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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小学三年级前，都是民办教师教的，他们的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十几块钱，可即使如此，很多民办教师在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而在这些民办教师中，我二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高中毕业生，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谦卑，做事认真，对待孩子也是相当严厉，在那个年代，棍棒教育不仅是在家里，学校也是如此，可我二舅也只是象征性的拿藤条在手上打几下，希望以此能让学生长记性。
因为距离二舅家有15公里的山路，平时出行并不方便，基本上是需要全程步行，所以小时候和二舅接触的并不多。
在我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二舅让我跟着他读书，因为是自己的亲二舅，当时觉得跟着二舅可能会好一些，我妈妈对于自己的弟弟很是信任，便把我送到二舅的村子里的，平时吃住在外婆家，周末的时候会一个人回家，有时候二舅种地忙不过来，也会留下来帮忙。
当时村子里有四个老师，170多名学生，二舅一个人带五六年级，其余的三个老师带一至四年级。平时学生喊我二舅是校长，二舅也没什么架子，和学生能玩到一起，比如丢沙包、跳绳、踢毽子等，一向随和的二舅，在方圆几十里口碑很好，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二舅的村子里，寄宿在亲戚家里。
小学毕业后，我来到县城读初中，因为学习成绩不错，被分到“火箭班”，人生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每一步都需要踏踏实实地走完。到了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开始退步，也就是到了所谓的叛逆期，即使爸爸的棍棒教育，在这个时候对我毫无用处。
高考落榜后，我便开始在外打工，这几乎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宿命，想要成为人上人，只有拼，爱拼才会赢嘛。
因为和二舅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时间，相对来说感情就要比远在新疆当兵的大舅要好一些，可二舅这个人实在是太善良，为人处世很圆滑太老实，不会溜须拍马，舅妈这个人嘴碎，经常唠叨，甚至有时候动手打人，二舅从不还手。
为此，二舅的人生便多了一个绰号：“软耳根子”，意思就是怕老婆。
到了1999年的时候，很多民办教师开始转为编制内，而我二舅生活的村庄相对来说要偏远一些，再者二舅也不会为人处世，没有提前打点，导致在第一批转正的名单中，没有二舅，当时二舅有些苦恼，觉得自己这些年也是为教育付出的，甚至家里的地都是舅妈一个人在种，自己那点工资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
每年的转正名单上都没有二舅的名字，一直到2004年夏季结束，村里的小学被撤掉，意味着二舅从此之后就没有了工作，只能务农或者打工，毕竟没人再给发一分钱的工资，此时不仅舅妈觉得二舅无能，连表弟表妹都觉得二舅是一个很没用的人。
对于二舅来说，自己虽然没钱，但不能失了志气，可在这个关头，二舅也不顾面子问题，开始带着礼物去找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同学，老同学并没有接见，随后有人捎话让二舅在家里等待。
既然是在家里，二舅心想：“这件事指定能办成，毕竟是老同学，关键时刻肯定会帮衬一把。”
最后的结果是老同学口头上答应，但是不一定能办成，因为民办教师实在是太多，每年各村庄撤下来的老师逐年增加，安置就业是个大问题，所以不一定能把事情办成，毕竟找他的人很多，二舅也不想让老同学为难，只是让尽力办成这件事。
一天天地期盼，最终换来一句：这事我办不了，只能等政策！
二舅此时心灰意冷，在他看来，几十年的付出，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他不甘心，也不愿意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后来这些没有转正的民办教师，开始组织起来，去县里请愿，这样的活动搞了几次都没用，最后到市里，说是给解决，但得等待，需要时间去研究，可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个月给400元的补助金，这是这些民办教师无法接受的。
因为二舅的同学也是在2002年转正的，他现在的工资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他能力一般，只是会来事，教育局也有朋友帮忙。
大家心理不平衡，却没有地方说理，舅妈依旧在唠叨，二舅从不喝酒，却在这个时候每天喝得酩酊大醉，这让舅妈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当然这个时候舅妈已经不再是唠叨，有时候直接拿擀面杖打二舅。
孩子们看不起自己，老婆对自己又打又骂，在这样的情况下，二舅喝了农药。
那天正好舅妈出去干农活，等到下午回来的时候，二舅早已没了生命气息，此时的舅妈也许是真的懊悔，或者是假惺惺的哭给村里人看，她真的哭了。
对于二舅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十里八村，至于到底为什么，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转正的事情，也有人说是受不了老婆的打骂，当然我们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
二舅没有再醒来，舅妈在料理完二舅的后事，像是没事人似的，每天该干嘛就干嘛，再也没有了伤心的样子，而我表弟表妹，更是离谱，逢年过节，也不去祭拜自己的父亲。而我每次想起二舅，都觉得他是一个可怜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二舅早已被遗忘，但那些还活着的人，似乎也没有了抱怨，接受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