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疫情期间留学认证的补充说明，指出部分国家的高校和中介以疫情为借口，不断推出各种在线课程，通过降低录取条件、毕业要求或缩短学习时长等方式大量招收中国学生，并声称不需出国就可以轻松获得海外文凭。 （视觉中国/图）
在马来西亚待了两个多月后，徐妍第一次看到那里的海。2022年7月末，趁着学校假期，她和朋友去了趟一百多公里外的马六甲。
徐妍2020年硕士毕业，拒绝了新疆一所高校的教职后，她决定申请马来西亚高校的博士。2022年5月，她从国内前往学校完成博士论文。出发前，徐妍做足了攻略，打算在雨季到来前去看海。
结果，导师给她设定了紧凑的论文进度时间线，旅行是绝对挤不进日程了。
除了应对毕业论文，徐妍还得应付朋友们不时发来的疑惑。有人问，老师上课会讲中文吧？有人调侃，是不是旅个游，顺便拿个博士？一开始，她会认真反击。后来就“懒得说”了，“提问的人其实并不在乎真实情况怎么样”。
新冠疫情以来两年多，出入境人数大幅减少，东南亚留学市场却“火”了。除了徐妍这样为了谋求教职脱产读博的人，多名中介均反映，在职的普通高校教师成了中国学生在东南亚读博的主力。
一名中介描述起他们：大多是学校里的“普通人”，学术能力不足以进入一流高校任职，但也不愿躺平，还想往前冲一冲，拿到级别更高的课题、升到副教授，要么，跳槽去个比眼下好些的学校。
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在高校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受访的高校教师看来，国内考博竞争激烈，又考虑到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经济条件，东南亚于是成了一种“不得不”的群体性选择。
“宽进严出”
身处马来西亚，来自国内社交媒体的个性化推送还是精准触发了徐妍的焦虑。
比如，首页推荐里有真假交织的传言：2022年6月，邵阳学院引进23名菲律宾高校毕业博士的新闻发生后，厦门有高校招聘时已经拒收东南亚毕业的博士。
又比如，一些留学中介还在发布“包通过、包毕业、包认证”“两年就能毕业”的宣传广告。
“根本不是这样！”一提起这些广告，电话里，徐妍提高了声调，“但凡QS排名前500的高校，没有能‘水’出来的。”
她正在为达到毕业要求发愁。
2020年8月，徐妍申请上了马来西亚私立高校泰莱大学的博士，学制三年。在最新QS世界大学榜上，泰莱大学排名284位，拿中国高校做参照，榜上最接近的是中山大学，第267名。
疫情之下，徐妍在国内上了一年多线上课程。直到2022年4月1日，马来西亚边境重新开放后，徐妍才前往吉隆坡。这时，她已经在读博二下学期，学校不再有课程安排。
刚结束的一个多月假期，除了短暂的马六甲之旅，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出租屋里，对着电脑分析数据、写论文。首先，她得写好小论文——按照毕业要求，至少得有一篇论文被Scopus数据库（注：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收录。另外，博三开始了，毕业论文也得赶进度了。
自从博二开始，徐妍每个月要和主导师、副导师各交流两次，汇报论文进度。每三个月还要向学校上交和导师见面的书面记录。见面次数如果不达标，会被评定为“不满意”，接着，学业警告就来了，连收两次，会受到延期毕业半年的处罚。
在毕业论文上通关，则要完成三次答辩。按照学校规定，入学半年后就可以参加开题答辩，要求是完成论文前三章，包括研究问题提出、文献综述以及研究中采用何种研究方法。
现实情况是，直到2022年3月底，入学1年半后，徐妍才通过了这场答辩。和同期入学的中国留学生相比，她已经算是“学霸”了——直到现在，还有人没参加开题答辩；也有同学被导师要求继续修改半年。
刚过去的9月7日，是徐妍上交论文最重要的数据分析部分内容的截止期限。完成这个小目标后，她将在11月进行中期答辩。要是一切顺利，导师预计她会在2023年3月完成最终的答辩。
“时间太紧了，不可能。”徐妍觉得，导师高估了自己进度。她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在2023年内毕业，“三年学制，延期半年还说得过去”。
延期半年不算什么，不少人还没到论文这一步，就被语言关劝退。
张远33岁，是广东一所民办高校的教师，他曾在一家外企当HR，泡在英语环境中办公。而当他入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当地排名第二的老牌名校时，还是为和导师的交流发愁。
第一次和导师开线上会，张远几乎完全没听明白。导师的英文发音带有浓重的马来腔，吐字很快，“弹来弹去，发音又不饱和”。半小时下来，张远只好不断重复“OK”“I see”对付过去。后来，他和导师改用文字沟通，直到上了两三个月课程适应后，才改回语音对话。
