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没有人会想到，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会成为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文学家、文物学家吧。更想不到他会是第一个以小学文化的学历登上大学的讲台，为学生讲授“新文学研究”、“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吧！如果这都不算什么，那他创造出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和文物研究成果，为学术界所瞩目，成为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总算是王者是吧？不但如此。他曾担任过《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栏目的主编。曾被国家有关部门推选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还到过美国圣诺望大学的演讲。
沈从文，一个从湘西的边城走出来的作家，他的文字从二十世纪跨越到二十一世纪，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迷着“沈从文式”的文字，毫无疑问他的作品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的。但他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文人一样，都受到国外所谓先进思想的启蒙和影响，打着自由恋爱的名义到处霍霍女子，说白了就是渣男。比如众所周知的徐志摩，胡适、郭沫若、胡兰成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也曾经为了一个女子两次背叛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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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2月28日，湖南凤凰小镇的一户人家里诞下了一个小男孩，取名叫沈岳焕。祖父和父亲都是军人。与当时中国大多数稍具点条件的家庭一样，沈从文在刚刚跨入童年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入私塾读书，几年间，几经辗转，终于在顽皮的童年中取得了他人生中最高学历——小学毕业。14岁，正当沈从文准备从小学升上初中继续读书时，因家中突发变故，只能改为加入地方军队，转战于湘、黔、川地区。这段虽然有些无奈的经历，但对沈从文来说是弥足珍贵，这段从军的经历让他看尽人世间的黑暗，从而产生厌恶的心理。为后来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的提供很大的帮助。
1923年，“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到了偏远的湘西，在新思潮的感召下，沈从文脱下军装，离开了家乡，奔向了几千里以外的北京。那时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居然是打算从文，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沈从文。由于学历太低，还特别穷，人长得也不帅，还是农村来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屌丝的屌丝。当时的沈从文只能到北大做旁听。先学习学习。
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是一个写出了《边城》、《长河》等小说的著名文学家！正当沈从文怀揣读书梦，准备在北京实现理想的时候，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困难时期的挑战。先是投考的“北大”等几所国立大学均没能被录取，又因学费高的缘故与考中的中法大学失之交臂。求学无门的沈从文只能调整目标，将全部精力用于文学写作方面，结果也是相当失望的，他以十二分刻苦努力写成的稿子，投往各个刊物后被均悉数被退回，甚至被奚落。一连串的失败下，他连自己的生计也发生了危机。
在他面临困境的时候，想着给郁达夫写一封求助信，但那个时候，郁达夫的日子也过得十分的苦闷，虽然他有一些名气，但是却担任了一份不喜欢的职业。而且还遇到了一些同行的攻击，但在接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尤其是看到沈从文的日子过得特别的艰苦，还不如自己时，于是他决定去看望他。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而当时天气特别的寒冷，在他推开这一道房门之后，看到屋里面没有火炉，沈从文只是穿着特别薄的衣服，用被子裹着腿坐在炕上面，用冻得红肿的手在写东西。
得知沈从文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这一幕震撼到了他，让他有落泪的冲动，他马上解下自己的围巾，拍掉上面的雪花给沈从文带上，随后他们两个去往一个小饭店吃了一顿饭。
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沈从文看见东西狼吞虎咽，直接往嘴里面放。那顿饭花费了不少，而郁达夫掏出钱付完帐后，将找回来的钱也全部给了他。这让沈从文特别的感动，而郁达夫还把唯一的一条围巾送给了他，他们两个人就此分别。在半个世纪之后，郁达夫的侄女来拜访沈从文的时候，他还特别激动地说起了这一件事，而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落难之时，有人拉一把，这恩情他是会记一辈子的。
那次分别后不久，郁达夫便以沈从文为核心，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呼吁不平。沈从文甚为感动。再后来，在郁达夫的推荐下，沈从文才真正走进了文坛。面对困难，沈从文没有退缩，以他“乡下人”特有的毅力坚持了下来，终于取得了成功。
1924年，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此时，胡适、郁达夫、丁西林等长辈也对沈从文的作品赞誉有加，还对他加以帮助和推荐，因此沈从文渐渐在文坛上站住了脚。
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合集《鸭子》，次年新月书店又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蜜柑》。
渴望独立自主的思想促使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一起，希望有一个自己主办的刊物，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此，他们于1927年4月和1928年2月分别南下，到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中心上海去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1929年，也就是距沈从文“高考”失败的6年后，被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为讲师，这是沈从文以小学文化的学历资格首次登上大学的讲台，为学生讲授“新文学研究”、“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此后，沈从文又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分别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位。期间他也坚持写作，终于进入了文人的圈子，还结识了徐志摩等人！
