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023年7月，笔者分别在长三角某副省级城市城郊街道Y街道、珠三角广州市南沙区L镇城郊村L村开展村治调研，在两地都关注了当地随迁子女教育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研访谈。Y街道与L镇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口，其中，很多外来人口子女在两地随迁读书。
调研发现，同是东部发达城市城郊地带，两地随迁子女面对的教育生态却有着十分有趣的差异，在Y街道，未在本地买房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集中在街道中心小学下属的Y校区就读——该校区原为民办学校，近年来民转公，成为街道中心小学的一个校区，主要招收在本地无房无户的外来人口子女，是包含附近几个街道的片区范围内仅剩的几所招收随迁子女的学校之一了。
在L镇，随迁子女则按出租房所在地就近积分入学、与本地学生混班就读。在两地的调研我发现两地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小学就读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有比较大的差异，这引发了我进一步思考其差异的核心是什么？背后又凸显了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什么样的核心问题？基于两地的比较，我尝试进行分析。
一、发达区域城郊地带教育生态差异
在珠三角广州南沙区某镇城郊村L村调研，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当地涌入大量外来务工人口，随迁子女数量也不断增加。在L村小学，目前有900多名学生，其中，通过积分入学政策入学的外来学生占五分之三左右。
本地小学随迁子女与本地孩子采取混班制的就读方式，访谈中，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都认为学校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不存在心态与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许多本地受访者指出，在班级中外地孩子一般学习更加努力，成绩更好，他们认为这很正常，外地人更加重视教育，子女成绩好很正常。本地父母并不会因此而产生教育竞争的焦虑感。
在访谈中，L小学副校长也和我们说：
L小学去年招收130名积分入学学生，这些学生大多都在本地读的幼儿园，与本地学生同在一个社会环境成长，没有什么差别。本地人外地人混班，课外活动也是一起。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文化不会产生区隔，他们在这里出生、读幼儿园，受到本地文化的熏陶，对老家的文化还更加陌生。都不感觉那些外地人是外地学生了，老师都没有本地、外地学生的意识和感觉了。
反倒是外地父母更加重视子女教育，而本地家庭普遍比较富裕一些，对子女教育方面有时候就没那么下功夫。外来人经济条件比较紧张，在市场体系中的切身经历，使得他们希望让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对孩子管理、教育比较严格，对小孩的兴趣的培养更加强一点。外省的教育氛围、学习氛围比较浓，对学习抓得比较紧，他们成绩比本地学生好很正常，人家更努力，是应该的。
这与笔者在长三角某城市Y街道的调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年来，该城市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将招收随迁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民转公”，由财政统一负担办学经费。在该城市Y街道，中心小学新校区建成后，老校区转交民转公学校使用。该民转公学校成为中心小学的一个校区，由中心小学下派校长统筹管理，主要招收在本街道无房无户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在政策调整之初，区教育局与街道也曾考虑过将所有学生都安置到新校区，并作出了相应的尝试，但设置了单独的班级，老师们都将试验的两个年级的两个班称为Y班，以示与中心校区本部班级的区别。不过，Y街道在试验两个年级之后又取消了合校的规划。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一政策的出台引发了一些在本地买房落户的新*市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子女才有资格到中心小学读书，凭什么现在又调整政策，因此，部分家长在政府网站进行了投诉。
目前，Y校区的校长彭校长原为街道中心小学老师，作为本地人，在郊区城镇化过程中成为城市中上阶层。访谈中，彭校长将学生家庭区分为三类，本地人、新*市人、外来务工家庭，问及关于本地学生、新*市人以及随迁子女之间的差别时，彭校长认为，本地家长都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在城镇化过程中本地家庭通过拆迁获得了多套房产后，许多家庭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都会去教育资源更为丰富的主城区再购置房产。在子女教育方面更加注重精细化培养，也更注重家校之间的协作。
而能够在本地购房落户的“新*市人”大多是做个体生意的，虽然在经济上能够为子女教育提供支持，但因为忙于工作往往缺少对子女的陪伴与教育。访谈Y街道中学副校长时，她也证实了彭校长的看法，在这位副校长看来，新*市人，虽然在本地买了房，但资产并不多，收入也相对不是很高，大多都比较忙，不少家长无暇管孩子，有的家长也管不住孩子。而本地人的孩子小学毕业后，一半学生会流向城区优质学校。副校长认为，这使得Y中学生源质量越来越差，教学质量也相应变差。
在彭校长看来，相比于本地家长及新*市人，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一方面在观念上不重视子女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无法兼顾工作与子女教育，收入难以负担子女的课外培训等支出。不仅如此，许多外来务工家庭为多子女家庭，年龄较大的孩子放学后还要回家照顾年龄较小的孩子，有些孩子还需要从事家庭生产与家务劳动。在彭校长这样的本地人看来，这是家长“不负责任”、不重视子女教育的表现。在他看来，许多外来务工家庭仍然秉持着“读书的料”的教育伦理，如果孩子是“读书的料”，这些家庭会在教育上做出更多的投入，包括努力在务工地购房落户。如果孩子没有学习的天赋，家长则不太重视子女的教育。