理科大学的入学申请标准不高，雅思只需要5分，甚至比排名靠后的学校更低。但张远发现，5分对应的英语水准远低于实际上课的要求。他向导师提起这个疑惑。导师的回答是，学校希望对学生“宽进严出”，给更多人改变自己学历的机会。
而张远一位同为国内高校教师的同学，由于英语基础不好，实在无法和导师沟通，很快转学去了另一所学校。到了那儿，依然存在交流障碍，最后退了学。
邵阳学院事件发生后，张远愈发觉得这个选择“划不来”，“别人都觉得你的博士是混出来的，只有自己知道，这是认真读下来的”。
不过，回到读博的起点，不论徐妍还是张远，都承认自己其实别无选择。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东南亚读博老师们，体现出某种群体特征——一个学术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想要当大学老师，可以怎么办？
35岁前毕业，“还有机会进体制内高校”
当大学老师，是徐妍很早就定下的人生目标。她自小生活在大学家属区，那是她熟悉的环境。况且，她是独生子女，老师这个职业有寒暑假，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2020年，徐妍从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硕士毕业。她很快发现，3年前她本科毕业时，可以招收硕士任教的高校，大多把学历要求提高到了博士。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硕士要进高校教师岗，基本不可能。
徐妍最终在新疆一所高校面上了教职。不过，校方为了留住人才，要求入职者得签订5年服务期协议。这么一来，就和她的目标有了冲突。在徐妍的规划里，得在30岁前把博士读出来。
“现在这所学校的要求是硕士，3年后最低门槛可能也得是博士。”求职经历让徐妍有强烈的危机感。她拒绝了到手的工作，决定先专心读博。她觉得，既然博士学历已是必需，不如趁年轻一鼓作气，把学历读到头。
与徐妍相似，2021年硕士毕业后，程浩宇在云南某民办高校找到了教职。工作一年，他就体会到博士学历在高校评价体系里的重要性。
例如，在评职称时，硕士和博士的学历差异，会转化为评选时间上的硬性规定。云南省人社厅、教育厅发布的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条件中规定，博士一入校就可以申报讲师，最快两年，就能成为副教授。而硕士生入校两年后才有资格从助教申请成为讲师，再当5年讲师，才能申报副教授。而评选时间越长，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要是中间有更年轻、更优秀的同事冒头，名额就可能分配不到自己了。
让程浩宇萌生去东南亚读博念头的，是一位同事的经历。同事的妻子拿到马来西亚高校的博士学位后，被贵州一所公办师范学院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同事则以家属身份由校方分配工作。一个博士学历，解决了夫妻两人的就业。
学历优势也会直观地体现在工资上：每月多发5000元津贴，一年下来，能多6万元收入。
程浩宇所在的系里四十多位老师，2人正在职攻读国内高校博士学位，9人是马来西亚“准”博士，包括他在内的5人都是2022年刚申请上的。读博的同事都是90后，打算趁着35岁前毕业，“还有机会进入体制内高校”。
对高校来说，教师的博士率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例如，在高校申请成为硕士授予单位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条件中就规定，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不能低于25%。申请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需要达到45%。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褚朝晖认为，这与高校的资源分配体系相关。“中国高校发展思路还是把资源向头部倾斜”，申请到硕士点或博士点，意味着生源质量、科研资源、财政拨款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教师申请读博，提升学历，学校都会持鼓励态度。在程浩宇的学校，老师被允许以停薪留职方式出境学习。张远所在的学校也鼓励老师读博，要是能跟学校签订一份取得博士学位后再服务一定年限的协议，学校还会补贴15万元学费。
徐妍将读博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工作，“等我博士毕业，进高校可以走人才引进，有安家费，不一样是在挣钱吗？”
