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的某公立高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震惊的丑闻。
五名50多岁的男教师长期对学校的女学生进行性骚扰，最终因为被举报而接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部分家长甚至还发起了请愿活动，希望这名衣冠禽兽可以回来继续上课。
答案就是韩国的高考。
而韩国民众对于高考的重视程度反映在了其对于课外补习班的极度热衷。
据悉，韩国总人口5200万左右，却拥有超过10万家课外辅导机构。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字，2019年，韩国民众花费在课外辅导的费用达19.5万亿韩元。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韩国的课外辅导行业依旧实现了5%的增长，至少有八成中小学生参加了课外辅导。
据三星经济研究所统计，韩国家庭收入的70%花费在课外教育，是全球补习费用最高的国家。
2020年3月，在新冠疫情在韩国传播最严重的时候，当地仍有超过70%的补习班正常营业。
为了“减负”而大力整治校外培训
与中国如今对于课外补习班的整治类似，早在1968年，韩国政府为了整治教育乱象，就曾推行新制度：
初中免试，根据居住地划片就近入学。实行初中入学平衡化政策，多建学校，同时在师资和教学设施等方面保证均衡，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
1973年，韩国还推行高中入学平衡化政策，学生免试升入高中，各高中通过摇号的方式分配学生，并撤掉重点班和尖子班，将学校老师流动起来，互换学校教学。
但这依然没能根治课外辅导，家长们开始想方设法规避“打压队”，让老师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躲到郊外别墅、甚至在私家车上进行补习。
韩国政府终于意识到禁令无效，于是开始实施限制而不是禁止，通过限制补习时间、补习内容来减轻学生的负担。
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的部分压力，但只要高考还存在，高强度的学习现状和庞大的补课行业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
“减负”无法成功的原因
在过去的30年间，韩国仅对高考政策进行了超过21次较大的改革调整，然而，却没有带给家长和孩子什么变化。
有一个三年级女儿的李业顿表示，女儿每个月的补习费用至少要50万韩元（约2900元人民币），同时，为了女儿能升入更好的基础教育，他还为女儿高价购买了一所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学区房”。本身收入并不低的他，如今却活成了“月光族”。
“高考改革的目的就走偏了，它努力让课外教育消失，却没有把公立教育水平提升上来。”李业顿评价说，“每一次改革都号称要给孩子减负，实际上只是解放了学校自己，最终将责任加到了家长和辅导班这边。”
因此，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其实以取消补习的方式为孩子减负并不是他们期待的，因为“拼成绩”可能是他们的孩子改变人生的最后机会。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杨东平表示，目前韩国教育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教育公平问题。“教育的阶层差异很大，最好的教育资源仍然是被上流阶级所占有。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为缩小不同家庭的教育资源差距，首尔市政府于今年8月初通过了约36亿韩元的“首尔学习”项目预算案，内容为拨款向大型课外培训机构购买“明星讲师课程”，并以网课的形式免费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学习，目的是让所有人共享课外补习教育的好处。
韩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创新，与初升高和高考之间的竞争同时存在着。社会需要人才，但是人才需要定义，重点大学就是这个定义。因此，学校的功能被定义为选拔人才、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尽管韩国的教育界开始注意到，这种定义人才的方式已经过时，但从小学教育开始的理念矫正，需要一定的时间将影响层层扩大。这也意味着针对义务教育开展的教育变革，无法快速改变已经站在高考关口的学生和家长的观念和选择。
应试教育下塑造的人才或许并不全面，也并不全是社会需要的人才，想要彻底进行教育变革，就要重新设置人才定义机制，至于如何更全面、更有效的定义一个人才，以及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也是中国目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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