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那个流火的八月，一个午后，一位17岁的懵懂少年，在豫东一个农家小院还在做着律师美梦，被乡镇邮递员唤醒，他送来的一纸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结了我的高中时代，也终结了本该继续复读的备考岁月。
我所在的这所高中，位于成语“杞人忧天”诞生地的古杞国南部，她的学名叫杞县第一高级中学，当地叫圉镇高中，在那个通假字泛滥的时代，这所高中又常被误写为于镇高中。其实，圉与于根本就是两个字，圉音yǔ，是一个千年古地名，框里有一个“幸”（甲骨文中是一个手被拷住的人），原意是指殷商以后春秋时代边境一带的古监狱，后来又指是放马场。这里自古都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是当年孔子南下拜访老子路过下塌的地方，有孔子行宫、子在塔等历史遗址，秦汉至唐中期是古圉县的县治所在地，也是东汉大文人蔡邕、蔡文姬父女和“强项令”董宣以及高柔、江统等30多位正史上有记载上的历史名人的故里，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在高中门外南约100米处有一尊蔡文姬塑像，诉说着当地古老的历史，吸引着圉镇周边七、八个乡镇数十万农家的数千名高中子弟来这里学习。
李旭的高中母校，今河南省杞县第一高级中学（圉镇高中）
在1980年代初，中国的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几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家子女除了种地，另一个出路就是参加高考，考上大学。要知道在那时候，大学招得很少，初中升高中的录取率也就是30%，到了高中，高考录取率也只有3％到5％（包括中专），考大学往往就是一种奢望。那时还开始在三月份实行预考制度，预考未过线的，直接高中毕业，不能参加高考。预选上的，才能参加高考，而且录取率在1983年高考是4.3%不到。那时一个乡镇能考几个大学生，就是破天荒的胜利，考上大学就会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作为一名高中生，1980年我是以刚压线176分的成绩考上高中的，高中入学时是成绩最末的一档。可经过三周年四个年头的发奋努力，读高中两年后我在1982年秋参加高考，考了381分，离文科最低分数线385分差了4分。落榜了！第二年，我继续参加高考，竟考出了488分、全校文科第二的超常成绩。1983年高考分数线，文科是443分，本科线469分，自己和自己相比，复读一年之后的成绩竟比往年净增了103分。以成绩的这种上升速度，若继续复读，一定会考出更好的成绩，能念上更好的大学。全校文科第一名497分，他比我多9分，被南开大学录取，他的这个第一名是刻苦复读5年的成果，其他人还有复读6年、7年的呢。
1980年李旭（二排右四）等高中三好学生合影
回想1982年的高考预选，应届班5个班只有我和另一个叫刘渊的同学入选，当时每个班60几人，也就是300个应届生中只有两人有资格参加高考。他后来没有考上，去洛阳做生意了，我复读一年，终于快马加鞭，弯道超车，超过了其他二三十位文科复读生（俗称“老拐”），考出了全校文科第二的好成绩。当年理科生居多，全校六十几人参加高考，理科占三分之二，文科占三分之一。据英语老师李霄领回忆，我毕业后的第二年，文科复读班是28人，如果我再复读，那我就是第29人了。1984年有位同学马义中考上了中南政法学院，他的专业曾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他比我幸运。
回顾、总结自己的高中学习，我是靠这六个字“立志、苦读、方法”，取得快速进步的。
说起立志，我本是一个没啥志向的农家子，如果说有，那也只是想早点辍学，跟着舅舅学木工，长大当木匠。由于这种心理，我读小学、初中时往往都是贪玩厌学，心不在焉，底子没有打好。说穿了，就是那时心不开窍，不知道学习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说，囚在教室里读书就像是受刑一样，屡屡逃学，屡教不改，一次被母亲痛揍后愤然离家出走，独自在古城开封游荡了三天。后在家“务农”大半年，大夏天的，母亲逼着干完农活还要拉一车土回家垫庄子，实在太苦太苦，有一天竟豁然开窍，觉得学习虽然也很辛苦，但在阴凉的教室里总比大暑天在太阳底下暴晒、干很重的农活要幸福得多。两难之中选其轻，我选择了重新返校读书。那一年，我十四岁。平生第一次，我发自内心地意识到，“农村的孩子除了考学别无出路”这句话的含义，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后来，又喜欢上“有志者还须是忘我的奋斗者”这句话。就是这两句话，被我用粉笔醒目地写在茅草屋的土墙上，成为高中时代我的两把励志利剑，两盏点亮心火的明灯。我所住的茅草屋就是我的书房，是母亲专门腾出来的旧厨房，一块冰凉的预制石板，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一扇用塑料布封起来的窗户，就是我一个人独自鏖战的战场。超艰苦的环境磨炼人的超顽强意志。