能力之内的选择
去东南亚读博，在这些普通高校老师的意愿里，曾是排在最末位的选项。
徐妍的首选是考国内高校的博士。回忆起面试经历，她形容为一场“灾难”，“从进去、坐下到出来，5分钟都不到”。
面试官问了她几个问题：父母什么学历、做什么工作；本硕分别是什么学校；高考多少分。说完后，老师们都没吭声，“当时我就觉得完了，凉了”。
而对在职教师来说，在国内读博还有一道障碍，越来越多高校在缩减在职博士名额。早在2015年，南方周末梳理过39所985高校的博士生招生章程，其中5所高校明确规定“不招收”或“原则上不招收”在职博士；13所控制了在职博士比例；3所虽未明确比例，但规定了如“每位导师最多招收一名”的限制条件。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徐志平长期关注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在他看来，国内高校出于提升博士培养质量的目的，缩减了在职博士的名额。高校教师因此面临尴尬：在职读博需求在增长，供给却没有扩大，甚至还在缩小。
他们于是将目光转向国外。徐妍起初考虑的是澳大利亚。她算了笔账，一年留学的开销需要三四十万，念完博士得花费上百万。
去马来西亚读博，费用在一个工薪家庭的承受范围内：徐妍算的账是，3年学费10万元左右，出国待一年，算上房租，每月生活费大约五千上下，再加上来回机票，要是精打细算，可以把总开销控制在30万元以内。
一家菲律宾留学机构在公众号推文中直白地介绍，菲律宾留学是“应市场而生的产物”，市场主要面对两类受众：需要留学积分申请落户者和评定职称的高校教师。
文中将菲律宾称为极具性价比的选择：“诚然，大学含金量一般，但钱花得真的少，时间短，博导不卡学生，也是完全正规的学历。”
从事马来西亚留学咨询的董林发现，咨询者大多倾向于读一个排名没那么靠前，同时也被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下称“中留服”）认可的高校，“他们不求博士学到多少东西，就是用人单位需要这个学位”。
一些看似不符合逻辑的现象随之出现。程浩宇的一位同事最近也决定去马来西亚读博，他硕士毕业于QS排名第21的香港大学。向董林咨询的人中，也不乏英国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等欧美知名高校毕业生，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刷一个”学历。
“杀红眼”的中介
熟悉留学行业的人都觉察到，这股东南亚留学热潮，是在新冠疫情后出现的。按照常规思路，疫情下，出国愈发困难，留学生应当大幅减少才对，而留学中介正通过“无法出境”这点找到了商机。
2020年4月3日，中留服发布了一则说明，表示如果留学生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返校而选择在线方式修读部分课程，因此导致境外停留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不影响获得学位学历认证。此前，虽然中留服没有对境外停留时间作明确规定，不过，博士生通常会在境外待满1年以上。
这意味着，疫情下的留学生不用出国，在国内上网课就能完成学业。对在职高校教师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再理想不过的选择。
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是前一年的2倍多，从8876人涨到19202人。其余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大多在下降，中国留学生占马来西亚总留学生的比例从42%升到了63%。
“高校正经办学，也架不住中介捣鬼。”在董林的感受中，疫情后，东南亚的留学市场一下子乱了套，一些中介为了赚钱，想出了各种招数。
张远最终选择到马来西亚，就有被中介“误导”的因素。当时，中介向他描述，他报名的是“寒暑假博士”。平时正常上班，寒暑假上课，不耽误教职工作，可以“轻松”拿到博士学位。
他直到入学，才发现学校根本没有“寒暑假博士”的说法，只存在全职和在职的区分，并且，在职渠道一般不对外国人开放。
咨询时，还有中介向他推荐过助学班服务，额外支付十多万费用，会有中文助教在班上服务同学。后来他得知，校方从未设置过这样的服务。张远推测，这大概是中介自己请来翻译，再包装成名为“助学班”的产品。
在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的情况下，一些高校也降低了办学标准，放宽名额限制。