后来沈从文谈起此事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而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在写作上，可能沈从文有着天生的神力。但在教书上，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沈从文就出了糗。原本准备了一个小时的课程内容，由于沈从文太紧张，嘴巴完全不听使唤。语速过快，十分钟就讲完了。他当场慌了神不知所措，还没学会跟学生们侃天侃地侃大山的沈从文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大家原先是抱着一睹这位大作家风采的期望来的，没想到真正的沈从文和大家想象中的沈从文并不一样。他没有湘西彪悍壮汉的形象，反而是一副怯生生的读书人的样子。这个反差，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课堂氛围瞬间被他写在黑板上的这句话给弄轻松了。而在这黑压压的一片学生中，就有后来被沈从文疯狂追求的张兆和。他这愣头愣脑的样子，也全被张兆和看了去。
1930年，二十八岁的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钟情。张兆和家庭条件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是校花级的人物，还是校女子篮球队的队长，追求者众多。而乡下来的沈从文，木讷寡言，小学文化，没钱没样。所以对于张兆和来说，沈从文只是她众多追求者中的一只癞蛤蟆。不过沈从文是一只极有恒心的蛤蟆。在第一次和张兆和见面后，沈从文就对她展开了激烈的攻势。他开始不断给张兆和写情书，但张兆和早就已经对男生们的情书有了免疫力，而且沈从文对她的追求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谁吃闭门羹吃了这么久还能坚持的。一个年近三十的老师，追求一个二十岁的学生。在现在看来，多不符合老师的行为规范呀。但那时候，大家总是很喜欢这样的风流韵事，除了张兆和本人。有一天，张兆和把这件事状告到了胡适那里，结果胡适却对张兆和说：“我跟你爸爸很熟，要不要把你们俩的事情跟你爸爸说一说？”张兆和连忙反对。胡适又说：“他是固执地爱你的。”张兆和便说出了那句：“我是固执地不爱他啊。”两人就继续这么固执着。
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称尽管很多人都愿意做君王的奴隶，而他却只愿意做张兆和一人的奴隶。这些书信，一方面是表达相思，另一方面，此时也是沈从文写作技艺突飞猛进的阶段，写信大概也是他的创作需要。
三年后，不知道张兆和是真的爱上了沈从文，还是沈从文的坚持感动了她。最终，沈从文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
1933年9月，23岁的大家千金下嫁给了31岁的沈从文。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同月，他应聘担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9月23日，沈从文接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期问世。1935年9月1日开始，这家副刊由沈从文与萧乾合编，更名“文艺”。在30年代，这一刊物在全国影响极大。
婚后，每当他和张兆和两人处于分离状态时，沈从文总是能写出动人的书信。“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类似这样的句子，已经成为经典情话。对沈从文来说，也许分离是爱情的最佳状态，那种独白可以抵达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婚后不久，沈从文就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小说《边城》（1934）。人们发现，小说中湘西美丽纯洁的小姑娘翠翠，有着张兆和的影子。此后沈从文所写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张兆和的影子。
从1931年到1938年，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短篇小说集《虎雏》、《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等，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皆写作或出版于这一时期。对充满生命活力的“湘西”的赞美，和对腐败沉沦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嘲讽，仍是这些作品的中心内容。
但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富家女和名作家的结合，生活仍然是艰难的。抗战时期，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书。名教授刘文典特别看不起沈从文，在他看来，沈从文利用师范学院的关系进入联大，且他的作品并非学术著作，而是“最拙劣的创作”。当沈从文晋职时，刘文典勃然大怒，他声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副教授，那我是什么？”
所以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好。婚后的张兆和，因生活质量断崖式下跌，从曾经吃喝不愁养尊处优的大家千金变成了要对生活精打细算，用仅有的资源过好日子的家庭主妇。他们会经常因为钱吵架。区别在于，张兆和在为将来的生活担忧，抱怨钱不够用；沈从文却沉浸在二人的感情世界里，抱怨对方不爱他。这种明显不会有结果的争吵，直接影响到了两人的感情。在婚前，张兆和是沈从文的三三，是他笔下的翠翠、夭夭，是不谙世事的少女。但不管曾经的昵称多么腻歪、写过的情书多么热烈，也解决不了婚后的实际问题。在婚后，张兆和只是那个精打细算务实爱争吵的张兆和。可以看得出，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他骨子里的浪漫和情怀逐渐被生活打败。而且他和张兆和在感情上的比例也不对等。张兆和从始至终都是高高在上的凌霄花，沈从文则一直都是在篱笆下仰望的乡下人。
所以婚后的张兆和开始经营这个家庭，两人的收入不多，很难支撑家庭运作，张兆和于是抽出时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就这样张兆和从曾经的白月光变成了黄脸婆，而沈从文也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孩子。1934年沈从文和18岁的学生高青子第一次见面，两人相见甚欢。第二次见面时，高青子可以模仿了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角的装扮，这让沈从文知道，高青子对自己也有意。