我们学校的学生实际上并不笨，但读书状态感觉和70后这代人差不多。学生中“阿白”也就一两个，但其他的都比较野，家里不管，也不上培训班。在我们学校老师不要想着打卡什么的，老师要当家长不存在，成绩表也不要期望父母签字。放学一定要让他们回家，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少来接孩子，特别是五、六年级基本没有家长来接孩子，他们需要自己回家，所以一定要准时回家，不然家长会担心。这些外来务工家庭还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只有确实是“读书的料”父母才愿意拼命供他们读书。许多孩子回家要帮忙干活、照顾弟弟妹妹。也有成绩很好的学生，来的时候底子还可以，但是家庭经济条件支撑不了，输在起跑线上没办法。
言谈间，彭校长以及其他受访老师并不认可这些外来务工家庭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在教学过程校方也相应降低了对于该校区学生的成绩要求，考核上只要求该校区学生平均成绩与中心校区学生保持一定的差距即可。
例如，一条教师奖励机制规定，若Y校区学生考试平均成绩和中心小学相比，差距在一分范围内，任课老师奖励800元，若平均分相等，奖励1600元，若考得比他们还好，奖励2400元。然而，绝大多数时候，Y校区学生成绩只能努力保持在和中心小学一定的范围内。Y中学副校长在访谈中也认为，随迁子女和本地学生差异比较大，班主任、老师都很怕随迁子女。许多外来务工家长不管孩子，很多外来务工家庭在这里租房子，家里连一张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一些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差、学习环境差，成绩自然也就比较差。
二、社会阶层分化与教育区隔
为何在中国东部沿海最发达的两个地区，随迁儿童面临的教育生态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为什么在珠三角城郊地带，本地人与外地人在子女教育观念及行为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乃至教育区隔？为什么外来务工家庭及随迁子女可以与本地社会相融合？但在长三角却出现了相反的教育生态？所谓教育观念与行为的分化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教育区隔，背后的核心是社会分化与阶层区隔的发展程度。
珠三角地区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路径、土地制度实践与村庄集体社会为本地人创造了集体经济分红与房屋出租收益，一方面使得本地村庄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没有被瓦解，本地人之间的社会分化不大。在当地，大多数本地家庭的收入都分为三类：集体经济分红、房屋出租收益与务工收入。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集体经济分红、房屋出租收益差异不大，且占家庭总收入一定的比例，成为一种集体福利保障。宗族文化结构与集体福利保障使得当地人生活较为舒适，充足的市场就业机会使得本地人不用面临过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也使得本地人就业类型与收入较为同质化。因而本地家庭社会分化不大，对未来预期较为稳定，因而在子女教育方面没有特别强的教育竞争焦虑，不会进行过多的教育投入。
另一方面，本地的集体经济收入绝大部分并非来源于产业经营与市场投资，而是来源于物业出租，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收入由外来务工人口贡献，而房屋出租收益也是由外来人口直接贡献，本地人与外地人形成了利益共生关系。外地家庭在本地务工收入一般比本地人务工收入高，与本地家庭总收入差异不大。这使得本地人与外地人不会产生阶层区隔与社会区隔。
长三角地区则大不相同，在城市化过程中，本地村庄土地被征收，农民在居住、身份与观念等层面都逐步市民化，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参与到全国劳动力市场竞争体系当中。外来人口则聚集在城中村或老旧校区，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与本地人在生产生活上形成一定的社会区隔，在经济收入与教育行为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与区隔。这就使得长三角地区随迁子女所面临的教育生态与珠三角地区有较大差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珠三角城市化较为彻底的中心区域，同样呈现出与长三角较为相似的教育特征。这显示出，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中产阶层为了子代维持阶层地位或实现更近一步的阶层向上流动，就必须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在普职分流等教育政策以及教育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均衡供给等因素的影响下，这些中产阶层卷入了激烈的教育竞争之中，形成了新的教育伦理，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区隔，给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带来了诸多困境。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区域差异显示出了在压缩式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我国不同区域在多因素综合下产生的巨大区域差异。在珠三角，本地村集体及村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了大量的地租经济收益。特别是在珠三角早发地带，村组集体掌握了土地的开发权与经营权，村民因此成为土地食利者，获得了地租经济与集体分红等保障，这使得他们在市场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像长三角村民那样被快速推入城市化进程当中，完成市民化转型，也就不用参与到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体系当中。
