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他们在工厂实习，和工厂的其他劳动者相比，工资也是最低的，最不受保障的。对职业教育的“污名化”落在每一个职校生身上，都可能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创伤，使他们变得不自信。比如说，有一个男生的家长和他说：“你去职校也是混日子，你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自己不被认可。
汪子津第一次和职校产生交集，是在一次课题调研中，她认识了一名在重庆念职高的学生，老家在四川大凉山。对方告诉她，为了走出大山，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打工和去职校学一门技术，在自己的老家，很少有人能通过高考升学。
从小到大，汪子津升学都很顺利，从江西的一所重点高中毕业，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四年后，又保研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那个重庆女生的经历，让她意识到选择职校的背后有憧憬、无奈和心酸，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或许更多人被过早地剥夺了选择的权利。
2020年5月，她来到江西省某县做职校生调研，试图了解他们选择职校背后的原因，以及他们在职校中的经历，和这份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的意义。
她以实习老师的身份，进入了当地唯一一所职业学校——郊外学校（化名），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她陪学生们一起听课、到实训车间操作机床、去外地实习。
她见证过学生满怀期待地去外地工厂实习，不足一个月落荒而逃地回到职校，希望继续升学；遇见过学生由于内心深处对“职校生”身份的不认同，不愿上前和清华的她打招呼；也见到过“军事化管理”下，学生们“混日子”的心态，以及职校教学资源的贫瘠。
这段调研经历让汪子津对职校生群体有了更细致的认识，在她看来，不能仅用“成绩差”这个标签来概括职校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懂事，进入职校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希望早点挣钱养家，担心在乡镇高中毕业后升学失败等等。
汪子津在硕士论文《成为职校学生》中记录了这段调研经历。硕士毕业后，她在广州一家服务于职校学生的公益机构HOPE学堂工作，延续对职校生群体的观察，陪伴他们走出人生中迷茫的一段路。
2022年5月1日起，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这是《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颁布施行后的首次大修。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在汪子津看来，《职业教育法》能带来怎样的改变，还很难去判断。距离理想化的职业教育或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她说，期待有一天，“让选择升学的学生和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都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以下为汪子津的自述：】
上职校：一个权衡后的选择
2020年3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学校都推行线上课程。我跟朋友自发组建了一个线上教学情况的调研小组，希望了解网络设备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上网课的情况。那次调研，我认识了一个在重庆念职高、家在四川省大凉山的同学，我才开始对职业教育有了一些认知和兴趣。
我问她，以前班上的初中同学都去了哪里？她跟我讲，有一部分去了职校，还有一部分去打工，很少有同学能够上普高。当时，我对于“职校”这个选择是没有概念的，回溯过往，我的同学中可能有人辍学打工，但几乎没有人去念职校。
和职校生相比，我从小到大升学都很顺利，但是与此同时，更多的人被较早地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走上了另外的人生道路。所以我会好奇，他们选择职校背后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去职校调研之前，2020年5月，我先去了江西省的一个乡镇初中，想去认识一些即将中考的学生，先去了解一下他们（升入职校）前一个人生阶段的状态。
我去的乡镇初中毕业班有三个班级，总共150多人。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毕业后最好的选择是考上县城的高中，但每届只有二三十人能考上。剩余同学里，有近百人能通过普高的录取线，考上乡镇的高中。但乡镇高中的升学率很低，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无论去乡镇高中还是去职校可能都是一个差不多的结果——考不上大学。
所以不少同学会纠结是去乡镇高中、职校，还是辍学打工。
在乡镇初中，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是一个性格大大咧咧、自来熟的女生。她成绩不是很好，每次晚自习我去找她，她都特别开心，因为她不想继续坐在教室里上课。