说起苦读，心有目标，心灵开窍，浪子回头，我便开始自觉地学习起来，内心的这种自发自动，“不用扬鞭自奋蹄”，比起母亲舞动的柳条鞭子来更加有力。无论刮风下雨，三九寒天，我给自己严格制定了“晚十晨五”即晚上十点熄灯，第二天早上5点起床的作息时间表，3年来铁打不动。一个小闹钟就是最忠实的小伙伴。我家在镇中心，高中在北关转盘外，离家不远，穿过1公里的南北大街就是我的高中母校。每天念完早自习，我是班里最后一个离开的，回家的路上一路小跑，既节省了时间，又锻炼了身体。早饭后返校路上，坚持背5个英语单词或10条成语，年复一日，积少成多，高中时一本《英语小词典》和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几乎全背熟了。每天下午放学前，必须在操场打篮球一个小时。晚自习中间，必须走出教室在操场跑步20分钟。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我甚至将被褥带到了教室，晚自习后就睡在教室右前方的一处空地处，逼着自己成为班里最后一个就寝最早一个起床的人。多年后一位女同学说我竟把被褥背到了教室，真是拼命三郎，可我却早已忘记了这件事！那是我曾干过的事吗？父母和老师没人要求这样，是我内心那团升腾起来的火，让我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盼望着只有白天没有黑夜那该多好啊！
说起方法，因为分科我选择的是文科，历史地理等课程，我都是根据教材自编了一套全是知识点的简明复习大纲，同学们纷纷向我借抄。我还从报刊上学会了一种三分钟“超觉静思法”，就是闭目三分钟，除去头脑中的任何杂念，让大脑处于暂时的真空状态，能尽快消除学习疲劳。我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三分钟之后的学习腾空脑子，腾出地方，好让知识的清泉汩汩地灌进来。大学时，我一度神经衰弱，也是用这种方法治愈的。另一个同学则是到校医院针灸。由于是浪子回头，补学，抢学，一年出头眼睛便近视了，母亲给了40元，让我到郑州配眼镜，使我得以继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后第二次走出家乡，开阔眼界，提高见识。1980、1981年两学年，我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高中时代仅存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郑州二七纪念塔前留下的，一张是在学校组织照的三好学生合影。准考证应该还有一张黑白照，可惜早已不知所终了。母亲的第一张照片，是我后来读大学时借同学的“海鸥”牌照相机为她拍的，在家中的亦菜亦花的院子里，母亲身后的草房子就是自己当年高考前奋斗的“黄金屋”。
1981年李旭在郑州二七纪念塔前留影
李旭母亲身后的草房子就是李旭高考前的 “专用书房”
我是用三整年的时间完成了一般同学4年或5年才完成的高中学习任务。升学！升学！升学！是我满脑子想的唯一的一件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高考时120分的卷子才得了80分，严重拖了总分的后腿，别的同学110分以上的有好几位。可就是这80分，也是多么来之不易！那是多少个夜晚，下晚自习后我去找数学老师张国会，给自己开小灶，上课时没弄明白的微积分函数题，一道题一道题地请教，老师位于学校西南角一处低矮小屋的那张灰暗的办公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用的和我一样，也是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父亲是当时高中教导处的刻写教师，我的那盏灯是从父亲那要来的。整个高中时代，个头不高的历史老师张守领上课从不带课本，一支粉笔写写画画讲到底，白白净净的英语老师李霄领的口语发音像收音机发出来的一样，仪表堂堂的语文老师张守纪多次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朗读给同学们听，还有歪嘴铁嘴的数学老师李昆岗（也是我本家长辈）因我上课时逞能频频接他话茬而被惩戒代课一周的“全校出名”，还有校长赵宏盘老师的喊去谈话“你勇气可嘉，可方法欠妥”，师生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淘气的学生从来不让老师们省心。
40年后回想起来这些，让人多么怀念高中时代的美好生活啊！遗憾的是，我高考命运的最终结果很不理想，问题出在了填报志愿环节。我本一批报的中山大学刑侦专业，在河南只招1名，如果将西南政法学院放在第一志愿，分数肯定是够用的。可惜，在“是否同意调剂”一栏，我填写了“同意”二字，如果当初多写一个“不”字，我的命运也许便会全部改写了。最后，因为同意调剂，被省内一所师范大学提前录取（当时俗称“截录”）。在接到通知书的那些天，我一直躲在自己的“黄金屋”里啜泣，没有出门，也没脸出门，在复读与念师大的十字路口徘徊、犹豫、挣扎了半个多月，像一个西欧的中世纪那么长那么暗。念师范大学与念政法大学，这可是人生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啊！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农村，当老师只是没有出路的出路。