并且，珠三角村庄社会内部社会分化不大，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口的分层也就不像长三角那样鲜明。这使得许多本地人在村庄内生活，子女在村小接受教育，没有产生激烈的教育竞争。
当然，由于在珠三角村集体与村民分享了大量的地租经济收益，这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与统筹能力相对较差，也导致了珠三角一些城市公共教育财政资源投入不足，整体上来看不能够满足外来务工家庭的教育需求，许多随迁子女只能进入收费较高的民办学校。但从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社会分化与教育区隔来看，在结果上又呈现出并没有那么鲜明的奇妙状态。
特别是在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方面，从Y街道与L镇的对比可以清晰看到，长三角城郊地带的快速城市化使得当地村民进入城市中产阶层序列，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带来了本地人与新*市人以及外来务工家庭之间的教育行为的差异，当本地人用自身的教育观念来审视外来务工家庭乃至新*市人的教育行为与教育观念时，许多人会产生与彭校长相类似的观点与结论。
然后，从Y街道与L镇的区域比较，我们却可以发现，在Y街道，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新）中产阶层很快形成了一种“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新教育伦理，在这种新教育伦理观点之下，外来务工家庭乃至新*市人的教育行为与教育观念自然会被视为是非常“落后”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不同阶层的教育观念产生了差异，教育层面的“区隔”由此被生产出来。
三、城市中产阶层的新教育伦理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让较早在城市安居就业的市民分享了相对更多的发展红利，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大潮下，这一批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先一批城市中（上）产阶层。中国的这一批城市中产阶层有以下几类特点：
首先，在就业上，两代人乃至向上几代人主要从事正规就业，社会保障完善，收入相对较为稳定。
其次，在教育上，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与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获得的高度挂钩，这一群体更便捷地享受了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机会较多，对于教育也更加重视，因而这一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通过教育获得了较高人力资本，进而大多从事正规就业，在市场化浪潮下获得了更大优势。
第三，在家庭资源积累上，这一群体代际资源积累相对丰厚，一方面是由于两代人乃至向上几代人收入相对稳定，社会保障完善；另一方面还在于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实施，使得城市家庭少子化趋势发展较快，家庭资源在代际传递过程中不会因分配而分散；此外，通过婚姻的阶层匹配机制，亦更加有利于资源的代际集聚。而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积累上，城镇家庭的资本类型及其特征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相契合，因而发挥了重要作用。
家庭积累、教育、就业等方面缓缓相扣，使得这一批城市中产阶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具有优势地位。不过，要维持并且彰显这种优势地位，应对社会流动中的阶层竞争，则需要他们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投入，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再生产。之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教育投入是最重要的方向，不仅是因为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还在于，中国的社会流动速率虽然在逐步降低，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高的位置，并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阶层固化与区隔的发展趋势，因此，阶层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体现在布迪厄等学者所说的“格调”“品味”的区隔之上。
源源不断的、体面进城的“新市民”给“既得利益者”带来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因此，保持优势地位仍需要这一批人积极参与到同一个赛道——教育竞争——中来。由此我们便看到，在中国，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最多、最为焦虑的群体便是城市中产家庭。
