9000间，光绪二十五年（1899），号舍扩建到了14500间，却依然只能勉强满足考生的需求。号舍为独立的单间，仅仅限制一人所使用，空间不过数平方米，所放置的物品不过两张木板，白天作为考场，木板能够当桌子，而到了晚上睡觉，拼在一起又能成为床。
以清代举例，考试期间，考场所提供的东西，包括用来做饭或者取暖的炭火，晚上所使用的蜡烛，而在号舍的尽头，往往会放置一个装满清水的大缸，提供人们使用，茅厕也在附近。
因为考场不准备食物，考生们只能够自备干粮，考虑到储存的问题，通常以面饼为主，但是依然有着食物变质的风险。
对于考生而言，首要的困难，便是气温，农历的八月，大部分地区依然炎热无比，而那些考生，在狭窄闷热的房间内挥汗如雨，想想都觉得不容易。
北京城的史料记载，清代曾有几个生员，因为天气炎热，在作答的时候中暑昏倒，被紧急送到了医馆，虽然事后清醒过来，却急得大哭，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想要中榜，只能再等三年。
在乡试当中，死亡也并非一件罕见的事情，见于经传的方式，包括中暑、食物变质所导致的中毒，甚至是因为躲在屋檐房廊下的毒蛇蚁兽所咬伤。
等到了晚上，考生也不具备洗漱的条件，只能带着一身的臭汗，忍受着蚊虫叮咬，躺在木板上勉强入眠…
白天所进行的考试，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法进食喝水，如何解决需求呢？沈括的《梦溪笔谈》提到，“至试学究……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
大伙喝不到清水，干脆拿着墨水解一时之渴，结果等到考试完，发现每个人都“黔其吻”，也就是说嘴巴都黑了，好笑之余听上去又有些心酸。
对于乡试来说，最大的危险，还包括了火灾。有的贡院算是比较上心，可能有几间砖瓦房，而有的贡院，不过是芦苇木板等草率搭建起来的棚子，再加上木质建筑，而且往往“延袤数里许”，失火概率大幅度提高。
明代正德三年，位于北京的贡院就发生大火，“士子试卷颇有焚毁者”，迫使明英宗下令当地考生重考，此时还好考试已经结束，如果是在考试期间，贡院大门紧闭，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史料上多有记载其悲惨现场，《明史》：“二月戊辰，会试天下举人，火作于贡院，御史焦显扃其门，烧杀举子九十余人”而宋代《铁围山丛谈》提到，作为考场的开宝寺发生大火，“试官与执事者多焚而死”，从而在民间留下了“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的诗句。
除去火灾，其他自然灾害也成为了考生们的威胁，清朝弘治五年，浙江地区大雨，堵塞的水流一下就漫过了考生的膝盖，人人惊慌，“士子哗扰，竞散而出，约束不能止”。
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关9天的小黑屋，你能够忍受得了这样的一份折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