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一 明代书院，庠声序音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不但将书院降级,还将书院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予以切断。
紧接着,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下令将书院训导革罢,其弟子生员则归于邑学,此举无疑使明初书院遭受重创,史载“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明代书院遂进入长达近百年的沉寂期。由于彼时书院尚且成一片颓势,其历史教育也难以谈起。
洪熙后,官学中的读书人为博取功名利禄,求得进身之阶,大多终日驰骛于经书记诵之中,久而久之,各级官学的师资及生员素质都大为下降。虽然自明仁宗后,历朝都有人对官学的弊病提出整改措施,但累不见效。
在官学弊病百出且又不能得到有效纠正的情况下,书院在成化、弘治年间又重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据统计,明代共建复书院1962所,成化后一百八十年间所建书院为1819所,年均超过10所。在复兴后的书院中,历史教育占有重要地位。
二 明代书院，以儒为重
明代书院在进行历史教育时,十分注重对教育规律的运用,主张依据学生的资质和接受能力去进行教育,不对学生做统一、死板的要求。在“四书”“五经”于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明代书院在进行历史教育时,也强调要由主到次、突出重点,并注重及时检查学生的自学成果。同时,由于讲会在明代书院中大兴,故依托讲会便成为其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
古往今来,学校中学生的资质始终不会处于同一水平,故对其要求也应因人而异,明代书院在进行历史教育时就很好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明代书院既然以科举为导向,那么历史教育的内容就必须按照其在考试中重要性的大小,遵循由主到次的原则去取舍。
明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在为白鹿洞书院所作戒规中，要求院生读书必须循序,不能越级,在次序上应遵从先《小学》,次四书五经,再次御制书、史、鉴等,对以上诸书的学习不做统一要求,让学生各随资质高下进行。”
明代书院采取的以学生资质为依据,同时突出学习重点的历史教育方式,既能使学生在最大程度上丰富历史信息和高效地掌握历史知识,又可以使其不迷失于科举考试的重点之外。这充分体现了教育学的“整体性”“有序性”和“适度性”原则,对于我们今天大学及各级中学的历史教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明代书院对历史教育的引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二是学习历史的方法和态度。明代书院既然重视对“圣道”和“天理”的体悟,那么其历史教育便突出强调与儒家纲常名教的结合,要有助于修身养性。
万历年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谈及孔子表彰“六经”之目的时,认为：“经乃常道,孔子删定六经旨在昭往云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
其功效犹如日月照耀万古,譬诸雨露润泽万古,学者如能读一字便体会一字,读一句便体会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日就月将,持之以恒,那么才高意广者,必能“抑其飞扬之气,俾敛然思俯而就不淫于荡”;笃信谨守者,定能“开其拘曲之见,俾耸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显然,泾阳先生认为“道”包含于“五经”的内容与笔法之中,对其学习的意义就在于修身明理。
万历七年(1579),湖南提学副使黄希宪在为石鼓书院所作训义中亦言:“学于古训,期有获也。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也。”他同样是站在“涵养品行”的出发点上来看待书院的历史教育。
明代书院对历史学习态度的引导,主要强调须勤奋刻苦和坚持不懈。万历六年(1578),聂良杞在河南百泉书院训诫诸生时言:“夫业广惟勤,天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其核心就是强调院生要持之以恒地下苦功。
同样是强调不间断地勤学,江西白鹭洲书院为院生指出的方法是建立“日课簿”,要求学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所用功夫登入簿内,“或看经书若干,或读论、策、表若干,或看过《通鉴》《性理》若干,或看程墨及时艺若干,或看古文若干,各随意见力量,但要日有日功,月无忘之”。
自古以来,学习始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对历史的学习更强调积累,唯有避免“一曝十寒”,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明代书院强调“日有所学,日有所得”,其良苦用心亦在于此。
但学习只靠学生自律是不行的,还需要师长的有力监督,故陕西弘道书院要求教官定时检查学生前一日对经史书籍的记诵情况,聂良杞更是以辉县知县之职亲自稽查百泉书院诸生的日课情况,所以督查也是明代书院进行历史教育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明代书院，彰显心学
明初,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出于维护统治和树立政权合法性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正肃纲纪和安定秩序的举措。程朱理学由于着力于对“伦常”和“礼法”的阐释,故而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并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
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无论举子应试,还是学者发表言论,都必须以钦定之《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为依据。因不允准个人有不同的见解与新的阐述,其思想内容逐渐僵化。这不但极大地压制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同时也造成了学术的固陋和荒芜。
在沉闷的学术氛围之下,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一些知识分子无力改变,就只能通过“夸大内心世界来消解这种不合理性”,致力于到内心深处去探寻外部世界的“理”,这就促成了明代中期心学的兴起。由于明代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家普遍有从教书院的经历,他们在书院中进行的历史教育也有着很强的心学色彩。
明代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后学,都主张通过反思来识得“心体”,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由于他们长年在书院中传道讲学,故其“心学”思想也对书院的历史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明代书院作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五经”,在王阳明、薛应旂等心学家看来,皆与历史教育联系紧密。
王阳明认为“五经”:“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薛应旂亦言:“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经史一也。”
由于王、薛均为明代大儒,且都长年致力于在书院中讲学,故他们“五经亦史”的思想在明代书院中影响很大。这不仅带动了明代书院对以“五经”为主的历史教育的重视,也给书院的历史教育赋予了很深的心学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经书内涵的阐释上。
王阳明认为“五经”乃是“常道”:“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予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由于心与性、命相通,常道便存于心中,故“六经”乃“心之记籍”。其中《易》为“心之阴阳消息”;《书》为“心之纪纲政事”;《诗》为“心之歌咏性情”;《礼》为“心之条理节文”;《乐》为“心之欣喜和平”;《春秋》为“心之诚伪邪正”。
由于“五经”在人心中如同产业库藏之实积,故阳明先生认为对其学习应与“反求诸己”“体问内心”相结合,从而达到“正人心,黜邪说”的目的。王阳明把“六经”俱归于心,主要还是针对读书人驰骛于辞章记诵,不重视内心自省,以致道德败坏、士风日下的时弊提出的。
此外，湛若水作为明代与王阳明齐名的心学家,生平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其师白沙先生陈献章。湛若水在书院中进行的历史教育同样极具心学色彩。正德年间,湛若水在广东南海创建大科书院,令诸生于院中除要精熟本经、“四书”外,还须旁通他经、性理、史记及五伦书以开发知见,并且提出这些知见“非由外来也,乃吾德性之知见,书但能警发之耳”。
他认为“五经”和《史记》中所包含的知识、见解和哲理原本就贮藏在每个人的心里,读上述书籍就是要把这些心中的见识启发出来,其历史教育的心学色彩一目了然。
王、湛等人大力提倡和传播心学,乃是要在官学教育失败的情况下,“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和败坏的人心”，从而挽救“纪纲不振”的社会现实。史事因具有独特的“鉴戒”和“教化”作用,王、湛等人自然乐于将其引入心学体系之中,而阳明、甘泉等的大部分学术活动又依托书院展开,这就使得明代书院的历史教育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的烙印。
结语
明代书院在目的上虽是为匡救官学生员驰骛于经书记诵的弊病,但院中诸生毕竟不能摆脱国家选士制度的制约而求得进身之阶,故书院历史教育也必须要在其中贯彻理学的精神才有存在的必要。笔者认为，历史教育的说教性被充分加强,这是官方意识形态作用下明代书院历史教育的显著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明史》
《文史通义》
《宋元通鉴》
《中国书院史》
