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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没读过小学的85后博士

极目新闻记者刘我风

今年的中考、高考结束,又一批考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韩晗,1985年出生于湖北黄石,在同龄人中罕见地几乎没读过小学,中学阶段自然也不会一帆风顺。但他后来居上,现在是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工业遗产”分支执行主编,并曾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及深圳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迄今为止已在国内外出版不同语种的学术专著、摄影游记以及长篇小说等各体裁作品20种,累计发表文章超过1000万字,业余喜欢书法、旅行、摄影与藏书。

中考和高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中考高考之后的路还有多长?近日,韩晗接受了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专访。

一年级患病毒性心肌炎,死里逃生,休学四五年,小学几乎没有念过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你几乎没有读过小学,中学自然也不会一帆风顺。你当年的小学、中学经历具体是什么样的?

韩晗:我上小学之前,父母很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延聘本地书法家张复卿先生来家里为我教授书法,这是我一生的财富。张老出身将门,是一位国学功底深厚,又毕业于武昌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数学系的知识分子,因此张先生教授书法,不同于时下书法培训班的模式化教学,而是教我许多书法史的知识。尤其是教我读碑论帖,为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书学基础。张老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是湖北理工学院的退休教授,我每年回黄石,都会去探望他,老人家今年还专门送了我一对亲手篆刻的对联。

一些朋友知道,我因为小学一年级患病毒性心肌炎,死里逃生,休学四五年,小学几乎没有念过。二年级时,因机缘巧合,在文物学者郑海波先生那里半玩半读。郑先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他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但后来因为出身问题,被迫转学到了湖北美术学院,因此习惯用美术史的眼光来看文物,尤其对古代纹饰、服饰有很多思考。在郑先生的引导下,我开始关注艺术史与考古的一些基础知识。当时我看到其他同学都在上学,心里非常羡慕,但又不能至,志向曾一度消沉,郑先生知道后批评我:“你现在也是在学习,你把手头上这些书读了,把文物商店里的文物摸清楚了。再立个志向:三十年后要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学者。人生那么长,你急什么?”我当时大病初愈,甚至都没有自信心自己能活到三十岁,但郑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记得当时我祖母坐在旁边,说她完全同意郑老师的判断。几天之后,我对来为我补课的同学舒畅说,三十年后我想成为一名像郑先生那样的人,于是第二天舒畅专门送了我一本邮册,扉页上的赠言是:“祝愿你今后能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我非常感动,这本邮册一直珍藏至今。

高考那年我在校学生会任职,那年正逢“非典”疫情,我带队打扫全校教室,结果患上肺炎,按照当时疫情防控的要求,需要做许多检查,因此高考成绩也并不理想,我又有些消沉。是我父亲对我的一番长谈,让我幡然醒悟。他说,18岁是人生开始的年份,刘伯承元帅18岁时还在家务农,高尔基18岁时还在喀山流浪,你18岁已经上了大学,没有理由自卑。父亲让我定下一个目标,五年之后考上国内一流学科的研究生,争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二十年之后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的教授。坦白而言,无论是五年目标,还是二十年目标,对于当时的我而言都高不可攀,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大学与我生活的城市都各只有一位中国作协会员,而且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坛耆宿。记得当时父亲与我的那次谈话是在武汉开往成都的T246次火车上,那趟列车要穿越很多个隧道。父亲说,人生就像这趟列车一样,要经过许多个不确定的黑洞,谁也无法预言前面的山洞是什么,但人生能选择的就是一往无前,抛锚在黑洞里是没有任何前途的。父亲没想到的是,只用了大学四年时间,我就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那时我就发现,很多时候事在人为,也许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难。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各方的努力,当中家长的鼓励与帮助密不可分。我的祖母、父母都是最了解我的人,我相信大多数家长也都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人,因此要学会对孩子进行肯定、激励,要对孩子的人生负起责任来。

不少年轻人急于眼前,胸无大志,使自己的人生陷入毫无意义的内卷

记者:作为有特殊小学求学经历的武汉大学85后副教授,你有没有特别的话对今年的考生说?