如尹秋玲（2022）所言，城市中产家庭的教育模式背后是一套新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伦理，在这种教育伦理下，城市家庭教育模式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择校。在婚恋、购房、职业等抉择中，教育资源与学校质量成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第二，学校减负，家庭加压。学校不断强调素质教育，强调要给学生减负，教培市场却迅速做大，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更大，学生课外学习时间越来越多，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在综合素质培养上，家长投入也越来越多，力图让子女在综合素质方面全方位发展；
第三，保姆式陪伴，精细化培养，亲子关系变化。传统社会中，家中劳动力要从事繁重的生产活动，未成年人也要参与到家庭生产与家务活动中，但在许多现代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中，未成年人不需要参与到家庭生产生活当中，家庭则需要参与到子女的生活学习当中，有着稳定职业与收入的城市中产家庭在下班时间，有着较为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与陪伴之中；
第四，家校关系的密切化。在新教育伦理下，家庭在儿童教育上的责任被不断强调，因此，家庭不仅要深度参与到子女教育成长之中，还要进行深度的家校合作，共同发挥作用。
四、阶层分化与随迁子女教育困境
城市中（上）产阶层的新教育伦理与精细化培养模式不仅在中上阶层中扩散、发挥影响，还会弥散到整个社会之中，自然也会影响着基层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毕竟，教师这一群体也是十分典型的城市小中产阶层。于是，在教育者眼中，这些进城务工家庭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模式成为了“不负责任”“耽误子女”的行为。这给进入城市务工的新生代父母带来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随着这种观念的扩散，中下层家庭特别是进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模式都会被逐渐影响。
这也导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将会继续看到这样的悖论：制度区隔越被打破，教育政策越“公平”，农家子弟面临的教育困境越大，无论是流向中大城市的随迁子女，还是涌入县城的“流动中的留守儿童”，抑或被“剩”在乡校的儿童，每一类家庭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教育困境，这种困境正是由于阶层分化以及新教育伦理的扩散而导致的。与城市中产阶层同处一个空间的随迁子女面临的教育困境尤为值得关注。
当前，关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学者主要关注点及立场在于，如何破除制度区隔，特别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区隔带来的教育权等公民权利的不平等，保障随迁子女在父母务工地享受公平的教育权利。这当然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也在不断推进相关制度与政策的改革：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改革随迁子女就学机制，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坚持“两为主、两纳入”（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要“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2021年，教育部强调，各地均不得要求家长提供计划生育、超龄入学、户籍地无人监护等证明材料，精简不必要的证明材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仅凭居住证入学。
2023年，公安部牵头推动各地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然而，制度造成的区隔与不平等可以通过制度的变革逐步减小或消除，结构性的区隔却难以通过个体的能动性与制度的改革被撼动。随迁子女在城市特别是中大型城市就读，面临着双重的结构性区隔：一是阶层分化所引发的区隔，二是教育伦理差异所带来的区隔。制度壁垒打破后，只会消除不合理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成本，却没办法解决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教育区隔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向城市特别是中大型城市的集聚，意味着工作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必然带来家庭支出的提高。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作为相对弱势阶层，往往需要家庭代际合力、高积累低支出的方式来实现体面进城。举家迁移进城以及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必然会改变外来务工家庭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提高家庭开支，使得这些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也就导致他们无法在子女教育上像城市中产家庭那样进行密集的资源投入以及精力投入，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进行择校、精细育儿、经营家校关系，但是，同在城市就读，中产阶层的新教育伦理又时刻影响着他们，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因此，政策壁垒的逐步打破，不合理制度成本的逐步消除，只是相对简单的第一步而已。真正需要思索的是，制度区隔破除之后，我们如何面对汹涌而来的“现代病”与“城市病”，即，阶层分化与阶层区隔带来的教育分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问题该如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