距离中考不到一个月，她签订了自愿放弃中考的承诺书，成为郊外学校的春招生。但第一次跟她聊的时候，她想去打工。她在网上认识的一些在广东打工的朋友告诉她，去城市打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街道上来往的是法拉利、劳斯莱斯那些特别豪华的车，她很向往这种生活。
但临近中考，职校到初中宣传，初中老师也倾向推荐成绩不好的同学春招进入职校，这样不用参加中考，初中的升学率也会更好，而推荐人也可以得到一笔500元的介绍费。
这个女孩的父母在镇上开家具店，家里条件不算差，她的家人觉得女孩子年龄小，出去打工不安全，也是出于对老师的信任，给她报名了郊外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选择职校，通常是很多原因叠加的结果。
参加戏剧工作坊的职校学生。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大雄的男生，他的母亲是一个盲人，但她提前踩点了郊外学校，最终才确定让大雄去读郊外学校的高铁乘务专业。她1990年代从国企砖瓦厂下岗，依靠低保和做盲人按摩维持生计，对“工作稳定”有一些执念。
她告诉我，要不是大雄没考好，她更希望儿子能读普高、上大学。但另一方面，大雄希望能早点挣钱，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还有一些同学通过了普高录取分数线，但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认为还不如去职校学一门技术，中职升学的渠道更多，未来会更有保障。（中职升学渠道包括：普通高校单独招生考试、高职专升本统一招生考试、中职院校与大专院校联合办学的3+2大专班）
大多数初中毕业生在择校的时候，是通过老师或亲戚的推荐，他们的父母大多来自农村，靠务农、打零工、工厂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能获取的教育信息有限，关于升学也给不出太多建议。
“军事管理”下的“混日子”
2020年8月，我正式进入郊外学校进行田野调查。
校长允许我以实习老师的身份待在学校，还专门给我开了一个欢迎仪式，PPT上写着“欢迎清华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汪子津来校实习研究中职、普高教育工作”。当时，学生还没开学，只有老师们参加了欢迎仪式。但我觉得特别尴尬，会担心之后该怎么向学生介绍自己。
一开始，在学生晚自习的时候，我抱着一摞问卷一个个班发放。我不会主动提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担心和他们产生隔阂，只是称自己是实习老师，同时来做一个调研，想了解他们在学校的一些情况。
郊外学校的职高部有490多名学生，分为机械加工与数控、高铁乘务、电子商务、学前教育四个专业，每学期都会有学生退学。高一刚入学可能有四个班级，高二变成了三个班，等到高三，大多数学生外出实习，准备升学的同学就自动缩减到一个班级。
机械加工与数控专业的课程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
（实操部分的）实训车间像是由地下车库改造的，空旷的地胶地面上只摆放了两台操作车床和一些零部件。二十个学生轮流操作，每个人只能操作几分钟，没有轮到的学生在一旁打闹或者倚靠在墙边无所事事地站着。还有些学生下课了还没有轮到操作，教学设备的匮乏很难让学生在实操中获得相应的技能。授课老师都是一些工厂里有经验的师傅，他们兼职教授实操课程，每周只上三次。
郊外学校的实训车间。
而在维修家电的课程上，学生使用的是很有年代感的破旧家电，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人愿意花钱维修这些家电。
很神奇的是，电子商务专业使用的还是2015年的课本——教学生如何开网店。电子商务的发展非常迅速，如果还在用几年前的课本指导学生，或许对于学生未来的工作帮助不大。
有学生从工厂实习回来后，抱怨在学校里使用的机床，和工厂使用的机床完全不一样。也有老师说：“同学们在学校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只能等到去工厂里回炉重造。”
我记得此前我想去旁听一位老师的“客服课”，但他觉得这门课讲得非常不好，不希望我去旁听。后来他还是同意了，课堂上他照着课本念：如何给网店模特拍照更好看。学生们不是趴在桌上睡觉，就是在玩手机。这些学生对拍摄设备是陌生的，但老师从未使用过手机或者摄像机帮助讲解。
课程结束后，我问这位教语文的老师，为什么来上这门课。他说，郊外学校开设的专业几乎每年都在变，什么热门开什么，没有考虑学校实际的资源。因为学校觉得他拍照好看，就选了他来上这门课。
在郊外学校，除了刚入职一两年的老师会特别认真地备课，那些已经在职校里待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老师，基本上不会再花时间备课。一方面，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不取决于学生的成绩；另一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末，郊外学校由公办转为民办后，新教师不再有编制。跟我同住的两位刚入职的老师，都在准备考编制，她们希望把郊外学校作为一个跳板，考上了就会离开。
学生们用“无聊”来形容职校生活。他们觉得对所学的专业、老师的教学方式都不感兴趣，“自己站在讲台上讲课可能也比老师照着课本念的好。”还有学生说：“我能够做的好像只有用自己的手机打游戏或者看网络小说，因为学校里的其他东西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
在郊外学校，每天学生6:30左右起床，到操场集合做早操或晨跑，吃过早饭后，8:10上课。上课之前，每个班的班长会把学生们的手机收走，下课再发下来。但学生们有自己的应对手段：把手机模型或者早就不用了的旧手机交上去，依旧在桌子下面玩手机。
