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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教室 | 民国的课堂 , 民国教育到底好在哪里?

民国虽仅38年,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它,却涌现了众多杰出的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如灿烂群星,闪耀夜空。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奇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也纷纷得出自己的答案。

我也非常好奇。作为教育者,我的追问显得有点“钻牛角尖”:这一大批民国精英上过的大中小学的课堂,究竟是怎样的呢?

于是,我钻入了故纸堆,沿着前辈们受教育的经历,在民国时代种种独特而迷人的课堂景象中流连忘返。于是,诞生了这本《过去的课堂》,也诞生了我对民国课堂三个向度的认识。

自由与包容

冯友兰先生回忆,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后成了“自由王国”,开什么课,课怎么讲,都是老师的自由。教师之间,有不同观点可以唱对台戏。学生们就更自由了,“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亦然:“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大学课堂如此,中小学课堂里也不乏其例。季羡林的中学老师,有的是前清秀才,四书倒背如流,出口“我们大清国”;有的是激进革命者,像胡也频,一上课就宣扬普罗文学。袁微子先生记得小学每次作文时,夏老师就问:“这次作文写点什么好呢?……我替你们想了几个题目,你们看怎么样?”接着夏老师拟出四五个题目,让学生自己选择。有时,调皮的同学还故意问:老师,这些题目我都不喜欢,我想自己写一个,行吗?夏老师总是笑眯眯地同意。

如此自由与包容的氛围,才孕育出不一样的课堂,并由此孕育出一个时代生气勃勃的教育气象。

个性与才学

“个性”二字,堪称民国课堂最鲜明的特征了。请欣赏下面的课堂:

(童伯章先生)庄严持重,步履不苟,同学以道学先生称之。而上堂则俨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钱穆《常州府中学堂》)

这些课堂,没有千篇一律的、古板的授课方式,更不见程式化的“几步教学法”或“15+30”的课堂教学模式,而是灵动的、性情的,充满生命力的。这里,老师即课堂,每一节课都是教师的才学与个性的自然展示。

创意与实践

今天不少五花八门的所谓“创新课堂”,民国时期已经出现,算不得什么新事物。试举几例:

1.分组法:诗人公木小学时的曹老师让学生互改作文,然后再交他审查。曹老师还把学生依座位分成六组,每组十至十一二人,在星期日讲故事,各组整理出一份记录,交他审阅、评比。

2.启发式:冰心在贝满女中念书时,教化学的管老师上课一直采用启发式:让学生预习下一堂的内容,每人记下不懂的问题,一上课就提出来,大家讨论,接着老师讲解,最后做试验。

3.“开放”式:金克木小学时有位老师,多才多艺,既教图画课、手工课,还教自然课。他上的自然课,不拘守课本,而是把学生带出校门,到附近菜园去讲十字花科植物。后来又开一门园艺课,在校内开辟几个小畦,让学生分小组负责。

此外,作曲家周大风回忆在镇海县乡下念书时,生物教师通过师生同台演“幕表戏”,把生物、地理乃至高科技的知识都融进去,获得极大的成功。演出后,学校图书馆内相关学科的书刊被借阅一空。

以上所谈的这三个向度,与民国时期办学自由度极高不无关系。但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起根本作用的则是师资因素(教师的教育理念与学识水平)。民国师资情况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考察。

师资水平

当时学校很少,教师人数也少,但从小学到大学,教师的整体水平非常高。

首先,从学历看,不少中小学教师出身于名牌大学或属于“海归派”。作家徐迟小学时的几位年轻老师,个个是名校优等毕业生。季羡林北大毕业后回到济南中学教书,不少同事是北大校友。此外,留学生归国当中小学教师,在当时是寻常事,像周氏兄弟从日本回来,都当过中学老师。

其次,中小学教师自编高质量的教材。金克木先生的小学国文老师,每星期都另发油印的课文给学生,以代替教科书,选的文章古今全有。有些文章后来进入了中国大学语文的读本,让晚年的金先生也惊叹不已。

再次,从课堂表现看,名家笔下的老师,课堂上风采十足,令人神往。季羡林的一位中学老师,外号“大清国”,上课从不带课本,“四书五经”不仅能背诵如流,据说还能倒背。而罗庸先生在西南联大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如今我们看这些老师,恍若神人。

有如此学识的老师,无论课堂如何自由、个性、创意,效果总是不差的。一代名家的成长,便是明证。这就是“名师出高徒”。

教育理念

民国时期,多数教师虽然未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但有着朴素的人文情怀。他们的课堂,除了传递知识,还重视传递知识之外的东西。

国学大师黄侃上课,常由古代诗文谈及现实,“爱国忧民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讲顾亭林的《海上》,“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学生们为之动容。

李叔同上音乐课时,有的同学看不相干的书,有的同学吐痰在地板上。李叔同没有立刻责备他们,而是等下课后,才用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再出去。”等别的同学都走了,他才和气地提醒他们应该如何如何。说完微一鞠躬。李叔同用言传身教,告诉学生什么是尊重。

我在编书时,每读到这类文字,内心常溢满温情,同时感慨:如今的课堂上,已很难触摸到这般有温度的细节了。

诚然,民国名家们笔下的课堂,也存在诸多落后的现象,其中最普遍的要算体罚了。这类课堂,本书也选入一部分,以反映当时课堂的全貌。借此也提醒读者,对民国课堂乃至于整个民国教育,我们也不能过分神化。

回望民国,诚如傅国涌先生所云:“向一个消失的传统致敬,绝不仅仅是怀旧,更多的是寻找和回归。”为了更好地“寻找和回归”,客观地看待民国教育,乃是基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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