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醴陵市沈潭镇鳌仙小学，90后教师王洋在讲课。图/新华社
“女教师一学期被学生家长举报十几次：听到理由都想笑”话题冲上热搜，其背后则是不实举报、扩大化举报已经成为不少教师的困扰这一亟需重视的现实。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自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针对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明确表示坚持师德第一标准，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并严肃惩处后，很多违反师德师风的案例被曝光，但伴随着这些“真问题”被发现，不实的“扩大化举报”也开始出现。
部分家长仅捕捉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影子就举报，与事实相去甚远。如据报道，有老师因晚了三小时回复家长信息或者作业布置得“太少”而被举报；还有老师入职第二天就被家长举报没有经验、带不好班……湖北一所公立小学的李老师被举报过十几次，甚至因为点外卖也被家长举报，理由竟然是“身为老师，在小孩儿面前吃外卖，小孩儿回家缠着家长，也要点外卖”，荒唐得让人哭笑不得。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本是为了劝勉教师群体恪尽职守、立德树人，举报制度运用得当，也可以起到监督师德师风建设、督促教师进步的作用。不少类似体罚学生、性骚扰学生、学术不端、有偿补课、收受礼金礼品等违反师风师德的案例，就是通过家长、学生举报而得到关注和解决的。健全、科学的举报制度，可以为学生、家长发声，从长远看，也有利于良性师生关系建设。
但是，如今被“扩大化”的举报，却已经远离了事实，让老师们闻之色变。因为，一旦被举报，就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无妄的麻烦之中，往往要耗费大量心力寻找证据、自证清白。如此一来，一些老师不得不被动“躺平”，为了避免被家长“挑刺儿”而选择不管事、少管事、不说话、少说话，着实令人遗憾。
无疑，“扩大化举报”把教师进一步置于家校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当前对教师发起举报的门槛很低，一个电话、一封邮件，甚至一条社交媒体动态，都可以开启对被举报老师的审查。另一方面，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司法部门，对失实举报的处理都仍欠缺力度。如据《半月谈》调查，仅在2021年，就有7起幼儿园虐童、性侵等不实举报舆情，但事后多数举报者并未受到法律制裁。
▲安徽合肥市和平小学第三小学，王泠老师在上音乐课。图/新华社
实际上，学生每天都在学校度过，家长和学校老师之间因为各种问题产生分歧甚至矛盾，都属于正常现象。但推动问题解决、提升教改质量，依靠的应是对教育的共识，而非不实举报式的报复。简单粗暴待之以“举报”，也在无形中消解了可能的沟通渠道。
此外，这种“扩大化举报”还可能使举报制度失去公信力。而作为家长，滥用举报权利也会对下一代产生错误示范，让孩子们丧失学习正确应对矛盾和冲突方式的机会。
可见，消除“扩大化举报”的负面影响刻不容缓，但这不是单独一方就能独立担负的责任。除明确举报主体的权责、完善举报流程机制外，面对失实举报，更需为教师提供必要的制度性保护。
今年8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相关负责人对此明确表示，要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公开正名；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积极态度，是对教师也是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坚定支撑。
其实，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地“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试想，如果老师们有限的精力都用在时时提防举报上，时时需要举证、自保，甚至不得不“躺平”，又怎能期待提高教育质量呢？
而这一切的背后，更重要的还是教育观念的纠偏——教育的责任是需要分担的。一些家长把教育的责任和对子女未来的期望全部转移给了学校和教师，这也给老师们带来了不能承受之重。本着对教育负责任的态度，也别再让“扩大化举报”逼迫老师们“躺平”了。
撰稿/公羽（新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