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世界各国对其文化思想、政治伦理都有着极高的评价。但逻辑思维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更为重要。一个民族如果不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就很难在科学或者哲学领域，形成一套超越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宋代的思想家，提炼了先秦思想中的心性理论，吸收了佛教因明学说，建立起一套理学的逻辑理论，把中国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遗憾的是，这套形而上的体系，基本上是用来讨论人心问题的，对自然界没有真正的触及。
例如中国古代的数学，有其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明显的特点是以筹算计算为中心而形成，从最初的萌芽到汉唐，再到宋元发展到最高峰，宋元以后逐步走向衰落。它曾经以独特的风格，对世界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其中包含着一定的逻辑证明，但最终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公理化演绎体系。
到了明末，政府不重视科学，知识分子空谈心性，不注重实学，许多重要的数学著作也失传了。中国数学的发展由此遇到了大问题。
徐光启多次听利玛窦，谈到西方数学理论和它的用途，觉得数学裨益民用，对老百姓很有用处。在徐光启的会通思想中，他主张以数学为基础，即把数学看成是众用所基，然后把这一理论观点，应用到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各种技术上去。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所列的度数旁通十事中。
这一观点的提出，显示了徐光启十分重视基础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公元前3世纪，著名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通过总结前人的数学成果，在此基础上，编纂出一部响誉全球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
后来，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它的出现使徐光启等诸多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到数学这一学科在整个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只有充分利用数学理论，才能够摆脱之前，只依赖经验总结的单一的研究思路。
对于徐光启的翻译工作，要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认识其重要性。中国古代一直到两宋时期，科学技术都领先于世界，但近代自然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发生，这是个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这并非全无道理。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从外界吸取营养，用以补充自己的不足，才能获得新的活力。
而徐光启的译述，正是中西科技的第一个交点，他是将科学之火偷到神州古国来的普罗米修斯。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体系中，把翻译这一过程，作为学习西著的第一要务、基本环节，也是向西方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外，他十分重视在翻译工作中，培养一批激进的西学人才。对于翻译文本，他有着通盘的考虑，建议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步骤，分清轻重缓急。因为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所以他选择首先要进行对《几何原本》的翻译。更为重要的是，几何学的发展更关乎着实用科学的进步。
翻译西学并不是通篇转化，而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具体有选择地进行筛选翻译。翻译的语言也不是仅固守于原本，生搬硬套，逐字逐句地机械翻译，而是根据国人的语言文化习惯，在不改变本质含义的情况下，促使两种异族文化相互交融。徐光启的翻译工作，是怀着拯救国学的爱国心态，以超越西学为目的进行的。
徐光启之所以首先选择翻译这本书，是因为他认为算数者，人工之斧斤寻尺。先翻译数学书籍，就是要先掌握斧斤寻尺这个基础科学工具，然后运用到农业、手工业以及有关民生日用和富国强兵的方法上去。
他认识到这本书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此理论体系为度数之宗、众用所基。谈及徐光启关于此书的翻译历程，可谓十分艰辛，他在公余之暇，经常拜访利玛窦，在慢慢了解熟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友谊关系。
1606年，徐光启表示想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应允后便使用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作为教材为其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徐光启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毫不怠慢。
利玛窦每两天向他讲授一次，徐光启一直都是按时到达。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习，他完全掌握了《几何原本》中的知识内容。它包含着中国古代数学中所缺乏的理论知识，更为其中严密的逻辑推理所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