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内兄弟执着于用父子冲突来反映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究其缘由，与他们个人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原生家庭里缺乏温情的父子关系是他们思考父子关系的起点；和反抗斗士阿尔芒的交往，则让他们近距离感受到反抗精神与文艺作品结合的效果；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帮助他们从哲学层面思考父子关系；深入底层群体拍摄纪录片的经历，则让他们确定了通过再现底层现状，传达人文关怀与时代反思的创作方法。
通过达内兄弟的成长经历来看其作品，父母、老师各起到什么影响？
原生家庭里的人物关系
在达内兄弟的原生家庭中，父亲从他们幼年时便开始了严苛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流逝，达内家逐渐发展出了父子矛盾不断、兄弟联袂一心的亲子关系。与此同时，善良而慈爱的母亲一直爱护着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了女性在子辈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原生家庭里的人物关系是达内兄弟日后剧情片中人物关系设置的重要源泉和伦理基础。
（一）父子对抗和兄弟和睦
出生于富裕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哥哥让-皮埃尔·达内比弟弟吕克·达内大三岁，两人还有一对姐妹。
父亲吕西安·达内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十分严厉，他认为电影、电视是魔鬼，禁止他们观看影视剧作品。他将苛刻的教义强行灌输给达内兄弟，直到兄弟二人进入青春叛逆期，开始反抗才有所停止。
达内兄弟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对他们如此严厉，父子之间也从未有过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彼此之间充满了争执与困惑。原生家庭并不融洽的父子关系也成为了兄弟二人日后在电影中青睐于刻画父子关系的重要原因。
在达内兄弟的电影中，子辈对于父辈的反抗与他们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父亲的反抗经历密不可分。
父子对抗带来的兄弟和睦为二人日后合作创作电影奠定了基础。
（二）母亲的慈爱与善良
比起对父亲的不满与不解，达内兄弟更愿意赞颂母亲。尽管，父亲的苛刻教育给他们留下了不太愉快的经历回忆，但是，母亲的慈爱与善良却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美好。
达内兄弟的母亲曾经是一名歌唱演员，四个孩子出生以后，她放弃了歌唱事业，专职照顾家庭。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对陌生人保有极大的慷慨与善良。
不论是达内兄弟自己，还是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母亲都是使子辈可以安心的唯一对象。受此影响，达内兄弟电影中的女性经常在父子关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她们或是父子间矛盾的化解者，或是子辈的庇护者，或是处于冲突外的理性者，或是让父子关系加剧恶化的煽动者。
在达内兄弟看来，只有足够强大、足够优秀的女性才能为子辈提供坚实的后盾，例如，《孩子》里布鲁诺的女友索尼娅、《无名女孩》中布莱恩的家庭医生詹尼、《单车少年》中的理发师萨曼莎、《罗尔娜的沉默》中的克劳迪的妻子罗尔娜。
这些强大优秀的女性是子辈的庇护人，她们给予子辈无私的爱与关怀，让子辈感受到家的温度。一旦她们消失在子辈的生活中，便会给子辈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
例如，在《单车少年》中，西里尔的祖母是维系西里尔父子两人的重要纽带，她的去世直接导致整个家庭分崩离析。
例如，在《罗塞塔》中，罗塞塔自暴自弃的母亲承担不了家庭责任，罗塞塔只能依靠自己谋生。在《年轻的阿迈德》中，阿迈德的母亲处理不好信仰与世俗化生活的关系，使得阿迈德难以融入周围的生活，走上了极端化道路。
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
在达内兄弟的求学生涯中，他们分别遇到了影响其电影创作的重要导师。
哥哥让-皮埃尔·达内学习戏剧表演时，结识了从法国前来比利时授课的先锋剧作家阿尔芒。阿尔芒在作品中毫不掩饰的反抗意识，为达内兄弟创作相似内涵的电影作品提供了学习的范本。
弟弟吕克·达内在大学主修哲学与社会学，对列维纳斯哲学的研究与学习是达内兄弟深入反思父子关系的思想基础。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之后，达内兄弟一起回到了故乡列日，拍摄了大量以底层人物为主角的纪录片。
在拍摄与放映纪录片的过程中，达内兄弟逐渐发现了底层阶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遭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他们对时代发展的思考，促使他们通过父子关系来进行探讨与反思。
（一）大学时代的益友良师
1969年，十八岁的让-皮埃尔·达内为了追逐自己的表演梦想，只身前往布鲁塞尔，进入比利时艺术传播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结识了法国剧作家加蒂·阿尔芒。阿尔芒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的剧作家，他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被称为“反抗斗士”。
1972年，因为剧作过于先锋，遭到法国观众与评论界批评的阿尔芒，受比利时艺术传播学院的邀请前去进行戏剧创作。同年，吕克·达内也来到布鲁塞尔求学，与让-皮埃尔·达内一起担任阿尔芒的助理。
达内兄弟先后参与了阿尔芒的戏剧作品《杜鲁提特遣队》《艾门》，前者讲述了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无政府主义战士布维那文图拉·杜鲁提反抗独裁运动的故事，让达内兄弟近距离感受到“反抗斗士”的反抗精神。