每天晚上有两节晚自习，八九点结束。我之前晚自习的时候去过教室，基本上大家都在玩手机，坐姿各不相同，很少有老师到班级干预，或要求学生晚自习时间一定要写作业。
对比职校的宣传手册，职校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例如，宣传手册上说高铁乘务专业的应届生会被推荐到机场、高铁站工作，但实际上他们被推荐去了广东的高速收费站工作。实习工资按照实习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扣除五险一金后，还不够往返江西的路费。
宣传手册上称学校的另一特色是“军事化管理”。高一年级学生入学的第一学年，每天早上8点到9点军训。在一些班级里，学校聘请的退伍教官不仅负责军训，还会和教课的老师一样，承担班主任的工作。
在学校的军训动员大会上，学生代表发言说：“军人意味着绝对服从，一切行动听指挥。”而职校老师也默认，新生如果没有经过军训是不听话的。很多家长选择郊外学校，是希望学校可以管住孩子，而军训恰好是一个让学生听话的手段。
为了防止学生谈恋爱，学校教官隔三岔五搜索学生的QQ和抖音账号，看有没有情侣头像，或者发一些跟恋爱相关的内容。每到周五，走读的学生放学回家，教官去附近的公交站检查有没有牵手的学生情侣。
大多数学生对教官的评价不高。他们抱怨教官不允许学生抽烟，自己却每天在学校里抽烟、吃槟榔，用体罚来压制学生。
教官们的体罚方式分为几种，有的时候罚学生跑圈，比如说学生早操迟到了，被要求背着宿舍的棉被跑操；如果学生抽烟被发现，则会罚他们面对一面写着禁止吸烟等标语的墙，罚抄几百遍“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标语。
我问过一名学校里资深的教官，怎么理解他在学校里的身份。他说：“我什么杂事都会去做，只要学校叫我做的我都去做。”在他看来，自己没有其他技能，不能像其他老师一样教课，“更严格的管理”是他为学校奉献的一种方式。
郊外学校校长室里的监控屏幕。
从工厂实习回来，再也不想进工厂
职校生在选择学校、专业的时候，大多数处于迷茫的状态，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一些变化。
访谈初期，很多学生告诉我：“专业是随便选的，机械加工与数控专业适合男生，学前教育专业适合女生就来了。”对于所学的专业特别感兴趣的学生，我没有碰到过。
有一个高铁乘务专业的女生，第一次访谈她的时候，她正准备去学校安排的广东省某高速收费站实习，当时她对实习充满了期待。
她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父亲在外地的船厂工作，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有了工作，意味着能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且她男朋友也在同一个城市做快递员，她希望两个人都能留在广东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但她实习不到一个月，就离职回家了。我和她做了一次回访，她反复提到“被骗”。在她的印象里，实习的高速收费站距离市区很远，周围环境荒凉，宿舍的地面脏得不穿鞋都不敢落脚。因为工作性质需要倒班，睡眠也很不规律。
她问同事，职业发展的上限是什么？同事告诉她，中职学历留在收费站基本上不会有上升空间。这让她感到心灰意冷。
她认为学校既没有教给她有用的知识，又没能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后，她自己找了一份客服的工作。
同批去高速收费站实习的八九位学生，只剩下两个女生还留在收费站工作。其中一个女生和我还保持联络，相比其他人，她有着更强的“忍受力”，性格沉稳认真。她的父亲打两份工养家，母亲没有工作，她很喜欢画画，因为没考上理想的高中，她想找个师傅教她画画，但她的父亲认为学画画是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帮她选了高铁乘务专业。
因为实习单位不允许我进入园区，我让学生每天写日记发给我，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她的日记是最详细的，会把培训中学到的手势和工作情况画下来，并做文字说明。她没有抱怨过收费站的工作，或许在她看来，这份稳定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是一样的。
机械加工与数控专业的学生多数被分配到电子厂、汽车厂和电器厂实习。有学生描述厂里充斥着工业油的味道，空气环境很差，还会被要求加班。但按照《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他们是不被允许加班的。
工厂里正式工每月有两千元底薪，时薪19元/小时。学生去实习和正式工干一样的工作，但是没有底薪的，时薪第一个月13.5元/小时，第二个月14.5元/小时，最高能拿16元/小时。
有学生在电子厂做质检实习，他说：“回想在学校的学习好像只有军训有用，因为军训的时候要一直站着，到了工厂也是一直站着。”
大多数学生没等到六个月实习期满，就提前离职了。回来后，很多学生不想再去工厂工作，想要继续读书，希望提升学历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在我调研的这所职校里，完成升学的学生是占少数的，很多学生最后只能选择就业。但如果直接工作，待遇比较低，只能去工厂流水线、做服务员等，从事和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把希望寄托于所有学生都走升学这条路，而要去思考怎么才能让选择升学的学生和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都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教育有没有可能为职校生提供更好的工作或者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针对这个问题，做完课题的时候，我是很悲观的。
