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潘毅先生
教科书都没有的高考
潘毅的读书经历是非主流的,却又烙着一个时代的印记,“五年小学、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这是我大学之前所有的学习经历,而是还常常是半工半读。”作为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的经历者潘毅是幸运的,他在离开校园4年,经历了上山下乡、读技工学校及做工人后,赶上了恢复高考。而幸运来的并不容易,命运给了当年所有的青年平等的机遇,而潘毅用自己的努力抓住了它。“十月宣布恢复高考,十一二月就考试了,那时候真是迷茫,不仅是时间上的紧迫感,现实的来说连教科书都借不全。十年不高考,到哪里去找教材。”
面对紧迫的备考潘毅靠着要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动力,咬牙坚持,“以前不觉得自己的自学能力有多好,但是突然高考就有了动力,再看书就觉得实际没那么难了,关键就是挤时间做题。”那时的他只是想努力一把,“根本没有抱着第一年就上的希望,那么多人堆在一起,十年没高考了啊!只是想看看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积累经验,为下一年做打算。”
面对未知的高考,潘毅选择努力的放手一搏,全身投入,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场青春的博弈,没有什么可畏惧。“第一年高考其实接近一种‘博彩’,抱着一种去试试的心情,考一下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如果幸运地通过了自然欣喜。如果没有,离分数线接近,我必是要再考的,反之就算了吧。”在知晓成绩的那一刻,潘毅说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那时可风光了,比现在考博士还风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不放弃不一定会成功,放弃便注定没有结果。幸运是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的潘毅用自己的努力抓紧了命运的绳索。
史上最受欢迎老师
“那时候跟我在一间课堂的,甚至可以出现两代人。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走进大学的潘毅并没有松懈,“那时大家都读书很用功,且外界的干扰也不多,没有什么娱乐。”在离开校园4年多后,回归校园的他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对比起现在的校园,潘毅感叹着这三十几年的变化,“八九十年代的学生比较能沉心静气,现在的孩子因为资讯发达知识面广而碎”。但对于中医的学习来说是需要即广又深的知识面,双方都是各有优劣的。
学生不同了,老师在教学上也必然会有相应的调整,作为广中医获得“最受欢迎老师”次数最多的教授,潘毅自然是读懂人心的。“中国人的思维就像太极,圆融、婉转。学生如此,老师亦然。”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潘毅主张抓个性,看反应。在他看来,书是死的,阐述的形式和氛围是活的。课堂上的每一句话学生都会有所反馈,老师会根据反馈来调整上课的节奏,达到学生和老师都舒适的平衡。
“以中医为例,它是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底下产生的,在教学的时候背景知识的融汇和点拨显得尤其重要,或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理念的暗合点破,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中医不是伪科学’。”口语化的表达和生动的事例成了潘毅上课的必杀技。
他认为,作为老师,技巧和师德固然重要,但自尊心却是一个初为师者必不可少的。“一个有自尊心的教师如果看到学生在课堂上交头接耳,无心听课,是难以忍受的,而这就迫使你去改变,去寻求进步,只要站在本科讲台一天,就力求将课讲得精致。一个好老师,就要让学生爱听你讲的课。”
教学相长,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有追求的师者都期待着在这三尺之地将所学授予学生,而自己收获着教导学生反馈的满足感。一米见方的小台,将太极的平和包容传递给更多的学子,犹如日月流转,静而规制,宁而有常。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潘毅先生
守护一平方间的宁静
耕耘之间,三十多年光阴悄然逝去,而潘毅依旧守着那一米见方的讲台。“我感觉讲台已经是我的一部分,离开它就像分离我自己一样。退休有可能,退出课堂可能性不大,即便是短期的讲解,我也不会让自己离开它。”
在潘毅看来,做老师很简单。一点学生的认可和眼神的回馈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所以近年来他也将自己的讲台延伸到了学校之外——在正安中医为学员讲课。在潘毅眼里,这里注重的不再是大学校园里的学理知识的传递,更多是对中医文化和中医认知的弘扬。学生来自各行各业,保持着不同的心态来到台下,但共同期待着在这里可以更透彻地了解中医的脉络。
“学校之外会以使用为主。课堂受限于课本,教学大纲,以及学科门类间的界限。但在外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可以从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中药、方剂一直聊到中医文化。而且松散的讨论氛围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不同的专业背景的融入也给同一个问题以不同视角的碰撞,那是很有趣的。”
当生活与某一个地方发生连接、缠绕成网,那便是离不开的牵挂。一平方米融入了他对事业的热爱和科研的执着,问起潘毅老师如果退休要离开怎么办?他说:“那样的不舍应该只有退休之时才能想象,退休有可能,离开课堂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