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秀芳|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
[导读]眯缝眼、高颧骨、无眉毛，这些都是西方对亚裔族群的刻板印象。近日，国内某顶尖大学的美术学院在毕业设计服装秀上启用清一色眼型狭小的模特，并采用延长眼尾的妆容设计，引发网络争议，有评论认为：“这种无意识地迎合西方的时尚圈审美，恰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本文指出，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即使种族主义已经被严厉批判而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负面偏见依然作为一种刻板印象，刻在其大众文化的深层。长着两撇胡须和一对眯缝眼的人物形象“傅满洲”（FuManchu），在西方广为流传，隐含着一种中国人体弱、狡诈的偏见。前几年沸沸扬扬的“DG辱华事件”，则是整个西方文化潜意识的冰山一角。然而，中国人在愤慨之余，却不一定了解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为何常常被丑化。
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中国人形象在西方精英及大众文化中的变迁过程，揭示了今天西方人对中国种种偏见的文化起源。
本文原载《德国研究》2002年第1期，原题为《“理想化”与“妖魔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理想化“与“妖魔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马可·波罗：旅行家的眼光
公元7世纪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主要是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从波斯、中亚细亚，通过新疆的“丝路”到达长安。由于唐朝的文化开放政策，盛唐时期对外贸易达到了顶峰，而唐文化也以其磅礴雄伟的气势远扬四海。后来由于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出现了“废景教”等外来宗教事件，使得这一交往出现了暂时的停止。此后，西方社会主要是通过丝绸、瓷器等物质上的交流来认识中国。由于物质中所含的文化精髓是衡量交流各方地位高下的重要标尺，而这一方面中国明显高于当时的欧洲，所以这个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是倾慕和赞叹的，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是卓越的、繁荣的。中国丰富的物产文化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和旅行家来到中国。这些人回去以后，口述手记，使中国美好富强的形象进一步传播，最著名的当数14世纪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书中记载了中国当时充裕的财富、繁盛的人口、舒适的生活，这些引发了西方社会的极大好奇心，人们争相传阅和翻印，一时洛阳纸贵。书中描绘的中国的形象也不胫而走，广泛传播。由于游记中那种夹杂着神奇色彩的传闻和登峰造极的介绍，引发了西方社会情不自禁的赞叹，难怪人们要说，马可·波罗“替欧洲人创造了心目中的亚洲”——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中国。
耶稣会时代：体察与播扬
17世纪，耶稣会的传教士，尤其是利玛窦、汤若望二人在中国长期生活并与当时中国的高官和学者为友，因此在他们大量的著作中，对中国的地理、政治、民族性等问题作了详细深刻的阐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中国形象也更具体、更丰满和具有立体感。比如，利玛窦了解的中国政治是“君主政体”；中国的皇帝和老百姓都“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知识分子阶层则依附于并控制着政权“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对这种中国政治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利玛窦是抱了七分欣赏、三分批评的态度。玛利窦提及了中国人的“排外心理”，说重礼节、讲友情的中国人却对外国人怀有极深的成见，“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越自卑。”
如果说，16世纪之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仅停留在神话阶段，那么到了17世纪后期，通过传教士的著述，中国的形象由远至近，西方看到了它光辉灿烂的一面，同时也发现了它的缺点和晦暗面。然而，传教士的阐述引发了欧洲的又一轮中国热，中国的工艺品在欧洲流行，中国的风格式样成为欧洲时尚，既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来华冒险，从事东方贸易，也第一次引起了欧洲学术界、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注意。
理性的时代：赞美与批评
18世纪启蒙运动中，以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为代表，西方文化巨人对中国文化多有赞美之辞。以致在当时西方启蒙的风暴中，出现了一股浓厚的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赞美气氛。这同时也给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又一次赋予了理想的光环。
伏尔泰是近代欧洲对中国的知识了解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他崇拜孔子的学说，推崇中国文化，在他无数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中国道德和文明的看法。比如，在他的《哲学通信》（1734）中，伏尔泰中国家庭式的政制和皇帝，对中国的自然宗教以及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精神大加赞赏。连小小的种痘，他也援引中国的范例，认为“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以后他著《诸民族风俗论》，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还特别地介绍孔子其人其说。
莱布尼兹是近代德国思想界中对中国文化倾注了最大兴趣和耗费了最多精力的人。莱氏一生交了不少耶稣会的朋友，正是从他们那里，他获得了最大量、最直接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从而使他在近代欧洲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处于极其突出的地位。在莱布尼茨眼里，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中国的道德令莱布尼茨倾倒不已，因为这是“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而中国的哲学，在他看来，不但古老，而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也优于欧洲文化，相比之下，欧洲人是相形见绌了(“这是必须忍受的屈辱”)。莱氏不仅自己毕生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而且还大力促进欧洲各国成立专门学术机构来研究中国。他以一位杰出思想家的气度和前瞻眼光，提出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具有的互补作用。
由于莱氏的倡导，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发生兴趣并抱有相当好感的学者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他的德国学生和后继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两大弟子佛朗克(A.H.Franke)和沃尔弗（ChristianWolff）是直接的受惠者，而沃尔弗的学生兼同学毕芬革（Büffinger）曾著《古代中国道德说并政治说的样本》一书，书中尤其推崇中国政治与道德相结合的传统，把中国皇帝看作一个哲人，把中国看成是理想之都，表达了他以中国为楷模建设德国的愿望。