2021年3月，中留服发了份疫情期间留学认证的补充说明，就提到了这种现象。说明称，部分国家的高校和中介以疫情为借口，不断推出各种在线课程，通过降低录取条件、毕业要求或缩短学习时长等方式大量招收中国学生，并声称不需出国就可以轻松获得海外文凭。之后，中留服宣布对9所高校加强审查，其中包括思特雅大学，在马来西亚私立高校中排名第二。
不久前，刘妍所在的留学生交流群里就有思特雅大学的学生抱怨，学校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导致博导数量不足，自己已经到马来西亚一个多月了，还没联系上导师，“感觉被骗了”。
马来西亚北婆罗洲大学学院受到更严重的处罚。2022年8月，中留服暂停了这所高校的学位认证申请，理由是学校“涉嫌在疫情期间，针对中国市场突击扩大招生规模，通过在线方式大量输出低质课程”。
“杀红了眼”的留学中介，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恶性循环。张远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留学体验视频，不少都在分享学校的“槽点”：博导的学术支持不多，一个老师可能带十多个学生；学生的学术能力参差不齐，能搭伙做研究的不多……
介绍他入学的中介看到了，鼓励他多分享这些真实经历。“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意吗？”张远疑惑。
对方回答，自己也很恼火——同行们许下“包过”承诺，收取高额费用，搅乱了原本正常的留学秩序。
博士“通胀”
董林在知乎上有7040个粉丝。他开了付费咨询，158元一次，有近五百人购买。单是这项服务，他就挣了七万多。来咨询的人，不少都被中介“骗”过。
有中介承诺，会在入读后提供帮助写作业、指导毕业论文的服务。一名咨询者为此交了二三十万，中介收了费，却只是帮助修改了语法，调整论文逻辑，没法对研究方向提出更具体的意见。
在董林看来，到东南亚读博的高校教师，像是被中介收割的“韭菜”。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被变着花招收钱，最终拿到的博士学历，也可能加剧贬值。
他指出，到两三年后，疫情期间增长的东南亚博士们几乎同时毕业，回到国内就业市场，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即便是不担心就业问题的在职教师，到时的福利待遇也可能比不上如今。
2017年，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徐志平还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博。他和导师沈红做了一个测算：按照国内高校对学术性岗位的需求，每年需要新招收4.7万名博士。在博士生群体里，大约有一半进入高校，按这个比例，每年有9.4万名全日制博士毕业，才能满足需求。在当时，每年博士的毕业人数稳定在5.5万人上下。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对博士是“需大于供”。
眼下，这种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
徐志平解释，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国内博士毕业人数将会有大幅增长。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共招收博士生12.58万人，在读博士生50.95万人。2022年，博士将继续扩招，按照10%的扩招上限计算，招生人数将突破13万人。
供需变化还有其他因素叠加：越来越多海外博士在毕业后回国；受疫情影响和一流学科评估的浪潮结束，近两年高校教师招聘数量减少；另外，随着应用技术型大学发展，这类院校对教师的能力需求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不再单纯看重博士学位。
在徐志平看来，目前，去东南亚读博，对在职教师来说算是高性价比的选择。但如果是为了未来找教职，不论在哪儿毕业的博士生，都会面临更严峻的环境。
徐妍如今庆幸，自己赶了个早。2020年入学时，和她同期入学的中国留学生有7人，2021年增加到十多人。等到2022年初，她的一名学弟想申请泰莱大学的博士，结果等来了学院的通告，由于师资不足，停止招生。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艺术专业、博特拉大学管理专业等都在官网发布了停止招收留学生的声明。
“要赶快毕业，赶快出来找工作。”在徐妍看来，就业压力让读博这件事变得“争分夺秒”。至于未来的求职目标，她不敢多想，“双一流高校也好，沿海、省会城市的学校也好，我都没考虑过，能让我进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