韩晗:作为一名曾经的学生,今日的家长,以及一直以来的教师,这些年走南闯北,确实也见过不少起点微寒但却厚积薄发的学术新锐,也见过一些昔日的“优等生”一旦“泯然众人矣”之后的失落。因此,我想说的是,考试实际上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次考试决定不了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中考、高考,人的一生有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你要考虑好,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层次?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是有挫折的,有考试的失利、家庭的变故、个人身体的疾病等等,这些都是不可控因素。那我们不妨将目标定高一些,战线再稍微拉长一些,起码做到“学其上,仅得其中”。

我曾经在几所不同的国内重点院校执教过,所遇到的学生都是高考的胜出者。我发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今日不少年轻人着急于眼前,而缺乏长远的规划,这很容易造成胸无大志,使自己的人生不断陷入毫无意义的内卷。比如说,几年前,我曾与一个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聊天,她很纠结于周围的人际关系,或者在社团竞选什么职务,甚至为这类事情焦虑到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我问她,十年之后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二十年之后呢?她答不上来,说自己没有考虑那么远。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因为从小学到高中,老师都给学生定的是短期目标,比如说一次考试,最多是小升初、中高考等等,一个两三年能够奋斗达到的目标,绝对不是人生目标。归根结底,是我们目前的基础教育不断给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设置各种门槛,让原本是一个体系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成为了路障重重的障碍跑,等到高考结束,其实许多同学已经产生了厌学心理,甚至还有一部分同学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糖尿病与心理疾病,甚至不少人表示,对于学习自己已经毫无兴趣。作为老师,我对于这样的现象非常忧心。

我想说的是,中考、高考只是人生的起点,后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一方面,同学们应当自己树立十年、二十年的远大理想,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精神,另一方面,家庭应当积极承担起为孩子立大志的责任,家长需要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铺路石,而不是单纯的学习监工,与其“鸡娃”,不如让孩子去看更全面的世界,把握更精彩的人生。

在科研工作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压力,因为能够在研究当中找到快乐

记者:我看到你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又有丰富的求学经历,具体有哪些?可否和大家分享?

韩晗:上大学只是我人生的开始。我前面讲到过,我上大学之后开始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十年前我的本科母校西南民族大学校庆时,我曾在《中国民族》杂志上写了一篇《梦云湖畔》以贺母校校庆,当中写了许多细节。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读大学时,曾长期坐在全班第一排,我相信看到这篇文章的大学同学,多少会想起前排的那个我。为我们讲授古典文学的杨树帆教授,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课,他常常突然提问,而我也积极抢答,杨教授是《易经》研究专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有精深研究,这是一个冷僻的领域,而我那时又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因此一堂古典文学课常常变成了我和杨教授的一问一答。后来我读一篇文章,讲到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先生常问一些冷僻的问题,而往往是作为学生的王浩先生“抢答”,一堂课也会变成他们师生的问答课。

我不及王浩教授这样的顶级学者之万一,我想说的是,我在两三所高水平大学执教过,也在全世界很多一流大学开设过讲座,发现很多同学们在课堂上并不积极。这些年来,始终都未遇到过与我“一问一答”的学生,其实我自己当时与杨教授的一问一答,也会被班上不少同学视作异类。我们文化讲究内敛自谦,积极主动或许会引来异样眼光,但我认为人生许多机会需要争取,消极躲避决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如果连课堂上都“躺平”,那如何更好地展现自我、检验自我呢?

记者:你现在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什么?在科研工作中您有没有遇到一些压力,如何减压?

韩晗:我现在主要研究文化产业与工业遗产,后者也包括我们常说的工业考古学。我认为这是历史文化研究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抓手,知识分子首先要有服务社会的“践履”精神,再谈“为往圣继绝学”这样的梦想。其实我在科研工作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压力,因为我能够在研究当中找到快乐,我是一个单纯的研究者,努力将调研与旅行、治学与交友、读书与休闲结合到了一起。我的妻子也是一位大学教师,这些年我们去了几十个国家与几百处国内文物古迹地,记得在美国工作时,我们曾利用假期自驾美国十六个州,穿越了美国经济最凋敝的“锈带”,拍了几千张照片,还买了两箱旧书与老唱片,当中许多成为了我的研究材料,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许多可以交流的话题,可以这么说,学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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