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之所以被别人卡脖子，我们的很多高新技术成果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倒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合格的首席技术官CTO。”在“应对重大挑战的管理教育”2022全国高校科技创新与商学教育论坛上，先后出任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共达15年的钱旭红院士，聚焦一个国内创新界最稀缺的职位，认为CTO严格意义上是总工程师、研发总裁、市场总监、战略领导者等多种角色的融合。
就此，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了这位身为化工专家接触大量世界500强CTO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析CTO需要怎样改变思维方式，以及新型的CTO教育如何超越传统的MBA教育。
[战略型灵魂人物缺位]
事实上，CTO（ChiefTechnologyOfficer）最早的雏形与承担国家某项战略任务的首席科学家非常类似，比如1942年美国为了研究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设立了首席科学家，投资巨大且管理人员众多，包括几千名顶级科学家等，而我国也出现过这样的首席科学家，如钱学森、朱光亚等。
真正意义上的CTO从1980年开始，首先出现在美国的研发公司，主要工作是将科学技术成果变成可盈利的产品。1990年，在重要的计算机和软件公司，CTO已经成为灵魂人物，有的公司也命名为首席信息官CIO（ChiefInformationOfficer）。2000年左右，这些高技术企业都有技术的总负责人，他们已经成为整个产业的灵魂人物，非常擅长公司内外技术资源的技术分解和集成。到了2009年，美国更是设立了国家的CTO，希望在国家治理层面，用首席技术官的模式推动国家进步。
在钱旭红眼中，眼下缺的不是总工，也不是研发部主任，正是CTO。总工程师专门关注工段交界处的事物，虽然也会关注整体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问题，但却很少关心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以及产业技术前沿趋势。“而CTO不仅应当实现多学科专业的融合，而且能够实现科技与工商、生产与研发的融合以及内外部资源的融合。”总体来说，作为技术领袖，CTO的职责包括战略规划、创新、领导和执行，结合了企业总工、市场高管和技术研发管理人员职责。
[量子与老子思维共通]
CTO的创新水平决定了产业的竞争力，合格甚至优秀的CTO到底需要什么？在钱旭红看来，从CTO的成长训练和共性角度，不具有创新人格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CTO的，这种健全的创新人格可以用批判性思维、挑战权威、敢冒风险、独立体验来概括。
钱旭红认为，判断CTO是否具有创新所需的思维精神模式，一方面要考察他们的思维是否自由，至少既具有逻辑思维（形式、辩证）能力，又具有一定的形象思维（美术、音乐）能力；另一方面，要考察他们是否精神独立，至少拥有科学精神（质疑、严谨），又具有人文精神（关爱、超越）。他将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构成的“卓越思维”四基元，比作DNA分子A、T、C、G构成的碱基对。
有意思的是，钱旭红多年研究发现，相对于经典型的牛顿力学、孔子学说，量子思维、老子思维是培养这一卓越思维的最佳抓手，在古今中外之间的维度上量子和老子思维可以找到众多共通处、兼容点。现实中，CTO必须具有科学家的特质，并且具有经营管理的背景，还要具备人文科技“翻译”能力，也就是说，能把董事会的经济决策翻译为技术语言，把所在国家和产业的需求，甚至政治方面的要求翻译成技术决策。
全面整合型CTO的工作特色之一就是这样的“翻译”，同时他也能通过分解分包、合成还原，汇聚全球最优秀的“脑袋”，防止并避免企业建立小而全、大而散的研发队伍，还能收集寻找散落民间的新颖思路，如通过广泛的外部小额招标，使得闲置低效的社会、大学、企业之智慧、信息、物质资源，做到自由匹配、试错探索、把握机遇。“哪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首席技术官及其团队，拥有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创新创业将不再成为一种社会焦虑。”钱旭红直言。
[首席技术官教育“超限”]
在钱旭红院士倡导下，“超限制造”已被列入上海市科创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即研发超快激光新一代制造技术，突破化工、制药、材料、医疗器械、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制造极限。同理，在教育领域，培养CTO人才的教育模式，能否突破传统意义上由西方主导的MBA等经理人教育模式的极限呢？
17年前钱旭红担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时，前去考察麻省理工学院（MIT）工程博士项目就发现，他们的工程博士学制5年，其中3年在实验室从事基础性研发，有2年则接受工商管理训练。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迭代形成了CTO人才机制，而面对中国市场实践需求和科技高速且迫切发展，我们需要建设快速成长的CTO人才培养体系。就在钱旭红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同一年，华东师大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得以组建。
当前，科技进化尤其是网络进化的影响，对各行各业的深度渗透是前所未有的，其复合性是工商管理教育不易覆盖的，其融合性又是普通的双学位项目难以胜任的。对此，CTO教育以培养高管及其后备军为明确导向，其双创学科与商科管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关注思维逻辑、高管能力、技术商业化、商业化方法4类课程，再根据不同的产业领域增加不同的技术前沿课程和分析洞察训练，比如人工智能、IT、新工科领域等。
“我们要培养具有卓越科技创新眼光的，通晓全球市场和领导组织能力的CTO队伍，”钱旭红表示，由此探索形成一套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特色产业技术领袖培养模式，并通过技术领袖的培养加速我国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