此外，歌德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对德国人乃至西方社会也影响极大。他创作了一些中德合璧的抒情诗，并读了不少中国的戏曲、小说、诗歌，如《百美图咏》、《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认为：“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看到了道德礼仪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国的礼节可为其文明的代表。”“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另外，歌德还赞赏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与人、自然与人生和谐一致的追求，认为中国是“静态的文明的民族。”这也是歌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形象概括。他写道：“……静态的民族常以宗教精神纳入于他们的技术之中。他们事前的工作和材料准备非常认真和精确，在进行工作时，按部就班，备极工巧。他们进行工作，像自然那样从容不迫，他们所制作的器物更是文明的进步较速的国家所不能仿效的。”
17、18世纪，是欧洲思想界、学术界人才辈出的时代，除了以上提及的几位巨人外，还有许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伟大人物，如赫尔德、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他们在赞赏中国文化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国家中出现的问题，其中不乏批评与否定。比如：
1760年以后，伏尔泰的兴趣有所转移，而且对中国的热情也有所降温，他说：“人们因教士和哲学家的宣扬，只看见了中国美好的一面，若人们仔细地查明其象，就会大打折扣了”。
著名的安逊（LordAnson）首先指出我们过分将中国美化，孟德斯鸠甚至在教士的著作中发现“中国政府野蛮的恶习，那些如此被赞美过的事，现在看来是如此不值得，人们应该结束对这民族智慧及贤明的过分偏见。”
歌德也认为“不应该认为中国人……就可以作为模范”。对德国人而言，古希腊罗马文化才是他们的典范。
而黑格尔则认为中国的行政机构基于“家长政府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这就造成“一切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的习惯，造成“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的表象，造成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任意侮辱的刑罚。
赫尔德眼中的东方文化则是处在一个“完全静态”中的社会制度，“并且这种制度一旦建立，又以对人们的政治和思想的禁锢，来确保自己的长存。”于是赫尔德指出：中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裹以丝绸，画以象形文字和涂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它们体内循环的就是一只冬眠鼠的体内循环”。这些思想家对中国的赞扬和批评都强烈地影响着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轻蔑眼光下的“眯缝眼”
傅满洲（FuManchu）是西方广为流传的中国人形象，两撇胡须与眯缝眼是其最大特征
上述西方礼赞中国的情况在18世纪后期起发生逆转。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以致到了偏执和不公正的程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大体完成了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以飞速发展。随之发展的还有维多利亚时代西方各国的扩张主义，羽翼已丰的西方不再感觉到东方文化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清王朝不顾时势的“自我中心”观念，造成了闭关自守的局面。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屡遭败绩，积贫积弱，最后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再加上国内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现象，进而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轻视、鄙视的态度。中国的形象也一落千丈，从美好的、理想化的形象变成了落后与愚昧。
这一点，可以从对中国人的称呼中看到：在西方，当时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是“chinaman”(中国佬)；与之对应，在亚洲的日本，中国人常被蔑称为“支那人”。这是一个带有种族优越感的轻蔑称呼。而在德国流行的是“schlitzaugen”（眯缝眼），这一代称一直沿用至今。这是一个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称呼。它不仅侮辱性地以外表生理特征作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也暗示着中国人狡猾、阴险、欺诈的性格。
错误的观点既可来自偏见，也可来自不实的报道。传教士李明曾这样严厉地批评从事东方贸易的商人所写的报告书：“那些游历家们常常欺骗我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早已受他人之骗。有多少人，他们到一个新的国家，就自以为可以一眼便通晓所要知道的一切。”陈季同则写到：“对旅行者来说，第一个遇到的傻瓜往往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众生相……。看到一种溺婴的情况，笔记本上决不会放过：‘这些人真野蛮！’得知某个官员有腐败行为，笔记本上又有得写了‘中国的官员已彻底堕落!’”这样的描述，直接影响着未亲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成为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
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谈到有的商人和旅行家的观感：向中国人买东西，要自己带秤，因为中国商人每人有三杆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还有一种准确的秤，这是用于那些有所戒备的买者。所以，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从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各国加强了中国人民族性和国民性的探讨。开始时，这种探讨明显带有殖民主义的优越感，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用实证社会科学的方法，从中国的现状观察开始来探讨中国人的特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wSmith,1845-1930），他在中国传教30多年，学说不同的土话，深入中国广大的地区，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以此来调查中国的风土民情。而且，由于明氏的建议，促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退还庚款用以资助中国学子留美。
1892年，明恩溥写成了一本300多页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书，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的26个特点，如：易活难死的中国人，没有“神经”的中国人，耐心太好的中国人，不求准确的中国人“，寸阴是金”的中国人，勤劳的中国人，撙节的中国人，知足常乐的中国人，有私无公的中国人，无恻隐心的中国人，言而无信的中国人，尔虞我诈的中国人，爱脸皮的中国人，婉转的中国人，客气的中国人。这本书一出版,马上被认作是对中国人性格“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长期来被列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书，对西方人的中国人形象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语
今天的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和博大宽广的胸怀走向世界。不可否认，西方势力对中国的轻视甚至敌视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就在西方横行一时；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又盛行“赤祸论”，旨在孤立与遏制社会主义中国、把中国“妖魔化”。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进中国，这“进”与“出”的趋势方兴未艾。在这场中西互相交流的新世纪里，西方人需要逐渐抛弃长期固有的偏见，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