1983年秋李旭入校河南师范大学（1984年改名河南大学）
对于1983年高考的结果，我是绝不服气的！后来很多年，我多次为自己当年没有继续复读或仰天长叹或内心低鸣。以我当时的学习状态，假如再复读一年，是一定会考个更好的大学的。小时候底子没打好，知道了学习的重要也找到了学习的窍门，却草草鸣啰收兵，匆匆退出战场。后来在大学四年的学习成绩证明，我以全年级134人总分第一、各科平均90.50分的成绩毕业，并又在三年后成为全镇考上的第一个研究生，说明我的学习能力是大有潜力的。对于考试的心理素质，我也算是一流的了。就在县城大同中学参加高考的前夜，我还特地到东方红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放松自我，3天的高考临场状态如鱼得水，平时会的题目全都做出来了，488分也确是自己的真实水平。
也许门口的邻居们至今都还没弄明白：小时候那个爬高上低、逃学溜街的调皮捣蛋鬼，咋像换了个人似的，替老师讲课，还考上了大学！说真心话，就连我自己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懵懵懂懂的高中时代还没有真正开始便已经结束了，虽一鼓作气，却一身幼气，留下的遗憾比考不上大学还要多。我17岁考上大学，21岁考上研究生，都算是班级里年龄最小的了。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时也才24岁。 三年高中，两次高考，匆匆上阵，都算是半拉子工程，假如这种高考能像古代的科举一样，只考文章，不考数学，我的“高考”命运也绝不会如此。
翻查李氏家谱，想到我的祖上，始祖是明初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中原的国子监太学生，八世祖李可大是明嘉靖朝御医、太医院判。我那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也是镇上60年代为数不多的考上中师的苦学生之一，为省路费，从开封回圉镇老家80多公里的路，常常要数着星星走上一个夜晚。论学习论家风，我也算是有家族渊源的。错就错在从小贪玩，不知道学习。等年龄大些知道了学习的重要，又由于时间太短，收手过早，既是被高考制度成就了，也是被录取规定的某些弊端给耽误了，一个本该去中国最好的政法大学之一的农家子，最终折戟在未成年前的那个癸亥猪年。
假如——其实历史没有假如，人生也没有假设——少年时代可以重新来过，我一定不会放弃在最会学习、进步最快的高中时代，停下学出最好成绩、考上最好大学的机会。“半拉子工程”的高考导致了几十年后才明白的“半拉子”人生，人生也成了“半拉子工程”。1987年本科毕业报考研究生时，本还有一次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英语考出了河南大学全校文科第十名68分的成绩，但因政治科没有考好，只考了51分（当年北京地区政治课最低分数线50分），没敢冒险填报北京大学，再一次与命运失之交臂。
过往不可追，来者犹可期。高考属于人生的一个特定的时期，错过了就永远地错过了。假如高考制度在40年前就规定，应届不能复读，自己在1982年的16岁那年，就该高中毕业回家种田了，像门口的小时玩伴们那样，一边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边做些购销粮食的生意，毕竟老家自古都是适宜人口繁衍的高坡肥沃之地，是中原粮仓中的粮囤，自从国有粮店倒闭之后，收卖粮食成为当地年轻人一项稳定的收入，对门初中毕业的邻居每年收粮食也有几十万元的收入，更别说目前镇里的千万富翁，拥有5000平超市的另一个初中毕业生了。母亲从父亲身上，只看到了考大学这一条路，也许少时自己坚持辍学当木匠、做生意的路子未必全是错的。但那就是另外一种人生了。高考，对于当时的农家子弟来说，确实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我在母亲的意志下争取了这一机会，但也留下了诸多心酸。年轻时多一份努力，多一点冒险精神，才能为自己的将来争取更多机会。只盼下一代我那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成长在上海，高考在上海，将来能在成长的道路上，不要再被高考机械化，不做应试的牺牲品，加大创造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改革开放40年过去，星转斗移，时代变迁，物资生活提高了，但孩子们迎战高考的艰苦环境并没有改变，区别只是孩子们今天的高考不像我们那时，高考是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孩子们的选择会更多更好一些。寄望于新时代，我们的高考制度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加大从应试到素质、从背诵到能力的考察，多给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学子们开辟绿色通道，让天下学子学其爱学，人尽其长，各遂所愿，家家同欢。