就这样沈从文忘记了自己家中的妻子，和高青子打得火热。高青子给了他张兆和从来没有给过他的仰视和崇拜。沈从文迅速婚内出轨，和高青子谈起了恋爱。作家孙陵在《浮世小品》书中，对于沈从文的这段关系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他又说：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虽然从上面的这段表述可以知道沈从文是一个很喜欢套路女人的男人，但他也是一个婚内婚外拎得清的男人。
当张兆和在得知了这一切后，气得带上孩子回到了娘家。沈从文这时才急了，又回来挽回张兆和。张兆和毕竟想要好好过日子，于是她原谅了沈从文，两人又和好如初。
可惜沈从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1937年他前往西南联大当教授时，又和高青子旧情复燃。而这一次张兆和知道后，还没来得及表态，高青子就主动找到了张兆和，表示自己愿意退出。虽然第三者走了，但是张兆和与沈从文之间的感情却出现了无法修补的裂痕。心高气傲的她，面对一个出轨别人的丈夫，她和所有女人一样耿耿于怀。
1946年7月沈从文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等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辑。在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从现实学习》、《〈文学月刊〉编者言》、《一种新希望》等文章。
1948年，沈从文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
1950年，他因为政治压力，两次自杀不成，后来还得了精神病，被安排到清华园调养。在这期间，张兆和做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却始终没有去看过沈从文。她说：“那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沈从文就这样被边缘化了，别人不理解他，自己的妻子儿子也不理解他。1953年他收到开明书店来信，通知他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均代为焚毁。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他的创作生涯终止了。后来他就彻底不搞文学了，潜心研究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等，写了《唐宋铜镜》、《明锦》、《战国漆器》等，还专心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57年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负责为文物书写标签、目录。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论文集。1964年他遵照总理的嘱咐，开始编写中国服装史。但在那个时期中，这一书稿却被宣判为吹捧帝王将相、歌颂才子佳人的毒草，资料被查抄烧毁；他也于1969年11月被打发到中央文化系统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1年才返回北京。这时他已届古稀之年，但仍是孜孜不倦地重新开始服装史的资料整理工作。1978年5月，沈从文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先后经历二十个春秋，凝集着他后半生的心血，寄托着他对总理真挚怀念的专著，终于出版了。
当激荡的年代慢慢成为过去，社会从狂热走向冷静后，那些从政治中红红火火得名得利的人渐渐地被遗忘在历史中。而沈从文如同狂风骤雨中的那一束阳光，用隐忍的柔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在被埋没了几十年后，终于也浮现出来了。
耶鲁大学博士、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早在一九六一年便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海外大力宣传沈从文，他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他的《静》时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也没有别人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当夏志清的宣传越来越引人注意，海外汉学者又以研究他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沈从文的作品渐渐被人们重新提起重视。
海外汉学者金介甫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他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没有人研究沈从文。中国台湾在一九八六年左右开始出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沈从文，这在当时的中国台湾马上有了一个“沈从文热”。这说明沈从文的作品是充满生命力和文学能量的，很是可贵。
金介甫还在采访中说：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汉学家马悦然，以及曾任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埃斯普马克，先后证实，沈从文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最终五人名单里，如果不是因为去世，会有很大的概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且不论是否真的“若非沈从文去世，他便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沈从文的作品既关注现实，又追问了人的本身，用朴素的文字书写了一个个温情的故事，跨过了时间，跨过了历史，存留在每一个当下，让读者能够从他的文学世界里得到些许的感动和慰藉。这也许便是沈从文在被埋没了几十年后仍然能被人们重新记起和喜欢的原因吧。
1988年，沈从文终于对妻子张兆和说句“对不起”后，便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但这三个字，仍然没有让张兆和“理解”他。直到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整理了他的遗稿，才发现他忍受了这么多的重压。
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不过，归为泥土的沈从文再也听不到了。
时至今天，他已离世33年，大师跌宕而又硕果累累的一生，告诉我们：
一个人，小时候的顽皮，乃至低学历，都没有关系，也并不要紧，只要有天赋，有专长，能用心于正途，在足够的勇敢和努力打拼下，与时运碰撞出火花的时候，也能激发出个人无限的潜能，从而登向人生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