教育的意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我记得第一次去班级发放问卷，班主任当着学生的面对我说：“你不要对这些人抱有太大的希望，太大的信心，太高要求，这些人字都不一定写得好。”当时，学生们毫无反应，好像已经习惯了被这样评价。
在访谈中，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访谈的学生曾说：“我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去了职校念书。”“亲戚虽然表面上说职校挺好的，但是那些亲戚还是觉得读大学更好。”“我也觉得读职校不好。”
有一次，我吃完饭从食堂回宿舍，两个男生走在我后面，我听见他们的谈话：“叫一下她？”另一个同学说：“人家肯定不理我们，人家是清华的，我们是什么？”我最开始想跟他们打招呼，但是听到这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一些职校生接受了教育存在等级差异的社会规则，把外界负面的评价内化成了自我评价。
2021年3月，《光明日报》旗下的《教育家》杂志，曾联合相关教科院做过一项样本量约10万人的问卷调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其中中职学生4万多人，70.26%的中职生认为职业教育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社会认可度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们找不到好的工作。
即便他们在工厂实习，和工厂的其他劳动者相比，工资也是最低的，最不受保障的。对职业教育的“污名化”落在每一个职校生身上，都可能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创伤，使他们变得不自信。
在我去郊外学校调研的时候，看到的这种创伤是不明显的。但我毕业后，去广州一家服务于职校学生的公益机构HOPE学堂工作。在机构组织的面向职校生的戏剧工作坊里，有学生会讲述自己曾遭遇的来自家长或以前同学的贬低，这些是让他难以接受的。
比如说，有一个男生的家长和他说：“你去职校也是混日子，你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自己不被认可。
同时，我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生的更多可能性。有一个读数控专业的中职生，他在参与HOPE学堂活动的时候说，他很喜欢唱歌，想去酒吧驻唱，但他的父亲觉得这不是正经的职业，爆发了一些矛盾冲突。
学堂的社工们和他的父亲交流了很多，在我们的活动中，也会和同学们探讨工作选择、劳动价值等问题，他渐渐意识到去酒吧驻唱也许也会面临很多问题，最终决定走幼师这条路，既结合了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也能有一份不让家人担心的、有保障的工作。后来，他考上了广州的一所高职的学前教育专业，现在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在幼儿园也会教小朋友唱歌。
戏剧工作坊是我所在的公益机构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7月也会在广州的美术馆做戏剧演出，学生们会上台出演自己的故事。我们在一些职业学校里驻点，通过组织游戏、活动让学生们互相熟悉，用戏剧表演的方式让学生们习惯用身体去表达，通过即兴演出、雕塑设计、写作、口头表达等方式，和学生们交流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一些家庭关系中的矛盾、与家人的关系，在校园中经历过的欺凌、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未来就业、去工厂打工的一些经历，希望陪伴他们成为自立、自信的青年。
我们不会对学生的表达做太多评判。有的学生说，此前很少对别人分享自己的过往，因为有些经历并不是那么愉快的。
参加戏剧工作坊的职校学生。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为《职业教育法》）于2022年5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了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我和周围同事的感觉是《职业教育法》可能会加大职业教育院校的内部分层。比如说《职业教育法》强调社会力量和企业力量参与到职业教育中，在深圳、广州、佛山等发达地区，已经有很多优质的企业入驻职校，职校生实习、升学、就业的机会更多。
但对于中西部县城的职校来说，《职业教育法》的修订究竟能带来多大的改变，很难去判断。比如说我调研的这所郊外学校，能对接的企业资源和投入到教学实践中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我在学校的群里，目前为止，也完全没有看到《职业教育法》引发的任何讨论或行动。
我觉得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定义不应该仅仅是学一门技术的教育。学生也可能在职校里获得了更好的朋友关系，体验了爱与被爱，拥有了对于未来的更多想象，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特别好的事情。
“混”在职校里是自然而然发生，但是不混反而需要逆水行舟的勇气。这可能就是学校给的机会，让他们看不到一个更广阔的外界社会。所以对于学生们来说，职校教育应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