看老家朋友圈，得知圉镇高中到县城办分校，众议纷纭。作为该校毕业生的一员，我个人的看法是：为长远发展需要，在县城乃至去古城开封建分校有何不可！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从学校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来说，将来圉镇倒需要一个职业高中或技术中专，走德国职业学校发展之路，留住人才为本地服务。这才更能凸显教育兴县兴乡的功能。看看多年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多少人回来建设杞县、建设圉镇？当地要发展，要留住实用性的职业技术人才，着力办好职高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假如地方富裕了，能拿出钱来为高中优秀教师奖励或补贴宽敞住房，吸引住优秀教师即能吸引和留住优秀生源，这才是一个根本点。想想当年教过自己的那些默默无闻的高中老师们，有的当了校长，有的当了教育局长，说明那一代的老师们是真有水平啊！
最后，想以高中大门口那位敲钟老师的故事作结。有一位叫张传华的老师敲了八年的钟，敲钟真是出神入化了，课间十分钟后再敲上课的钟，他根本不用看表，提前八秒往大钟走去，走到就敲，正好准点儿！这是多么精准的敲钟人啊！要是我们的高考和人生也都这么精准，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高中三年，十二个变换的季节听着这响亮的钟声，一遍遍走过跑过1公里的南北大街，走出14至17岁的年龄，走出母校，走出故乡，走出懵懂，走向未知的未来。祝愿千年古地、文姬故里的这所高中（将来也可以考虑加副牌“蔡文姬高中”），历久弥青，越办越好，学子们能吃上越来越可口的饭菜，老师们能住上越来越宽敞的房子，桃李满天下，人才遍四海，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栋梁之才。
作者简介：李旭，历史学硕士，中共党员。笔名豫人，座右铭“智利天下”。现为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大出版工程办公室主任、编审。曾任河南人民出版社第六编辑室副主任、上海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图书支部书记、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总编辑。1993年策划过全国十大畅销书《毛泽东终生珍爱的书：容斋随笔（白话本）》。2009年策划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图书《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钱伟长著）。独立策划过6种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甲骨文书法大字典》一种是在上海策划，其它5种《唱响中国梦》《中国篆书》《殷墟文化大典》（3卷6册）、“中国民族古文字导论多媒体系列”（第一辑13种）、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集成（第一辑10册），系是在安徽策划出版，其中《殷墟文化大典》2021年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正奖。著《智利天下》，代表作《精神力学：赋予物质世界以精神价值》。在故乡创办有蔡邕蔡文姬纪念馆。
【读后】
一篇跨越40年的“苦读”之路上的成长记录，概括了一种对乡情、乡魂独特的牵挂与守望。几乎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的起点，大背景下的“读书人”，比一般人更多一种情怀，多一种实现自我的担当，当然也包含着一定的理想主义主义者色彩。高考既是青春的起点，也是少年的终点，走过错过，无怨无悔。该文图文并茂，特别是几张具有年代感、史料感的照片，为这篇回忆高考的文字增色不少。（周仁）
二孩哥，你这不是半拉子工程，现在你已站在幸福指数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幸福不能只是用金钱的多少来衡量的。精神生活要占一大部分，首先与你交往的人都是高素质人才，有爱你的妻子，有一双可爱的儿女。物质也有足够的保障，并有一般人得不到的上海户口。在老家做生意有发财的，以你现在的人脉为基础，退休后做生意也是很容易成功的。理解旭哥的心胸，你的抱负会实现的，好事多磨。（来营）
时间过得好快，在2022年高考即将来临之际，读到舅舅这篇关于当年高考的追忆。我仿佛看到了当年17岁的您，在为实现梦想的路上奔跑着，全力以赴，心无杂念。在最美好的年华里，一点一滴地付出自己的努力，那是多么充实的一段时光。在那个年代，能从农村走出来，很不容易。肯定是要比其他人多付出千倍百倍的努力！您在亲身体验过务农生活的艰辛后，悟出“农村的孩子除了考学别无出路”，然后决定去做一个有志者，一个忘我的奋斗者！您做到了，并且还在这条路上奋斗着，您就是我们的榜样！每一段走过的路，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在积累财富。被记录下来的岁月会在记忆里愈加闪光。（凤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