后者是一部耗时9个月进行大量调查，走访了包括学生、农民等不同群体的实验戏剧，也是达内兄弟与底层群体的首次戏剧合作。阿尔芒让达内兄弟参与创作反抗意识浓厚的戏剧作品，也让他们有机会深入底层进行艺术创作，这对兄弟二人日后的导演创作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吕克·达内曾说，“正是他打开了我们关于艺术、政治和生活的视野，并让我们开始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达内兄弟电影中的父子关系往往蕴含着他们对于家庭伦理的思考，这种思考与吕克·达内的哲学学习背景息息相关。
1972年，吕克·达内在鲁汶天主教大学注册了哲学和社会学专业，开始接触到许多哲学家的经典思想，其中，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部分观点对他影响最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者与个体自由。列维纳斯认为与个体的自由相比，对他人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在面对面的相遇中，“我”面对的是他者的责任与义务。
在《一诺千金》中，当伊格尔看到黑人遗孀怀抱着幼儿，在父亲的谎言中即将走向毁灭时，他果断选择了背叛父亲，带着孤儿寡母离开。
在《孩子》中，当布鲁诺看到史蒂文没入水中，向自己求救时，他毫不犹豫地抱起史蒂文，照顾他。从列维纳斯的理论来看，正是这种面对面的相遇让伊格尔对孤儿寡母、布鲁诺对史蒂文构成了一种不可推脱的责任。
第二，家与女人。在列维纳斯看来，人生在世，家是舒适的、放松的。
家可以抵御外在危险，是一种具象化的、经济的存在。家和女性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女人是家存在的内在性、居所变成家的条件。
这个观点和达内兄弟在个人成长中的亲身经历不谋而合，在电影《单车少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西里尔自小没有母亲，祖母死后，父亲无法独立抚养他，便将他送到福利院。萨曼莎是西里尔的周末监护人，在收养西里尔之前，他们之间没有经历长时间的相处。她对西里尔无私的爱与关心几乎是瞬间产生的，就像是婴儿从母体诞生之后，母亲对其本能的爱。
萨曼莎不仅是西里尔母亲的替代，她也是达内兄弟电影中少有的女性主角，且以正面的母亲身份出现在子辈的生活中。西里尔失去的家与母亲的温柔，都在萨曼莎的身上得到了补偿。
第三，孩子与生育。在达内兄弟塑造的众多父子关系里，《他人之子》中的奥利弗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父亲。他的儿子在五年前被人失手杀死，妻子无法在丧子的家庭中继续生活，选择了离婚。
儿子的死亡让奥利弗的生命失去了延续的可能，所以，当他独自一人生活在破败的居所里，日复一日机械地重复着生活与工作必需的行动时，略显佝偻的身躯和空洞麻木的眼神无不透露出生命即将耗尽的讯息。
（二）深入底层的拍片经历
在布鲁塞尔的学习经历以及在阿尔芒团队的工作经验让达内兄弟选择了将拍摄电影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
为了筹得购买拍摄设备的资金，达内兄弟曾经在建造工地兼职挣钱。这次经历不仅让他们顺利购得一台便携式相机，也让他们得以亲身体验到底层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带着辛苦工作挣得的相机，达内兄弟回到了故乡列日。
让-皮埃尔摄像，吕克录音。他们把镜头对准了工人、农民等来自底层的人物，将他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拍摄成片。并在闲暇时间，“邀请拍摄者和其他来自底层的人们一起观看影片。”
这些观看活动是底层观众们第一次在公众空间内观看与讨论自己的生活状态，促使了他们开始审视与思考周围的人与事，激发他们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意识。工人们从纪录片中获得了思考与反抗的力量，这让达内兄弟认识到了影像作为工具介入与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创作剧情电影时，达内兄弟始终关注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用镜头反映他们的困扰与挣扎、失落与反抗，关注那些长期以来被忽视、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在就业与教育方面。
就业是达内兄弟电影中的父辈与子辈经常面临的生存难题，也是造成人物生活变化的重要因素。
在《罗塞塔》中，面包店的工作虽然简单低薪，却将面包店老板的儿子、罗塞塔、里奎德三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了罗塞塔与唯一的朋友——里奎德决裂的缘由。
罗塞塔为了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竭尽全力，就业甚至直接关系到她的生死。得到工作让她拥有了努力生活的动力，失去工作则是她决定自杀的直接因素。
在《单车少年》中，西里尔的父亲是一家小餐厅的厨师，微薄的收入使得他缺乏生活的动力，不愿承担抚养儿子的义务。在《孩子》中，布鲁诺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卖子换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直至入狱他才有所醒悟。
为了寻求子辈健康成长的方法，达内兄弟尝试在电影中解析子辈落魄与堕落的缘由，子辈的教育问题是他们的关注重点。
《孩子》中的布鲁诺与《罗尔娜的沉默》中的克劳迪都是生活在父亲缺席、母亲失职的家庭里。他们少年时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没有习得一技之长，成年后找不到稳定且正式的工作，难以在社会中立足。
落魄的他们在高度发达的比利时社会中，不仅平庸至极，一文不值，甚至成为蛀虫，腐蚀着现有的生存环境，给周围的人带去无尽的伤害。
《他人之子》中的弗朗西斯和《单车少年》中的西里尔，两个未成年的子辈俨然是布鲁诺和克劳迪两个成年人的翻版，同样出身于破裂且混乱的原生家庭，有着不愿承担抚养义务的家长。家庭教育不到位，社会教育应该紧随其后，尽力弥补。
但是，社会抚养往往只重形式，不重视实际效果。
弗朗西斯来到收容所后，整日死气沉沉，如同行尸走肉，完全没有少年应有的生命力。西里尔也对福利院充满了厌恶之感。可见，抚养子辈不能只是单纯地为他们提供处所、食物等基本的物质条件，更应该关系他们的情感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